这是一个典型的“人云亦云”的逻辑思维和报道模式：
高位→权力→高尚→廉洁→称颂式报道
反之：
腐败→犯罪→失去高位→失去权力→龌龊→揭批式新闻
事实上，这样的媒体报道模式已经脱离了警犬新闻的宗旨。一条称职的看门狗，既不会任何时候都默不作声，也不会毫无原则地狂吠不止，更不会亦步亦趋，看见别的狗不叫自己也不叫，听见别的狗叫，自己就跟着叫。
称职的看门狗会时刻警觉一切危险，并且在危险来临之前，大声喊叫，提醒主人，排除危险，避免损失。没有危险的时候，称职的看门狗亦不会在一旁酣睡，或者逃离岗位，围着主人摇尾乞怜，做宠物狗做的事，它总是警觉地倾听，观察和搜索。
即使主人毫不相信它的警示，称职的看门狗也绝不会放弃，它甚至不惜被主人责骂和踢打，在主人的脚背上狠咬一口，也要让主人注意到前面的危险。对于它来说，防范危险的来临胜过保护自己的生命。
中国政府反腐倡廉的力度越来越大，它无疑将给人带来令人振奋的未来。但是，当腐败案件中所涉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时，除了探寻构建有效监督防范的法律机制之外，我们是否应当思考一下新闻传媒看门狗功能的表现和作用呢？
警犬新闻，也有译为“看门狗新闻”，对应的英文为“watchdogjournalism”，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关于民主政体里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根据新闻传播学大师麦奎尔（McQuail）的解释，警犬新闻是媒体所承载的个人基本权利——意见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直接延伸。这一比喻的背后，意味着媒体承担着公共讨论平台的角色，拥有不当行为的调查员身份，是权力和知识垄断的反对者，真理、自由和民主的扞卫者。而这些功能，尤其是对社会大众而言，警示和监督功能的实施与否至关重要。
这就是看门狗新闻
（美）莫雷·马德尔
……在美国，公众对媒体在美国体制中地位的了解极为匮乏。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因是，媒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过于遮遮掩掩。
要更加理解看门狗新闻，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揭开媒体的面纱。必须帮助公众弄明白媒体会做些什么，以及为什么《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会留下横扫一切的“新闻自由”的法令。
对权力滥用（abuseofpower）的担忧是美国大革命期间的一股警世力量，它持续至今，并成为一个媒体追求挑战精神和完全独立的最强有力的理由。
因此，这就注定媒体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确保自己行为诚实、公正，并且进退适宜。
新闻是厚颜无耻和谦恭良顺的奇特混合体。我们这一行里的有些人往往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就像调制马丁尼——比如，五份厚颜无耻兑一份谦恭良顺，如同混合杜松子酒和苦艾酒。有些人则将这一比例调至十比一，而那些极端分子似乎只用杜松子酒，甚至连一丝谦恭良顺都不用。
干媒介这一行，没有任何人可以向别人强加规则，尤其是在行为准则方面。你也许会认为这是媒体的一种自由。但我们确实应当拥有我们自己的信念，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将我们自己与粗鲁、无礼的行为分开，既不会成群结队埋伏等待突袭莫妮卡·莱温斯基，也不会在电视访谈中对着参与者狂呼乱叫，装模作样像新闻评论员。
毫不奇怪，公众看到的就是他们从整体上评判媒介的基础。如果我们希望公众在下一个千年里将我们视为权力运用的坚定可靠的看门狗，既不攻讦我们也不恭维我们，那么，我们必须培养值得这种尊重的品质。
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在我看来，看门狗新闻毫无疑问就是侍机而动、猛烈直接的调查性报道。它始于一种精神状态，接受作为公众代表的责任，在任何一个场合都要问出具有穿透力的问题，从市委员会到州议会到白宫，在公司办公室里，在工会大厅里，在专业人士的办公室里，不漏掉任何相关的观点。
作为维护民主的一种工具，看门狗新闻并不需要寻求一个新的角色，如公共新闻或市民新闻。只要它如最初那样有效运行，它就是公共新闻。它就是这些概念中最有意义的市民新闻。
问题——你能够为“看门狗”下个定义吗？
答案——如果你问美国的发行人：“你们涉足看门狗式的报道吗？”每个人都会说：“是的，我们当然这样做。”但我想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就像新闻业中的任何一个概念，你无法制定出绝对的规则说这就是看门狗新闻而其他的都不是。所以我认为有人试着将注意力放到了这个概念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去报道一条新闻，我无所动作，好像我去那里只是听某个人说点什么。如果那就是我要做的，那么我只是一个速记员。就我而言，我应当思考对方说的话，他是否在回答我的问题，而我，作为公众的虚拟代表，是否该问一些其他事情。新闻业的稀奇古怪之一是，我从业越久，就会对自己直接从事最简单的事情的绝对能力越没有信心。现在想想这个问题：对于一则你认为绝对准确的关于你自己的新闻你读了多少遍？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是准确无误地报道两个人之间的一次谈话。每个人对谈话中发生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诠释。这就是需要谦恭良顺的地方。
我在哈佛学到的一件事是学术化的策略手腕——回避问题，让记者困惑……我见过乔治·邦迪、沃尔特·罗斯托和小亚瑟·斯莱辛格（他们都曾经到过华盛顿做总统顾问），他们各自都有一套学术化手腕，我要学习的就是如何识破它们。林登·约翰逊因此对邦迪印象颇深，邦迪会说，这种情况下有四个因素。我所学到的就是非常仔细地倾听，并且认真思考刚刚听到的内容，因为你思考，就会发现也许并不只有四个因素，也许有五个或七个。而邦迪就这样已经控制住你了。
对我而言，看门狗新闻记者总是处在斗争环境中，因为他总是试着挤出时间进行思考。华盛顿公共关系的整个过程就是用大量的“伪信息”（pseudo-information）淹没你。除非你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秘诀，否则要一边记录一次复杂的对话，一边思考针对对方说法中的漏洞想要提出的问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的大脑无法同时做两件事情……
让我再说得更具体些。我在哈佛的那一年，路易斯·里翁斯有一天说：“有个家伙可能是你们都想见见的。他是个德国流亡者。”于是，他带进来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名叫亨利·基辛格。我记不得亨利那次说了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我确信他也一样。令人奇怪的是，他去了华盛顿后依然像一个哈佛教授那样行事。我前往白宫见他。办公室里有一块黑板，他开始在上面画方框。他用图表向我解释他将在华盛顿运作的结构。这种方式持续了大约30或40分钟，他在黑板上已经画满了方框和箭头。然后他退后一步，洋洋得意地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你这种练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控制住整个官僚体系吗？”他看着我，笑笑说：“是的。”（卡特总统的首席国家安全顾问）布雷泽金斯基也做同样的事。这就是我所说的看门狗。
在越南，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外交官员之一是菲尔·哈比博（助理国务卿）。他热衷于为越南设计整个统治机构的框架——法院、议会和行政部门。他对自己所作所为很感自豪。他解释了这个框架，然后说：“你认为如何？”我回答说：“你认为你在别人的国家里能实现这个吗？你为他们设计出了一个包括法院、议会和行政部门的体系，但我们能在另一个国家里做到吗？”哈比博说：“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谁又能做到呢？”我说：“这点我知道。”他说：“我们在韩国在日本都做了，而且很成功。”我说：“好吧，但也许在这里未必……”这，就是我所说的看门狗新闻。
“慈善国宴”里的传媒闹剧
每到岁末年终，人们总喜欢回顾既往展望来年一番。南方一家周报在年终特刊里感叹，尽管缺少“大事件”，但2004年的中国传媒仍“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和非凡成就，那就是众媒体携手作战、互相呼应，在众多事件的报道过程中表现出了令人敬畏和感佩的整体力量。”
中国人的传统，大凡作总结，都是说好的多，说差的少;谈喜的多，话悲的少。我却偏要例外，揭揭媒体的丑。
前面的总结有一点不错，现在的一则报道，总是有很多媒体参与其中。好听点叫“携手作战、互相呼应”，难听点就是一窝蜂前冲，赶趟似地凑热闹。
年初的马加爵事件，随后的赵忠祥和饶颖之间的恩怨，再以后就是刘翔、田亮等奥运冠军进军娱乐界的传闻，一次次把媒体的这一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什么咋唬什么惹眼就报道什么。到了岁末，一条“慈善国宴”的消息，又搅得人眼花缭乱，不明就里。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这条消息前前后后的报道：
12月28日，各网站转载《新京报》消息，《我国将办慈善晚宴捐款者与领导人共进春节国宴》，导语表明这一消息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宣布”的;
12月29日，《新京报》再度发布消息：《慈善国宴本周末售票累计捐款百万优先入主席桌》，报道称“中国扶贫基金会扶贫之春春节国宴联谊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冯志斌”介绍了这一消息;
12月30日，合肥报业网《江淮晨报》跟进消息，《春节慈善国宴3.8万元主席桌贵宾票一日售罄》，称记者进一步了解到，“报名者必须填写‘国宴联谊会回执表’。”
12月31日，峰回路转，《北京娱乐信报》发布消息《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慈善国宴的报道作出澄清》，消息说，“昨日，活动主办方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属中国消除贫困奖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澄清，有关报道所指‘国宴’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纯属捕风捉影。”
同日，新浪网转载《新闻晨报》消息，《中国扶贫基金会：设宴筹款扶贫被过度炒作》，称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关部的工作人员于署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是有人在炒作，我们没有说过要设‘国宴’筹集扶贫资金。”
这“慈善国宴”的消息从放出到收回，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让人头晕目眩。我们先来看看媒体报道中几个关键词的变化：
12月28日，《新京报》消息标题里有“慈善晚宴”和“领导人”两个关键词，正文中这两个关键词的对应词分别是“春节国宴”、“慈善晚宴”和“相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2月29日，《新京报》消息标题里有“慈善国宴”这个关键词，正文中消息源亦反复提到这个关键词;
12月30日，《江淮晨报》消息标题里为“春节慈善国宴”，正文中出现“国宴联谊会”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座位”等关键词;
再来看看整个过程中相关方面的反应：
12月28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扶贫之春春节国宴联谊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冯志斌对《新京报》说，“活动组委会接到了近百个咨询电话，致电人多数对慈善国宴的这一创新扶贫形式表示认同，部分还要求报名参加。”
12月29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江淮晨报》记者，认为“将此次晚宴称之为‘国宴’尚不确定……”;负责报名工作的周小姐则告诉记者，“位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座位旁，标价38000元的4张‘总统贵宾席’已经销售一空。共50张28000元/位的元首特别席位也已经销售一半。”
12月3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属中国消除贫困奖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对《北京娱乐信报》称，“慈善国宴”报道纯属捕风捉影;是报纸把“领导人”理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晚宴”理解为“国宴”。
同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关部工作人员对《新闻晨报》说，“慈善晚宴”的报道是“炒作”。
根据互联网上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新京报》方面对此没有任何表态，而相关的广告公司也没有任何说明。
不过，《京华时报》记者刘薇在2005年1月1日题为《“慈善国宴”面临流产》的报道里说：“新闻发布会当天，提到联谊会时，组织方一直使用了‘国宴’这个词。有记者提问，用国宴的方式筹集扶贫基金是否尚属首次。当时接待记者的扶贫基金会官员回答，晚宴筹集基金不敢说首次，但用国宴的方式肯定属首次。此外，负责此活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留的名片上也印有‘中国扶贫基金会扶贫之春春节国宴联谊会办公室’字样。”
一个普通的春节慈善筹款联谊会被演绎为“慈善国宴”，然后又被当事一方否认，这样的事情似乎并不太严重。对于花了万把块钱人民币购买总统贵宾席的大款们而言，也不是太大的损失，权当是被新闻媒体和广告公司幽了一默。
如果诚如主办方所言，问题一是出现在媒体肤浅的理解上，居然能将“晚宴”理解为“国宴”，将“领导人”理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问题二是他们委托的广告公司打擦边球，那么，我首先要建议这家媒体着实该好好举办基础知识培训班，给自己的编辑记者补补课;其次建议好好调查一下这家广告公司，它是怎么敢如此欺诈捐款者的？
如果这家媒体觉得冤枉，事实上是整个报道过程中它被有意无意误导了，成了那些打擦边球的人的受害者，那么，我首先建议它公开采访的细节，说明信息的来源，然后进一步调查事情的真相：谁在打擦边球，为什么打擦边球，有谁将会在这场闹剧中受益，然后公之于众。当然，待事情有了个交代，再好好总结，自己为什么轻易成了这出闹剧中的一角，重新认识新闻业的原则：“核实，核实，再核实”。
有人会说，这样的闹剧哪天不上演，哪个媒体不会遇上一两回，犯不着如此认真，小题大作。差矣。如果连慈善捐赠和国宴这样神圣的事情都可以拿来利用，那么，还有什么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的事情不是小事呢？
如果媒体任由这样的闹剧演绎下去，甚至自己参与其中，乐在其中，新闻的公平和正义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虚假新闻之困
虚假新闻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新闻媒体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新闻界来说，2007年的7月似乎是多事之秋：先有北京电视台曝出不法商贩用纸箱做包子馅，后来被指是假新闻，判了；后有济南7.18大暴雨，一个女网民在网上发贴质疑某商场里是否死人，随即被商场举报，抓了；7月底，京城有媒体报道北京七月飞雪，很快专家否认有媒体又说是某公司拍片用了人造雪，不了了之。
纸箱馅包子事件的主角现在获刑1年，济南因言获罪的女网民现在沉默了，而关于北京七月飞雪的报道是否真实也无人再关心了。尽管这一幕幕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不明白这世界到底怎么了，但总归天下太平，闹过也就算了。
但物价涨得太快，确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其是猪肉，飞涨的速度已经让不少人喊着快成素食主义者了。在通货膨胀的危险下，其实要做素食主义者也是很困难了。因为减肥的缘故，已经不太关心猪肉价格的涨跌。但8月14日《重庆时报》的一篇报道却让人耳目一亮。
《重庆时报》这一天第4版的报道用了这样的标题：
副市长吴家农分析披露食品涨价原因
控制“蓝耳病” 全市扑杀6万头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