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1976），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进修，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同时写作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以后居于美国，用英文撰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此后在法国创作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和文化著作。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冯友兰：大音稀声，大巧若拙
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展开的。冯友兰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勤勉始终，著述宏富。如果说，冯友兰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的理论基础——他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东方哲人。
遍历东西，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
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的成长经历一样，冯友兰7岁上学，先读《诗经》、《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烛照濡染。1912年冬，冯友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并开始对逻辑学、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系统的哲学训练，为其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的关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18年，从北大毕业的冯友兰回到家乡河南开封，执教于一所中等专科学校。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冯友兰与几位好友一起，创办了《心声》刊物，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力量。他在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一时间风云际会，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大家都在积极地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此时的冯友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1915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系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60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1919年，冯友兰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在美求学期间，他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与其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杂志第3卷第2期上。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1925年，他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一所美国人办的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在燕大和清华任教的10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友兰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清华任教期间，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欧洲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冯先生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国民党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10月底11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友兰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次事件对冯友兰的震动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只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偏隅西南，创立新理学体系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关键的10年。他以西方哲学的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史。对中国的哲学传统，他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他用西方写实主义的观点讲中国的“程朱理学”，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系统，完成了他以“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庞大的思想体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被迫南迁，先是迁往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大。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冯友兰在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写的碑文中写道：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节选）
冯先生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哲学问题。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经过镇南关时，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请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开始思考：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他的手就碰到了墙，造成了骨折。
暂避长沙时，冯先生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到昆明后不久，冯先生又为刚创立的西南联大写了校歌的歌词——调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祯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充分表现出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终将战胜日寇、收复祖国失地的信心。
从1937年起，冯友兰教授先后出版《新理学》（1937年）、《新事论》（1940年）、《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6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
融汇中西，学贯古今
老子所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慧心者多口吃。冯友兰先生的学生任继愈回忆说：“他有点口结，经常的，有时候结一下。不是像人家很流畅，像细水长流，心平气和，声音很低，很平缓地讲下去；声音也不高，很平缓，说话很慢。他讲课的特点，条理非常清楚。记笔记记得仔细的话，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训练。”有的学生还开玩笑地说：冯教授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尽管如此，冯友兰先生的课仍然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除了本系学生之外，外系学生也慕名来旁听，将一个100多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
听冯先生讲课，似乎是一种美的享受。他旁征博引，挥洒自如，语言风趣，引人入胜。他的讲课，能将听课者领进一片新的天地，任你的思想驰骋、飞翔。
读冯先生的哲学体系之作《贞元六书》，使你感受到这个体系之博大、深邃。在冯先生的哲学体系中，它的主要范畴“道”是中国老庄哲学的继承，而又有所发展；它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而程朱不讲“两个世界”，冯先生却把世界分成“真际”与“实际”，这又是吸取了西方的柏拉图学派；它对思想发展的论述，吸取、运用了唯物史观；它又吸取了西方逻辑，将这个体系建立在四个逻辑命题之上。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应是“融汇中西，学贯古今”的新尝试。这也就是冯先生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的根本原因。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同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1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惟恐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推举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各种职务，专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世态迁变、人间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其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纷攘多变的滚滚红尘。
【大师小传】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6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通过“贞元六书”，冯先生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放弃其新理学体系，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其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金岳霖：把逻辑学讲得生动有趣
金岳霖教授曾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推动了中国对现代逻辑的研究，对演绎逻辑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入探索；并培养了许多逻辑学者，包括沈有鼎、王浩、冯契、殷海光在内的一大批大师级的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
创立并教授清华哲学系
金岳霖，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在现代中国，金岳霖是真正称得上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家。
在美国、英国留学了12年以后，1926年金岳霖终于归国，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哲学系，担任系主任。那时金岳霖还只有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