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春，鲁迅又带领师生在禹陵访“窆石”，探“禹穴”，瞻仰大禹塑像，教育学生学习大禹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并在禹庙的百步金阶上摄影留念。
还有一次参观访问，是在后来女师大任教时。这次是在学生的热烈要求下进行的。有一天，趁新的讲义还没有印出来，鲁迅先生正准备讲课了，课堂前排的几个顽皮学生开始“捣乱”：“周先生，天气真好哪！”先生不理。“树枝吐芽哪！”还是不理。“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哪！”先生笑了笑：“那么下课！”“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还没有到快毕业的时候呢，不可以的。”“提前办理不可以吗？”学生越发来劲了。“到什么地方去？”“随便先生指定吧！”“你们是不是全体都去？”测验是否少数人的意见。全体起立。大家都笑了：“先生，一致通过。”先生想了想，在黑板上写出“历史博物馆”几个字。
大家都去了，博物馆在午门——是皇宫的一部分。原来，这个博物馆是教育部直辖的。那时先生在教育部当佥事，所以管事人都很客气地招待学生参观各种陈列：有大鲸鱼的全副骨胳，各种标本，和古时用的石刀、石斧，泥人、泥屋。在一间大房子里，还保存着一架从外国飞到中国来的飞机。有各种铜器，有一个还是鲁迅先生用“周豫才”的名义捐出的。鲁迅先生随处给学生们以很简明的指导，所以同学们认为这堂参观课胜过他们读许多的书。
言谈微中，发人深省
鲁迅讲课喜欢创造和谐的课堂气氛。上世纪2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给学生讲《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红楼梦》时，曾有过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次，他提问学生：“你们爱不爱林黛玉？”话音刚落，就有许多学生不假思索地信口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其中却有一个学生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这时，鲁迅先生并不以为有失“师道尊严”，而是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爱。”“为什么不爱？”那个学生又反问一句。“我嫌她哭哭啼啼。”鲁迅先生风趣的回答，顿时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在笑声中，他又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去分析林黛玉的性格特点等新知识了。
鲁迅发人深省的指点，更为学生和同事所称道。冯至教授回忆当年先生在北大讲课时的情形说：“鲁迅先生的教材是手编的《中国小说史略》，教法也并无奇特之处，也是念一遍后，然后再抽出几个问题讲一讲。就是在这样的指点中，学生们得到了不少的宝贵知识。”
怎样作指点呢？冯教授还特地举了他讲的两个例子：一、“汉唐宋清统治较久的朝代，歌功颂德的作品多，乃因统治者已将不利于他们的文章查封了，毁灭了。”二、“一个强盛的朝代，极愿与外国文化交流；只有在本身有病的朝代，才排斥外国文化输入。”这样指点，的确非常精彩；立论新奇、警辟而又中肯。谈的是历史，却使人想到现实；言谈微中，发人深省。
一生唯一一次西北之行
在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校园里，矗立着一尊鲁迅先生的半身花岗岩雕像——这是西北大学为纪念鲁迅先生来校讲学而修建的。鲁迅先生一生只到过西部一次，就是1924年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的邀请前往西北大学讲学。
1924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筹办一个“暑期学校”，邀请京津宁等地的一批著名学者至陕讲学，以便为当时比较落后的西北地区“输入新知”。鲁迅当时为教育部佥事，并兼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已发表《呐喊》、《彷徨》等一批名著，在知识界享有盛誉，便在首邀之列。
当时，鲁迅正准备创作一部历史小说和剧本《杨贵妃》，也想来西安搜集一些资料，并亲身感受一下杨贵妃当年生活过的十三朝古都西安的气象，于是便欣然应邀。
当年陇海铁路还未全线贯通，火车只能到达郑州。鲁迅一行只好先从郑州下车，搭乘汽车到河南陕县；然后乘船逆黄河、渭水而上到达西安，一路上舟车劳顿，历时8日。
西北大学对这次讲学活动非常重视，组织安排得非常周密，“暑期学校”办得相当成功。一时间，西北大学张灯结彩，车马盈门。除鲁迅之外，前来讲学的，还有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黻，《晨报》记者孙伏园等。所讲的内容涉及到各个学科、各种观点和派别，对于促进长期落后、闭塞的西北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听众除了西安各中小学教师及各县劝学所选派的代表外，西北大学师生都前往参加，“总计听讲人数约700左右，致西北大学的校舍不能容纳，许多人只好住到客栈中”。演讲会场有两处，一是校内大礼堂，一是风雨操场。鲁迅的演讲在大礼堂进行。
鲁迅的演讲从7月21日开始，到29日结束，总共8天，11次，12小时。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小说历史之变迁》，分为6讲，依次是：从神话到神仙传、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唐之传奇文、宋之人“说话”及其影响、明小说之两大主潮、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鲁迅这次来陕西讲学，用的是周树人的名字。他演讲时身穿一件半新的白市布长衫，脚登平底布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他的演讲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富有战斗精神，很有感染力，不久就吸引了众多听众。等讲到唐宋以后，大礼堂就座无虚席，不少人不得不站着听讲。
由于演讲引起了社会反响，鲁迅和其他学者还被请到督署、储材馆、讲武堂等处演讲，也算是陕西文化教育界一次重大的学术活动。但鲁迅并不是谁请都去，他不买官僚和军阀的账。所以，当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想请他为其士兵讲一个军人感兴趣的题目时，他不软不硬地说：“我只会讲小说史！”闹得刘镇华当场下不了台。《新秦日报》报道这件事时，因文字中有“兼座怒形于色”之语，便被老刘停刊数日。
不过，鲁迅来西安为《杨贵妃》搜集资料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军阀统治下的西安，与他想象中的盛唐长安大相径庭。他说：“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以至于“一个字也未完成”。
1924年8月4日，鲁迅一行乘骡车从西安城北的渭河渡口登船顺河而下，离开西安，于12日抵京，完成了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西部之行。
鲁迅的演讲稿《中国小说历史之变迁》，由西北大学学生记录整理后，交由鲁迅亲笔改定，刊登在西北大学出版部编印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中。该讲稿虽脱胎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但它钩玄提要、浓缩精华，更为清晰地理出了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脉络，强调了造就新文化、批判旧文化，坚持进化、反对复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主导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例证，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作品。
【大师小传】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3岁那年，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父亲又长期患病并终致死亡。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影响。1898年，18岁的鲁迅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大量著作，开拓了视野。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
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后又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1909年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随教育部一同从南京迁居北京。
自1920年秋起，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任讲师。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教授。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授。不久后到上海，从事专业写作。1930年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还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6年，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葬于虹桥万国公墓，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小说集3本，散文与散文诗集3本，《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多部。自1918年起，其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风波》等小说名篇，后来一同收入小说集代表作《呐喊》。其《故乡》、《孔乙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朝花夕拾》一书也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马寅初：“听马先生上课，须撑雨伞”
马寅初出生于浙江省嵊县的一个酿酒作坊主家庭。1905年考入北洋大学，学习矿冶专业。1907年获北洋政府的官费留学美国，入耶鲁大学矿冶系。入学后，他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就必须改革中国经济，于是改学经济学。取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为《纽约市的财政》，于1914年答辩通过，不久回国。
情牵北大
1915年，马寅初应蔡元培校长的聘请，来到北京大学任经济门教授，先后开设多门实用的经济学课程。1917年被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又被选为经济门研究所主任。1918年被选为北大经济、商学门主任。同年参加蔡校长发起和组织的进德会，为甲种会员。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北大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他发表了《中国的希望在于劳动者》的演讲。
1919年他被各门的教授会推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校长为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马寅初同其他教授联合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蔡校长不回校，北大教员“即一总辞职”。他在任北大教务长时，贯彻蔡校长的整顿和改革措施，废门改系，全校共分14个系，使北大向现代化综合性大学的方向转变。
在北大，马寅初是蔡元培校长“兼容并蓄”方针的坚决贯彻者，从而给北大带来新思想和新潮流，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马寅初讲课内容新颖、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他鼓励学生创办学生储蓄银行、发行股票、经营存放款及汇兑业务，以取得实践经验。他还积极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术性研究会。北大经济学会成立时，他热情地到会演讲。学生们十分爱戴他。
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将北京各所高等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则组建国立北平大学），取消了北京大学。马寅初愤而离开北大。
1951年，在众望所归之下，马寅初终于在离校20余年以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校长。6月1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盛况空前。学生们对他极为爱戴，高兴得把他抬了起来。马老也很高兴地说：“北京大学是我娘家，回到了娘家，见到了‘红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马寅初的教育思想，是要教育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材。在教学上，他反对学生死读书，强调重视实践，学以致用。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成立后，马老仍任校长。当时北大有不少苏联专家，马老对专家非常尊重，表示要虚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还自学俄文，阅读俄文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当时流行的书籍。
马老虚心向一切人学习。学校每有大报告，他不但作为主席到会主持，而且认真听讲和记笔记。每逢全校开大会，马老总是笑容可掬的，用他那浓浓的江浙腔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之类的欢迎词。然后，他便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马札，打横坐在报告人的身边，同全校师生一起认真听讲。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须撑雨伞。”
马老在北大深受师生们的尊敬。1953年他请一些教师去他家吃午饭，饭后送他们到颐和园大门。二里多的距离，一路上不断遇到来园游览的北大师生。他都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握手和简短交谈。他天天清晨在颐和园爬万寿山，锻炼身体。
“新人口论”
马寅初十分重视我国的人口问题。他从实际出发，非常注重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后，他在1954年3次回到浙江视察。他说：“旧时代的浙江分成11个府(杭、嘉、湖、宁、绍、台、金、衢、严、温、处)，我跑了10个。”
他在浙江黄岩等地看到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觉得很好；但又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他发现，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太高了，每年增长22‰以上，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加人口130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他心急如焚。
1955年，他写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多数人反对。马寅初认为大家是善意的，就将此发言稿收回，暂不发表，继续不断调查研究、修改、补充和继续征求意见。
1956年马老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带头在百忙中从事科学研究。马老从事科研的特点，是尽量自己动手，不依赖助手。更为可敬的是，他勇于担当责任。
此年，马老又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翌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得到毛主席的赞赏。1957年，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上，他着重谈了控制人口的问题，认为“生育也必须要有计划”。此年4月，《文汇报》记者来采访时，他主张“必须有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
马寅初先生在大量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人口问题的新思想。1957年4月27日，他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演讲。在可容纳几千师生的大饭厅里，他用大量的材料和生动的比喻，阐述了他在我国人口问题上的见解，主张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这个演讲稿经过加工整理，成为《新人口论》发言稿，于该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7月3日，他在人大会议上作《新人口论》书面发言。7月5日，该发言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