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家书(精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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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计此时可以到家。自任邱发信之后,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胜悬悬,不知道上不甚艰险否?四弟、六弟院试,计此时应有信,而折差久不见来,实深悬望。

余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余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现在尚未找得。余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

九弟归去之后,余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折写。余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然余于八股绝无实学,虽感诸君奖借之殷,实则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折差来,可付课文数篇回家。余居家懒做考差工夫,即借此课以摩厉考具,或亦不至临场窘迫耳。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垿,云南人),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余者,彼此现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余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余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余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余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

蕙西尝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长谈不舍。子序之为人,余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余病相合,盖余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贞与余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余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

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此九弟所知者也。

写至此,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怅然。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此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使我读其手书即可知其志向识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且书信既详,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乐何如乎?

余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

谢果堂先生出京后,来信并诗二首。先生年已六十余,名望甚重,与余见面,辄彼此倾心,别后又拳拳不忘,想见老辈爱才之笃。兹将诗并余送诗附阅,传播里中,使共知此老为大君子也。

余有大铜尺一方,屡寻不得,九弟已带归否?频年寄黄英白菜子,家中种之好否?在省时已买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来并祈详示。

评点:为学譬如熬肉

曾氏家书之精华在于与诸弟书及训子书,其为世所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曾氏的这两类家书,决非世人所常见的报平安道家常的书信,作书者乃抱着极大的责任心和殷殷企盼之情,以书信为函授教材,将自己的学问识见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子弟。元好问诗:“鸳鸯绣取从头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曾氏恰恰是在把“金针”度与子弟。世人在阅读这些书信的同时,也便轻易地获得了“金针”。二、曾氏的子弟几乎个个成才成器,日后或成为其事业的得力助手,或成为其家族的薪火传人。他们以自己的业绩验证了曾氏所传“金针”的效用。正如良师的光彩要靠高徒来衬托一样,父兄的家教也要靠子弟的成就来增添说服力。

在这两类书信中,数量多内容丰富的部分又属与弟书。它不仅展示了曾氏望弟成才的苦心,更表现了其儒家文化忠实继承者的道德风范。

在中国的家庭伦理中,长兄是负有保护教育弟妹的重大责任的,故历来有“长兄当父”之说。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长兄并非如此。他们爱子亲子,却对弟妹缺少关爱之心。因为儿女不仅是其财产事业的继承人,也是其生命的延续,亲与爱,是发自内心的,并不需要伦理的约束。而弟妹长大后,将自立门户,关系和情感只会越来越疏远。曾氏在大量的与弟书中所溢流出的兄弟之情,恰为世人所淡漠而为伦理所提倡,故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他的这些书信便成了极好的教材。

曾氏有四个弟弟,依祖父辈的序列排,分别为四弟国潢字澄侯、六弟国华字温甫、九弟国荃字沅甫、季弟国葆字贞干,与长兄相比,分别小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十八岁。在后来的岁月里,除四弟在湘乡原籍经营家业外,其余三弟均投笔从戎。六弟在三河之役中战死,季弟在围南京时染瘟疫病死,九弟则成为打下南京的首功之人。从现存的照片来看,曾氏与其九弟面相极为相似,都是瘦削的长脸、鼻翼两边的法令既深又长、三角眼、扫帚眉。两兄弟同日封爵开府,又都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事实属独一无二。

这封信写在道光二十二年秋天,是曾氏全集中所收与弟书的第一封。此时曾氏依旧在翰林院供职,兼任国史馆协修,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京官。

来到京师三年半了,曾氏的官位虽没多大迁升,长进却甚大,这长进主要体现在学问和见识上,而促成这种长进的,一来自师友间的启迪切磋,二靠个人的自觉自律。

中国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读的几乎全是八股试帖等闱墨文字,与真正的学问无甚关联。考取后便去做官,依仗的是手中的权力,腹中有无真才实学并不重要。所以中国封建官员,尽管绝大部分都经历过十年寒窗,但有真本事的人却微乎其微。李鸿章曾经这样评价过他的一个下属:“此人连官都不会做,可见无用。”虽说得刻薄了点,却是大实话。

曾氏中式后有幸在翰林院做官,给了他读书再学习的宝贵时间,也因为他较为明智,能够清醒地知道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读书人所固有的这种弊病,从而自觉地加以深造。在朋友们的引荐下,他拜了两位老师。

一是湖南善化人唐鉴,即信中所说的镜海先生,此人当时官居太常寺卿。唐鉴给曾氏最重要的指导有两点:一为如何读书。唐鉴告诉曾氏,读经当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又说,文章、义理、考据三门学问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中。第二,唐鉴向曾氏指出,“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唐鉴又将所著《畿辅水利志》送给曾氏。这书属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即实实在在的于国计民生有用的真正学问。

曾氏服膺这位同乡前辈,虚心向他请教。据说,咸丰二年,唐鉴由金陵书院内召进京,年轻的咸丰皇帝在一个月内接连召见他十五次,咨询治国之道。此时,曾氏正在湖南老家守母丧。太平军已打到湖南,朝廷欲在湖南组建团练来对抗,苦于无合适人牵头。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氏,并特为指出:曾氏书生出身,久为京官,既不懂军旅,又疏于民政,初时可能会不顺,但要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可见,唐鉴对曾氏知之甚深,对其一生事业的影响也很大。

另一个是有理学大师之称的倭仁(字艮峰)。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几。几乃几微之意。研几,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将它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有点类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狠斗私字一闪念。”研几,既然是自己对自己的整治,故最佳的方式是记日记,在日记中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

倭仁后来官做到大学士,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一个顽固守旧派的不好名声。同治六年,执政的恭王拟筹建同文馆,倭仁带头反对,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话的确迂腐得很。

“理学”在近代是一门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旧学问,倭仁的迂腐不通又为“理学该批”增加一个极好的例子。但作为主宰中国思想界数百年之久的这门学说,也并非就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它至少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操守等方面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曾氏在日后组建湘军之初注重其血性精神方面的教育,他本人大权在握时能清廉自守、军情危难时能适时调整心态、大功告成时能谦退自抑等等,无疑都得力于早期的“研几”功夫。

这种以读书再学习为主课的翰苑闲官生涯,便是曾氏京师与弟书的背景。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七年出任礼部侍郎时为止,历时七八年。在这封信里,曾氏与诸弟谈自己读经史、拜师交友等情形,即为当时的真实写照。他要诸弟以“专”字法读书,便是转授唐鉴的指教。

这封信在谈到为学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猛火煮漫火温”法。这是子思、朱熹等人从熬肉中得到的启发:肉必须经过这样的熬,味道才会全部出来。读书亦是如此:先在短期内集中精力阅读,掌握所读之书的概貌;然后再对其中的章章节节乃至字字句句作慢慢细细的咀嚼,读熟读透,以求探到书中的精义奥赜。对于必读的经典书籍,这种“猛火煮漫火温”的方法值得借鉴。

二是谈乾坤礼乐之道。以书法为例,乾为神,坤为形,真力弥漫为乐,丝丝入扣为礼。这种将对立融为一体的思维方法,颇有点辩证统一的味道,值得把玩摩挲。

曾氏这封信中提到的京师朋友,笔者将在以后的相关评点中再说及。这次先介绍两个人。一为吴竹如。竹如名廷栋,江苏人,此时为翰林院官员,以后一直在京师做闲官,晚年回籍主讲金陵书院。而曾氏恰在此时做两江总督,彼此过从较密。曾氏死前一个月,两人还见了面。曾氏年谱记载:“正月初二日,公访吴公廷栋宅,畅谈学业,语及邸抄倭文端公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因语及昔年故交零落殆尽,黯然而别。”三十年前京师谈学论道的朋友,曾氏在晚年所能见到的仅此一人。曾吴之交,亦可谓全始全终。第二个是谢果堂。谢为湖南湘乡人,亦为翰苑官员。他本人无甚特别业绩,但他的父亲谢芗泉则有一个名震京师的壮举,多少年来一直为人所称道。乾隆年间,正是和珅当道、炙手可热的时候,京师上下谁也不敢得罪他。和珅家里的仆人也仗势胡作非为,人们敢怒不敢言。一次,和珅仆人坐着大员才可乘坐的大红障泥车招摇过市,遇到时为御史的谢芗泉。他怒不可遏,命人拿下和仆,亲自放火烧掉这辆车,替众人出了一口气。大家叫他为“烧车御史”,对他的正气和胆量钦佩不已。和珅恼怒至极,但又发作不得,过两年后还是借故将谢削了职,直到和珅倒台后谢才起复。

曾氏对这位同乡前辈甚是佩服,在信中所说的送别诗中他还提到了谢家这段光荣历史:“一朝烧车震都市,骢马御史真人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