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
夏天的一个午间，一家狭窄的饭铺里有了一个小小的宴会。
那里是十三个互称为同志的革命党人，衣襟上备有相同的蓝色而长方的徽章，操着声调各别的官话，占据了两张方桌合并的座位，低小的房子的空气因着这几个人的来到，骤然变得格外炎热起来。从各人口里喷出来的纸烟的云雾流出低矮的门框，发散在另一间房子里，使那里正在流着汗吃饭的人也感觉到了格外的炎热。这里一共只有五六个人，衣襟上也备有相同的徽章，但他们都沉默着；虽然他们都坐在同一个桌子旁，各人只吃自己面前的两个菜，不招呼也不看望。跨过这一间房子的门限，便是厨房，以及和厨房不曾分隔的，摆着四张方桌，同样地坐满了备着蓝色徽章的人的通房。通房的门边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条桌，旁边坐着一个异常忙碌的老年的收账员。出了这个门，宽大的马路就在面前了。饭铺，的左右密接着一样地破陋而矮小的，用洋铁皮，泥草以及砖石筑成的，十余家饭铺和纸烟店。它们都好像驼背的老人，缩做一团地蹲着。在它们的后背铺着青苍的田野零乱的坟墓和低矮的山岗。
在宽大的马路的那一边，和这一排即将陷没在泥土中的残物，适成了相反的对照的，是一所巨大的建筑物！它有射着刺目的白光的长而高的围墙，——上面还写满了警惕的革命的口号的蓝色而劲健的字；有宽阔的铁棚栏的门，——两旁站着七八个背了插着刺刀的枪杆的卫兵；有并着左边崇高的大山，高耸在天空里的蓝色的圆屋顶；此外，它还包含着无数的洋式的楼房，树木成林的花园，池塘，草坪，以及新式的运动场。如同它的高耸的圆屋顶并着崇高的大山，雄视着下面荒凉的坟墓堆中的世界似的，这一所建筑物的内部掌握着全国政治的枢纽。
每天正午，当走廊的电铃像暴雨敲着树叶般四面八方响了起来的时候，管理这巨大的机器的人员便纷纷从各处走了出来，一部分拥入宽大的饭厅，一部分拥出大门外，挤满了马路这边所有的饭铺，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回到附近的家里。
今天在聚和园里占据了两张方桌合并的座位的十三个同志都是特别科里的同事，其中有两个年青的女同志，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同志，此外便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同志。他们除说着声调各别的官话之外，每一个人都还擅长英日法各国的语言，流利的外国话不时从他们的口里流了出来，但有时在两三个人之间也说着为别人所不懂的土话。
过了一番噪杂的谈话，酒菜已先后的上来，于是面孔上有着特别深的辛苦的皱纹的一个老同志便站起身，开始致词了。
“各位同志，兄弟今天特别的快乐，能邀请本科所有的同事齐集在这一个小小的饭馆里，吃一餐中饭。一则因为兄弟在这里的时候少，在上海的时候多，平时总不容易和各位在一起，今天竟能和全科的同事，一位不少的在一桌吃饭——这是兄弟感觉到快乐的第一个原因。二则今天新来了一位使我们敬仰的老同志，从此将帮助我们，使我们所担任的巨大的工作猛飞突进，稗益于党务不浅——这是兄弟感觉到快乐的第二个原因。说起这位老同志，邹金山同志，恐怕各位还不十分知道他的历史，兄弟敢为各位特别介绍一下。民国元年，当我们的部长在香港办民主报的时候，邹同志也是在那个报馆里工作的。我们知道，那时的老同志到现在死的死，变节的变节，消沉的消沉，像邹同志似的现在还来参加这革命工作真是如凤毛麟角，不常有的事。民国十三年，先总理在北京逝世的时候，邹同志那时正在北京，奔走得非常辛苦，同志中那时有在北京的，倘若到过中央公园，去祭奠过总理的灵，记性好的人一定会记得礼堂中站着一个比现在稍微年青的邹同志。至于学问，邹同志说得一口好英语，写得很好的文章；他到过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在上海印务书馆里做过七八年的编辑，编过英文文学杂志，函授学校就是邹同志创办的。办事方面，那是更不用说了，各位同志知道了他的历史，就会相信他是一位富有实际经验的人。像邹同志这样有资格，有学问，有才干，今天到我们这一科来工作，论理，兄弟是应该退下来，请邹同志代替了兄弟的职务的。兄弟也曾把这个意思对部长说过，但部长说，科长和其他的工作同志都是一样为党为国做事的人，还是‘以资熟手’为妙，兄弟没有法子，只好勉强干下去了。此外，兄弟应该向邹同志预先感谢的，就是兄弟因上海方面办报纸，忙碌得不堪，总是在这里的时候少，科里的事务向来因为没有股长，就没有人代理科长，现在邹同志来了，当本科的翻译股股长，以后兄弟不在这里时，就要偏劳邹同志，代理兄弟的职务，多多的计划，使科务发展开去，兄弟也可以沾一点光了……”
夏科长拉杂而且急迫地，如同他的为人似的，说完了这一些话，便坐了下去，接着邹同志站起来了。
这位新来的同志，他有着和夏科长相仿佛的年纪，但他的面上的皱纹以及满腮的胡髭却表示出他有过比夏科长更坚辛的生活，他的深陷的发光的眼珠里包含着富丰的经验，他的高阔的前额，一望就知道那里面藏着足智多谋的脑袋，而他的宽大的嘴巴，也显示出善于谈吐。他站在夏科长的旁边，对着所有的人射着闪烁的目光，作了一个简单的回答。
他说，刚才夏科长对于他的一席话，实在使他非常的惭愧。第一，他说，夏科长太称赞他，他不敢当。第二，他说，夏科长太谦虚，提到了要把科长的位置让给他这一层；做革命工作的人是只知道埋头工作，不知道地位的高低的，倘若他注意着这事，那他就不会到这里来，当部长要他来的时候。最后，他还表示他的希望，希望大家督促他，指教他。
邹同志坐下去后，接着就有好几位年青的同志站起来，先后说了一些对于夏科长今天请客的感谢和对于邹同志的欢迎。于是夏科长又站了起来，表示他的抱歉：因为工作紧张的原故，匆忙中只能到这近边的小饭馆里请大家吃一餐便饭，实是过于简慢。但邹同志却站起来说，他喜欢这样，因为俭朴是革命党人的本色。今天虽如夏科长所说的，只是一餐便饭，他觉得能和全科亲爱的同志们聚集在一起，实在是一个盛大的宴会。他希望这样的宴会能时常举行，俾大家一出忙碌的办公室，可以常常集合在一起，谈谈琐事，讲讲笑话，一面娱乐，一面也可以联络感情。因此他提议，以后每天午餐，到这一个饭馆里来，大家轮流着点菜，”付钱，而酒除去，例外的菜也不必添，只吃和平时一样的菜，但使菜多几种花样，免去了分吃的缺点。
于是大家立刻就齐声赞成了。他们都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日常的宴会。有几个人本是在别的地方吃饭的，从第二天起，便都改到这一家来。聚和园的生意从此便好了许多，每天午间，给特别科预备好了两张方桌合并的座位。第二天是邹金山同志点菜，请客，第三天是黎士青同志，第四天是邬近夫同志，第五天……第六天……每天午间，这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充满了笑声，语声，碗筷声……像有着一个很大的宴会似的……
但这样的快乐的宴会一天一天继续下去，过了一个月却渐渐乏味了。同志中已经有好几个人不时在那里诉着苦，说聚和园做来做去只有这几样菜：牛肉烧豆腐，猪肉烧豆腐，素炒豆腐，凉拌豆腐……而滋味又总是一样的，单调的。于是宴会的场所便跟着多数的意见，从聚和园迁到隔壁的平心馆，又从平心馆改到邻近的美生堂……又回到聚和园，又迁到平心馆……这样的换了又换，正当宴会的趣味一天比一天冷淡的时候，忽然这一团中起了一个意外的变化……
那就是邹军同志单独的行动了。
为的什么呢？
邹军同志说：一起吃饭，第一个不方便是必须你等我，我等你；第二个不方便是这个喜欢吃冷的，那个喜欢吃热的。但真正的原因，邹军同志不说，别个也都知道了：他厌恶邹金山。许久许久以前就使他不快活的是，自从邹金山同志知道了他也姓邹以后，便蔑视他，叫他小邹，不称同志，也不称密司特，暗中表示出他比他大。大些什么呢？年纪大，地位大，资格大，本事大……所以进门就做了股长，又时常的代理科长，而邹军同志自己却是年纪小，地位小，资格小，本事小……一切都小，所以永久永久地只当了一个特别科的事务员。科长，股长，一等股员，二等股员，三等股员，四等股员，事务员——这中间相差得好多！“做革命工作的人是只知道埋头工作，不知道地位的高低的，”邹金山同志在饭馆里说了这样的话，一进办公厅，便要显示自己的地位了。这已是够使邹军同志生气，但更使他生气的，却还有一件意外的事情。
部里近来因为旷职，请假，迟到和早退的人大多，认为干部务有碍，特定了一种考勤的条例，发下了三本簿子，交给每科的事务员：第一种是甲种请假簿，凡请假在三日以内的，必须由请假人填就，得科长允许，由科长签字；第二种是乙种请假簿，凡请假在三日以外的，须得到部长或秘书的允许，由科长签字后再由部长或秘书签字；第三种是报告表，每星期将请假，旷职，迟到和早退的姓名，日时，由事务员填在表里，由科长签字后呈报部长，以凭考核。在一个月之中，倘若有人旷职，迟到或早退三次，必须受警告的处分，三次警告后，他便须停职了；至于请假，则每月中每人不能超过一星期，部长特许者不在此限。在特别科里，管这三种簿子的是邹军同志，而签字的是代理科长邹金山同志。自从这三本簿子发下来以后，邹代科长每天在办公时间前半点钟就已坐在他的座位里，使特别科里的工作同志人人自危起来，都于规定时间前来到办公室了。
一天早上，规定的办公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特别科里却还少了一个女办事员王同志。她头一天没有预先请假，第二天早上也没有打电话来。于是邹代科长就跑到邹军同志那里，叫他拿出报告表来，填上王同志旷职几个字，自己签了一个字。邹军同志心里便有点不高兴，他觉得这样严厉的处分王同志太过分了。她住在很远的地方，迟到几分钟应该原谅她。倘若她今天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不能来科工作，那她自然会托人送请假信来，或则打电话来；但托人来或打电话来，邹军同志知道，在王同志都是很不容易的。她没有仆人也没有自装的电话，怎能一定赶到规定的时间呢？“再等一等看吧？”他这样说。但邹代科长却沉着脸说：“照条例！公事公办！”于是邹军同志没有办法，便只好照填了。
过了几分钟，秘书室里的一个女同志忽然转来了王同志一封请假信，那是王同志亲笔写的，她说今天头痛，不能来科工作，请假一天。邹军同志气愤地便把这封信交给了邹代科长，看他怎样办。但邹代科长不肯接受，他说请假信来得迟了，仍应照旷职办理，而且，她头痛没有医生的证明书，理由不充足。
“什么？头痛是小毛病，也是女人的常病，例如当她们——唔，生了一点普通的小毛病，必须请医生，还须医生写证明书吗？”邹军同志愈加气愤了，他觉得邹代科长是在故意和王同志为难，想挤掉她的位置。他不能承认。他是一个管理全科事务的事务员，无论怎样，他必须照事实处置事实。于是他跑回自己的桌子边，从抽屉里取出了报告表，气愤地撕去了那一页，又重新填上王同志因病请假一天。
邹代科长瞥见他撕去了自己签过字的报告表，也看出他气愤的神情，但邹代科长却不做声，装做没有看见。
第二天，王同志来了。邹代科长便走过去，很和气的问她病好了没有，接着便告诉她，昨天因为过了钟点，没有看见她来到，也没有请假信，因此叫邹军填上了旷职表，这实在是他很惋惜的事情，因为他不能不公事公办。但随后请假信既然来到了，而且从她的面色上可以看出她昨天确实不舒服，自然可以把旷职改做请假的。
“把报告表拿出来，给我改一改吧，”他对着邹军同志说。
“已经改好了，”邹军同志回答说，“自然不能算是旷职的！”
“喔！改好了更好，再让我签一个字吧！”
邹军同志把报告表送到了他的面前。
“怎么？邹同志！昨天的那一张呢？那一张是我签过的！”
“撕去了！”
“喔！喔！”邹代科长说着，便走回到自己的座位。
过了一会，他叫邹军同志过去了。
“告诉我，你从前在什么地方读过书。”他很和气的问邹军同志说。
“上海法政大学。”
“在什么地方做过事呢？”
“在江苏宜兴县政府。”
“喔！够了！你还须多读几年书呢，小邹！”邹代科长恶意地，轻蔑地，而又像开玩笑似的说。
邹军同志不能忍耐了。愤怒的火从他的眼睛里冲了出来，他也不再称他为同志，直呼他的名字了。
“邹金山！你也未见得比我有学问！虽然你做了代理科长！你的别字写得够多了，屡次总是我代你改正！你的许多底稿还在我这里，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哼！‘一味唐塞，’写做‘一味唐突’！‘滑惑听闻’，写做‘诱惑听闻’………”
这样一来，邹代科长的气愤终于被邹军同志撩起了。他不禁跳起来，用力拍着桌子，说：
“到部长那里去！小邹！问问你是不是一个事务员，事务员的权限能不能随便撕毁公家的簿册！倘若那是支票，叫你保管一下，你也可以把它撕毁吗？倘若在法院里，你也可以撕毁有关人命案子的簿册吗？这里是一个儿戏的机关吗？全中国还有哪个机关比这里更大的？哼！哼！……”
全科的人都站起来了。他们起初都低着头在做自己的工作，没有留心到，直听到拍桌子声，才晓得他们两个人吵了起来，但也还不十分清楚，到底邹军同志撕毁了什么重要的公文。
“请大家平静一些吧，我们都不能工作了！”一位年青的同志，露着不平的声气说。他的座位离开那代科长很近，似乎早已听清楚他们的争吵。
邹代科长立刻就平静了。他转过脸来，对这位年青的汪同志说，他本是很和气的对待小邹，事情已经做错了还有什么办法，无非希望他以后留心罢了，他到底年纪小，因此这事情，撕毁公家簿册，虽是极其严重，还是很客气的，像开玩笑似的说了几句警惕话，希望他以后不再做错事，也完全为了要他好，罢了，愿意他再去静心地想一会吧！希望他好，难道别人是怀着什么恶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