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曾预作挽夫人唐筲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
【大师小传】
陈寅恪（1890—1969），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少时就读于南京家塾，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4年回国。1918年冬，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8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突出。
1925年回国。1926年6月，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陈寅恪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筲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年37岁。两人在清华园相识，志同道合。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牛津大学任教。1949年因眼疾加重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来到广州，拒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陈寅恪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并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身心备受摧残，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稿也被洗劫一空。1969年在广州含恨逝世。
刘文典：狂傲不羁的“太上教授”
刘文典一生都充满浪漫传奇的色彩。他18岁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师从章太炎，并积极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后来又曾来到日本，当过孙中山的秘书。袁世凯死后，他回国，本想从事政治运动，但看到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局面，于是放弃政治学，转向文学，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古籍校勘和研究，历经刻苦钻研，终于学有所成。
刘文典既是驰名中外的国学大师，也是抗战前后北大与西南联大的一块“金子招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北大、南开、西南联大的学生都知道刘文典先生的大名，不少中外学者也都听过他那如数家珍似的讲课。他讲授的课程，囊括古今中外，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德国到日本。课程有《校勘学》、《庄子》《史通》等十几门。他在课堂上，谈古论今，厚积薄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神采飞扬，学生在课堂上如醉如痴，完全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
安大校长，锒铛入狱
“北伐”胜利之后，南方气象一新，各省都兴起办学之风。1927年，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学校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要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命令他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当面顶撞：“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烦请委员长不要插手学校的事情。”
结果，蒋介石大怒之下，将刘文典送进大牢。刘文典入狱后，全国呼吁一片，四处声援。刘家人实在走投无路，只好到南京去求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他们都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老领导。蔡元培等分别致电蒋介石，为刘文典求情。
经过各方努力，刘文典总算是活着出来了，但条件是“即日离皖”。刘文典满腹怨气，只得再度北上。说来也巧，当时原蒋介石的秘书罗家伦正在清华做校长，立即邀刘文典北上。几经诚邀，刘文典终于北上，落户清华园。
然而，不管怎么说，经过这番挫折，刘文典确实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志气，也打出了名气。从此，刘文典从一个薄有文名的读书人，成了享有盛名的公众人物。他的老师章太炎赠联一副：“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
安大事件后，刘文典应蔡元培邀请，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刘文典开的课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非常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刘文典不仅课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颇宏富。除校勘古籍外，还有大量译著。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27岁。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为“卯字号”。里面有两只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陈独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北大人才济济，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著述支撑不行。他以古籍校勘为目标，把重点放在秦汉诸子上。历数年青灯黄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在所作序中推崇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为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升。此后他仍发愤不止，1939年又出版了《庄子补正》。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上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任教清华，文人相轻
1929年，由罗家伦介绍，刘文典到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来到清华大学后，很多学生都想见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刘教授。每逢刘文典的课，许多人慕名而来，早早地等候在门口。刘文典和他早年的老师陈独秀、刘师培一样，有一肚子好学问，也有一肚子大脾气，而且其貌不扬：两颧高耸，双颊深陷，面色黧黑，目光浑浊，嘴上似叼着一支永不熄灭的香烟。当年在北大如此，到了清华还是如此。
课堂上，他的声音总是尖锐而无力。因为体弱，他总是坐着上课，双眼半眯。然而，他一开口，就让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在他面前，学生们惊异得宛若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除了击掌嗟叹外，再没有更好的表示了。这位瘦骨伶仃的人，成了当时清华园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刘文典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儿子，也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在运动中牺牲。刘文典闻之大恸，自此颓废不已，沾上了烟土。尽管如此，他仍在吞云吐雾之余继续用功。为了让国人了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了解日本的文化背景，他彻夜译书。当他第二天早上出现在课堂时，已然步履凌乱。他抱歉地对学生说：“诸位，很抱歉，我已经没力气再说话了。”学生们知道缘由后，当堂鼓起掌来，掌声雷动。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厚；但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难以卒读，说他“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但他依然固执己见地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
不仅如此，研究古典文学出身的刘文典，最瞧不起的就是新文学与白话文作家。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时，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轻视作家的情绪。当人们问到他对某某作家的看法时，他总是撇撇嘴，顾左右而言他地敷衍一阵，最后却总要说一句：“文学创作不等于学术研究的能力！”
然而很“不幸”的是，他不是在北大国文系，而是在清华国文系。那时候的清华国文系是最新潮的，其中有很多白话文作家，除了闻一多，还有朱自清，当然更有杨振声、俞平伯。这让刘文典很是恼火。
“太上教授”，妙语惊人
1938年，刘文典到西南联大任教。他主讲的《文选》课，常常乘兴随意，不拘常规。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一连讲三、四个小时，直到5点多钟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他对同学们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7点上课。”大家不解其意。原来，下星期三正是五月十五，他要在皎洁的月光下讲《月赋》。当日晚间，月上中天，学生们在校园里围成一圈，而他就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情景交融，俨然一副魏晋名士风度。此情此境，令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菩萨心肠。”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向来看不起搞文学创作的人。沈从文要提升教授时，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因为，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刘文典自称“太上教授”，给人的感觉不够谦虚。但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是国内著名学者之一，又让人不得不佩服。陈寅恪称其为“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
“庄子”自诩，“红楼”击节
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推出10卷本的《庄子补正》，引起学术界的轰动，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地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当时泰山北斗的地位，这样的评价已经相当了得。对此，刘文典颇感自得。他曾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
除了《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也堪称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知道后，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和吴宓对着讲《红楼梦》，公然唱起了对台戏。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一个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他从容地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4个大字。他对于“蓼汀花滁”的解释是：“元春省亲游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宝钗了……”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里开讲，后来因为听课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改为大教室，结果还是不够坐，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在听讲座的人群里，除了百十号学生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他坐在最后一排。刘先生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张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暗笑不已。后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可见，吴宓不得不佩服刘文典的讲座魅力。
莫须之罪，巧言解围
1943年，刘文典因磨黑之行被西南联大解聘，后又被云南大学续聘，在三尺讲台上躬耕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