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天，胡适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即杨振声）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这显然和杨的教育背景有关——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又入哈佛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
主政山大，缔造辉煌
提起杨振声先生，今天山东大学的学子或许并不陌生。作为山大校长，他缔造了名扬海内外的山东大学的第一次辉煌。从1901年在济南新办山东大学堂开始，山大时断时续地办了30年，一直没有太大起色。直到杨振声先生前来主政学校，山大才真正变得为国人所知。
也许，只有像杨振声这样的“海归派”，才更希望能够亲自操持一座中国大学。1930年4月28日，杨振声受蔡元培推荐，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合并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那一年，杨振声刚好40岁，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杨振声主政山大，亲自到上海聘请闻一多与梁实秋来鲁，并任命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当时，国内知名的文、理学科专家、学者如黄际遇、谭书麟、蒋德寿、王恒守、游国恩、张颐、赵少侯、孙大雨、汤腾汉、丁山、闻宥、傅鹰、张道藩等，都先后应聘到山大任教。作为蔡元培的学生，杨振声很好地学习与借鉴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他曾这样对胡适先生夸耀：“我们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英文很好，外国文学系主任的中文很好，两个系主任彼此的交情又很好，所以我们中外文学系是一系。”
为表示对这些名家、教授的重视，杨振声校长给他们开非常高的薪水；但是，他对自己却非常节俭。当时，山东大学的经费只有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而且主要是由山东省或青岛市地方提供，国民政府并无经费供给。但杨校长却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山大办得有声有色，声誉日隆。作为一个留学海外多年的著名学者和作家，杨先生为官之道实在是过于清廉。
在给文学院学生亲自授课的过程中，杨振声发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课程内容和结构的革新调整。在亲自开设的“小说作法”课程中，他把新文学课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等课同等重要的地位。杨振声在青岛时，和赵太侔同住在黄县路7号。在这所学校教书、工作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杨振声的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杨振声经常是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热情地接待大家，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
从杨振声先生一生的教育经历来看，他先后打理过多校之政，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在青岛的山大一段时间。在山大的校长职位，也算是位高权重的了。他在山大任职仅两年多，作为一个山东人，“身材修长，仪表甚伟”，“而谈吐风度则又温文尔雅”的杨校长，潇洒风流、满怀激情地前来，痛苦沉重、义无反顾地离开，却给山大留下了巨大的声誉，泽被后世，嘉惠晚生。他延揽名师，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倜傥绝世，其校长风范永留山大人心中。
作为传承蔡氏“兼容并包”衣钵的“淑门弟子”，杨氏遍求名师。在上海，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梁实秋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此后，杨振声又用同样的方式将沈从文、黄敬思、黄际遇、汤腾汉等名家、教授聘请到山大各系任教。其教师阵容之豪华，在当时全国的大学中屈指可数。这些教授们大多是欧美派“海归”。而杨振声对欧美教育制度和办学方法又比较熟悉，对大学教育也有着深刻而精辟的见解：“学校当多制造此种机会，正式如各种讨论会、辩论会等，非正式如牛津、剑桥大学之下午茶会等，使学生得到机会与刺激，去讨论学术，批评政治、文艺及各种社会问题。”纵使声名显赫者如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也都曾做客国立青岛大学讲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振声因学生运动而引咎辞职。可是，他曾经力倡青大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等学科，此即现今已发展成为国内一流大学的中国海洋大学之先声。
主编“大一国文”，推动现代文学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临大中文系学生孙昌熙也是山东人，得到了杨振声的赏识与关照。孙昌熙回忆说：“先生在山东形势吃紧，鲁籍学生惶惶不安的时候，不忘照料他们。爱乡才能爱国，卫国就是保家，培养人才，储备力量，收复失地，我体会这大概就是当时先生的心情。”
一些因经济有困难而影响读书、或者想谈谈对国家形势的感慨的山东学生，常去找杨振声一诉心声。孙昌熙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见到杨先生的。孙昌熙后来写道：“时已冬令，先生已穿长棉袍，愈显高大，而风度潇洒。前发稍稀，长方形脸上，目光炯炯，高鼻梁，口含一只大烟斗，多听，多思考，不多讲话，然而即之也温。笑起来极为爽朗，是位典型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随后，孙昌熙在与杨先生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感受到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先生在娓娓而谈中，多幽默风采，使人如坐春风。他也月旦人物，但不露锋，让你自己去思索。如对某国画家的作品，只说他在国内开画展时，展出的是西洋画；而在外国则展出中国画。先生有资格评论的。先生的艺术素养极深，书法韵味高妙……”
陈平原教授认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对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但是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从《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中可得知，杨振声先后任西南联大主任秘书、叙永分校主任等重要行政职务，还主编了大一国文。“（联大）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请杨振声主持。”选杨振声来做这项工作，可能是考虑到他具备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是对新文学有影响力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在30年代就开始领导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
这册西南联大所有学生必修的《大一国文》课本，包含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古典诗词44首。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被引进了这本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传统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也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打击。多年之后，汪曾祺回忆当时读《大一国文》，认为是一本“京派国文”。他在谈联大大一国文的特点时，写道：
“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查阅《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可以知道，这是1942—1943年的篇目。语体文还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汪曾祺记忆中的丁西林的剧本《一只马蜂》，实为丁西林的《压迫》（独幕剧）。汪曾祺对这个课本印象深刻，很有感情：“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当时的《大一国文》只印课文，没有注释、题解、作者介绍和辅导教材。16开本白报纸铅印，印数不多，接力棒一样由前一届学生传给下一届新生。从《大一国文》的篇目可见，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的意见占了上风，吸收了新文学运动的成果。
1944年，面对教育部复古的倾向，大一国文委员会又选编了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后改名为《语体文示范》），入选了胡适、鲁迅、冰心、徐志摩、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等人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杨振声为此书撰写的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突出地点明了向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值得一提的是，两本大一国文，均未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本校教师的作品，特意“回避”，以免引起误解。
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还在中文系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从师从杨振声的学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杨氏的教学风格和学术贡献。
1938年，吴宏聪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他最想见到的先生是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几位先生的文学作品。杨振声在“五四运动”中的壮举，更是吸引着吴宏聪，想找个机会瞻仰先生的风采。
吴宏聪这样描述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教“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课程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当年联大的教授不仅杨振声如此，沈从文等人也是这样扶持学生的创作。
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中，曾谈及1929年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现代文学”时的情景：“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杨振声在“京派”文人中是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的正直、朴实和热心，提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萧乾称杨振声为“启蒙老师”，沈从文蜚声文坛也和杨振声的提携有很大关系。
孙昌熙在《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教授教诲的日子》中，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
如今在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中国文学的先生们，说起来，仍然要感激杨振声先生。令人遗憾的是，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后，杨振声因为和胡适的亲密关系，被北大疏远，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当时的形势，杨振声在北大时曾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杨振声等人的批判文章，还作了点评。对很多人的批评，胡适嗤之以鼻，并对当年的“朋友”重新认识；唯独对杨振声，他没有做出批驳的点评。想来杨振声的批胡文章，和他一向的为人一样忠实、厚道。
1956年，杨振声先生由于曾经在西南联大时期过于劳累，身体透支，病逝于北京。
【大师小传】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亦作金甫，笔名希声，山东蓬莱水城村人。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文学教授。少时在家乡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与进步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书记。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到祖国，投身教育事业，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校长。任职期间，民主办学，广罗人才，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一时间学者名流云集，人才济济，灿若群星，迎来该校第一个黄金时代。他不辞劳苦，亲自开设“小说作法”课。1933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与沈从文合作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后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负责北大北迁筹备工作，并任教；同年与沈从文、冯至合作编辑《现代文录》，主编《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新中国成立后仍于北大任教，兼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病逝于北京。临终，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2379册）捐给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胡适：丘吉尔式的演讲作风
民国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方面说明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交友之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马走卒，无人不知他的大名。一次，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道：“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然大笔一挥，写下“胡说”两个字，引得哄堂大笑。
“胡说”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以创作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1917年2月，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朋友》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他后来将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意象清新，诗意浅露，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后来，胡适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打响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解放第一枪”。
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