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在“遭殃的机关”已经不多了，而且还在呈下降趋势，但其中值得一提的遭殃机关还有那么几个，我们机关就是其中一个。
本来我们机关和别的机关没有什么不同，如要说不同，则一定体现在我们威严的勃朗特·尤若夫局长身上。一进我们机关大门，迎面就是他一人高的站立塑像，这是局长六十寿辰之际全局六百个业余雕塑家应征作品中被评选委员会挑中的那个。塑像的一只手威风凛凛地指着进来的人，另一只手指着挂在墙上的横幅，横幅上写道：“你今天打算做什么让我对你感到满意？”这还不够，局长在厕所里也打发人挂上他的肖像，下面写的话是：“别在这里偷懒，你不想想，连我也把烟戒了！”
勃朗特局长的办公室是一个改装过的保险箱。他办公时全不费工夫：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有多大的事，他都拒而不见。不过倒也不是真的一个也不见，如果有人前来告发机关里某人居然在局长背后发表了轻慢无礼的反动话语，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告发者只要把保险柜的开关拧到“敌人”那格，柜门就会启开，他便获准入内，面陈详情。如果告发的人或事情真的存在，那被举报的人就会被开除，如若诬告，举报人也会被开除。因为总是事出有因，否则别人怎会把有损局长威信的不实之词粘在他的名下呢？
勃朗特局长在任时间达六年之久，这六年的时间他周围的人换了十二批。第六年末，勃朗特局长突然病逝。虽然他亲自批准两名高级工作人员可以上教堂为他做祷告，但看来没有起到作用。
追悼大会决定在局长去世的第二天举行，全局职工全部出席，地点是俱乐部大厅。勃朗特局长的遗像围上黑纱，相片下面——按照他的遗言——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道：“物质不灭，精神不死，本局长永在。”新局长还没有到任，由副局长契本代致悼词。契本代副局长站在俱乐部礼堂的尽头，面对局长遗像宣读悼词。站在前几排的人都好像看到已故局长在镜框里不时赞许地点点头，但当契本代说些平庸的话时，他就皱起眉头。致悼词从早晨八点钟开始，于次日下午六点半结束。当悼词念完，契本代副局长把讲稿的最后一张纸放到桌子上，然后宣布：为了表示对死去的勃朗特局长的敬意，全体静立默哀一分钟。从此开始，我们局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遭殃的机关”了。
为了竭力压制沉痛，或者表示自己正在竭力压制着沉痛，起立的人都双手扶着前排的椅子背。格盖尼刚一起立，就打了个踉跄。契本代副局长严厉地瞪了他一眼，格盖尼迅速站稳，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人们对局长哪怕只要有一丁点不逊之举，副局长们是从不手软的。
大家站着，等有人做个动作，咳一声，或者用其他什么方式表示一分钟已到了，可是全场鸦雀无声。
虽然那时时间显得很慢，但绝对不止一分钟了，但现场的人谁也没有提出来。算起来最适合说这句话的契本代，却连表也不敢看一下，他担心会为此丢官。有的人看着围黑纱的遗像，暗暗担心自己的饭碗。谁也不怀疑，勃朗特局长说“物质不灭”绝不是信口开河。他们相信，任何人敢斗胆从最后敬意的六十秒钟哪怕克扣一秒钟，就会遭到局长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处分。在那一时刻，人们也在互相看着笑话，等待最糊涂的家伙来打破这该死的默哀，那么他就会被脚不沾地地踢出机关去。不少人正在盘算，这无疑是为提级创造条件的大好时机。
最后使事情彻底演变为悲剧的是墙上的那架挂钟。大概也是基于哀悼的原因吧，它停了。大家就永远地失去了能不冒大不韪而断定一分钟已经过去的机会。
天破晓了，接着黄昏又来临了，但是一分钟的默哀还在继续进行。新任命的局长到任，请大家节哀，请坐下或者请回家。
谁知道人们还是闻之不动，虽然人人都想趁此结束这该死的“一分钟”，但是仍没人敢动，每个人都担心：是他第一个坐下来的。
两星期过去了。由于俱乐部要另作他用，新局长只好派人把开追悼会的人们装上卡车（他们还是这么站着，原来是怎么站着的，现在还是怎么站着）。运到医院，医院不接受，于是就运到了“最新现代史博物馆”的一个特别陈列室。
“遭殃机关”的全体人员从此就在那用一条红绳子围着的地方站着，扶着前排椅子背，眼睛直视前方，好像还在看着勃朗特局长的遗像。
博物馆的看守告诉人们说，默哀的人常常在深夜轻轻地叹一口气，活动一下麻木的手脚，但从余光中看到别人还在毕恭毕敬地站着，急忙收回欲动的手脚，继续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