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豹隐与郁达夫交往的次数不多，但他知道，郁达夫志趣很广，特别是对文学情有独钟，而且有着很好的古文功底。记得就在两人见面后的第三天，郁达夫就将写就的一首七律拿给陈隐豹看——
客里苍茫又值秋，高歌弹铗我无忧。
百年事业归经济，一夜西风梦石头。
诸葛居常怀管乐，谢安才岂亚伊周。
鸣大鸟知何待，待溯天河万里舟。
陈豹隐看完诗，用赞赏的口吻说：“诗写得不错。但是，学经济的人更要把专业学好。”
郁达夫明白陈豹隐的话外之音，连忙说：“我会珍惜出国的机会，学好本领。”
陈豹隐回国后，郁达夫还与他保持书信往来，并经常向他请教。他曾同陈豹隐认真讨论过自己的毕业论文，并写信告诉陈豹隐，自己将来要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还说打算写《中国货币史》。陈豹隐回信给予鼓励。
1922年3月，郁达夫如期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陈豹隐写信向他祝贺。因为有了这一层渊源，陈豹隐希望将自己的空缺留给有师弟关系的郁达夫。
就这样，1923年10月，郁达夫来到北大经济系作讲师。临行前，他对文友郭沫若等人说：“为生计奔波，我暂且告别一下诸位兄弟。一旦时局变好，我会立刻回来的。”
成仿吾甚为动情地说：“平时在一起打打闹闹，一旦离开，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唉，你这一走，也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
郭沫若觉得气氛压抑，便岔开话题说：“嗨，大丈夫四海为家。有缘的人总会相见的。达夫，你说呢？”
郁达夫点点头。他忍着一丝伤感，与朋友们一一拥别。
不称职的北大经济学讲师
应该说，像郁达夫这样经济学科班出身的留学生，胜任北大经济系的基础课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对教学并没有动太多的心思。他每周2小时统计学课，月薪30多块钱。同时，他还在北平平民大学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兼课。
记得第一次在北大登上经济系的讲坛上时，郁达夫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是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
同学们见老师如此宽松，台下顿时一片骚动。因为在当时，很少有老师敢于公开这么说。如果有学生打小报告给校领导，说郁达夫“上课不负责任”，那么，他极有可能丢掉这个美差。
显然，郁达夫没有考虑这么多。他见台下有点嘈杂，便稍稍提高一点声音，继续说：“你们以前的老师陈启修（陈豹隐）先生与我是同一师门，他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郁达夫说的是那样坦率，令学生们大感惊奇。他不以为意，只顾顺着自己的思维去讲课。大约刚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匆匆讲完了课，然后满意地看了看大伙，说：“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我没有讲到的内容，有兴趣的同学回去自己看看吧。”
不少同学的脸上，明显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郁达夫夹着教案，将脖子上的围巾甩到肩后，便清清瘦瘦地走出了教室。
那一段日子，郁达夫过得很不痛快。对于讲授经济学，他实在是有十二分不情愿。可生活又逼迫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何况，陈豹隐对他也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加之北大的声望和学生们强烈的求知欲，无疑都给了他另一种压力。他想教好经济学，但他的兴趣和志向的确不在此，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文学。
4年后，在回顾这段生活时，他还特地写道：“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1924年中间，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
【大师小传】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现代著名作家、学者。
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1933年4月移居杭州，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时，与胡愈之、王任叔（巴人）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在苏门答腊失踪，终年49岁。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关于其死亡的推测，最早出于胡愈之的文章。据胡文中推测，郁达夫是为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在1985年郁达夫的纪念会上，日本学者玲木正夫提出郁达夫系由日本宪兵掐死在森林里的观点，但是其对“凶手”却用英文字母表示，似嫌证据不足。此外还流传着其他的看法，如郁达夫系由印尼游击队杀害（郁曾当过日军翻译）。故现在学术界对郁达夫之死只能谨慎地称为失踪，而不能武断地认为其为日本宪兵所杀害。
郁达夫在从事文学创作、报刊编辑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后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新加坡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本宪兵队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胡愈之先生则这样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闻一多：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闻一多祖籍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镇陈家大岭。名亦多，字友山，号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到北京清华学校上学后，改名多；后经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一”字，所以后来名为闻一多。
闻一多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他每年放暑假回到家里，总是闭门读书2个月。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二月庐”，家里人也都叫他“书痴”。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与激进热情的诗人气质，贯穿着他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一生。
1925年5月，闻一多自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毕业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
武汉大学——古典文学的肇始地
闻一多1925年5月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先到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这是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1926年应同学潘光旦邀请，到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担任训导工作。章伯钧先生回忆说：“在民国十六年（1927）中国大革命时代，闻先生曾因朋友的介绍，由北京到武汉，应邓演达先生之邀约，参加总政治部工作。约在是年二、三月间，闻先生到部任艺术股股长，并亲自绘制反军阀的大壁画一幅。后来因为闻先生颇不惯于军中政治生活，受任1月即行告退。”于是又回到吴淞政治大学。这年秋后，他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
闻一多到武汉大学任教，是应刘树杞邀请而来。刘树杞是湖北蒲圻人，著名化学家，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委任他为筹备委员会主任；8月26日，又委任他为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树杞很希望有一批知名教授、学者来武大工作，于是想到湖北同乡闻一多。他亲自到南京去请闻一多，动员他到武大服务乡梓，并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
闻一多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时间，是1928年8月。据民国十八年（1929）《国立武汉大学一览》记载：“十八年二月，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氏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5月21日，王校长由南京来武汉大学上任。“十八年秋，将原有之社会科学、文学、理工三学院改为法、文、理、工四学院；聘皮宗石教授为法学院院长，闻一多教授为文学院院长，王星拱教授为理学院院长，石瑛氏为工学院院长。”闻一多的到校时间，注明是“十七年八月”。也就是说，在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武大不久，闻一多已到武大工作。当时的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现湖北教育学院内），他住在武昌黄土上坡31号锦园。闻一多参与了武大的筹建、规划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就是他提出，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充分体现了他的诗人气质和高超智慧，使“珞珈”二字充满灵气，至今仍闻名海内外。他又为武大设计和书写了小篆体“武大”二字的校徽，使过去武大的学生以佩戴它而倍感自豪。
在民国十八年（1929）的“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一览表”的排名中，闻一多仅排在王世杰、王星拱之后。在他的学历栏中注明：“留学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美术学生协会学校。曾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国立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他当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时，所教的课程是“英诗初步”，每周3个课时。在文学院中，当年与他共过事的著名教授，有陈源、刘赜、徐天闵、高翰、袁昌英、陈登恪、游国恩、谭戒甫等。
闻一多担任武大文学院长时，年仅30岁。后来的武大中文系五老之一黄焯教授，对闻一多充满敬佩之情。他曾对学生说：“一多先生学贯中西，淹博古今，长文学院老少咸服，政通人和。”闻一多志向高远，诗才横溢，又有深厚的中学功底。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开始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苦心耕耘。他常常邀约陈登恪到武昌宜善书店去买书；和研究楚辞的游国恩先生切磋学问，过从甚密。他首先选择了对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研究，在武大《文哲季刊》一卷1期至4期上连载“杜少陵年谱会笺”论文。这是他在武汉大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为他以后涉足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很多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碧云寺移送至南京中山陵安葬。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奉安典礼，以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闻一多素来对孙中山充满崇敬之情，他代表武汉大学撰写了奉安典礼祭文，全文如下：
“呜呼！神州陆沉，受制异族，民权不伸，民生迷蹙，厝火积薪，危机潜伏，众人熙熙，酣梦方熟。系维总理，先觉先知，四十年前，独抱忧危，结纳同志，密展宏规，光复故物，金瓯不亏。国体共和，首崇让德，成功不居，退然拱默，咄哉叛夫，大盗移国，爰构厉阶，祸延南北。公谋建设，主义昭宣，建国方略，宪法五权，亿兆服膺，全体动员，催公北上，耆定乾坤。胡天不仁，沉疴遽染，扁鹊华佗，莫救斯险，壮志甫伸，荣光俄亻弇，载德垓埏，铭勋琬琰。煌煌遗教，奉作宝书，和平统一，实践非虚，迁都金陵，力行其余，国民会议，苛约废除。遏密八音，倏焉三载，奉安钟山，兆域爽垲，坟对孝陵，徽扬寰海，举哀陈词，上诉真宰。滔滔江汉，载缵武功，辛亥首义，遐迩夷同，学府既建，械朴芃芃，敢献乐章，被之丝桐。尚飨。”
但不久之后，闻一多就离开了武汉大学。其中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当年武大文学院之中，旧学势力有很大的影响力。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只有乾嘉以来的朴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传统的中国文学才算得是学问，而新诗和新文学算不上是学问，对新学采取鄙夷的态度。
其二，在学派之间，讲究师承关系，这样就形成了派系。而闻一多既无师承，又无派系。
其三，过去的武大学生有一个传统，喜欢批评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教师。这有好的一面，使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宁缺勿滥；但也会被人利用，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朱东润先生曾说：“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在那个学校里，低年级的外语讲师被调走了四、五位。”
其四，闻一多在文学院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曾经采取掺砂子的办法，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改变那种文人相轻和门户之见的复杂关系。他当面邀请朱东润先生从外文系到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看了游国恩先生写的《楚辞研究概论》，便邀请这位素不相识的学人到武大中文系任教。
闻一多无师无派，过去又非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加上他采取的一些新举措，必然触犯一些人，引起不满。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一向自视甚高的闻一多，对文学院长的职务并无萦念。于是在1930年4月，提出辞职。学校当局也曾竭力挽留他。但闻一多去意已决。据民国十九年（1930）《国立武汉大学一览》记载：1930年6月“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氏辞职”。8月，聘请陈源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
青岛大学——潜心书斋
在中国海洋大学幽静的校园里，一幢二层小楼被常青藤温柔地缠绕着。那古老的红色瓦顶，闪耀着热情的光芒。这便是“狂放诗人”、“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故居，被后人命名为“一多楼”。
兼诗人、美术家、学者于一身的闻一多，其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他一生把“爱”看成是诗人的天赋，而一旦这种爱冲出书斋，他就成了勇猛的斗士，他的生命也化作了真诚、刚烈的诗篇。
“红烛啊！这样的红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闻一多在20年代先后出版的《红烛》和《死水》二部诗集，成就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这位曾以模仿梁启超的文笔而获得作文高分的清华学生，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便投入了胡适所倡导的用白话文写新诗的创作中。梁实秋曾称赞闻一多是“清华现在惟一的诗人”，说他“满脑子都是诗”。
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政治风云诡谲，社会动荡不安，令无数热血知识分子感到无所适从、惆怅不已。此时，闻一多的炽热情愫被摧毁了，年轻的他身心疲惫。这个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感到自己就像已经死去了一般，惟有彻底地退隐，远远躲到另一个世界之中。
1930年暑假，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校长杨振声向闻一多发出了热切的召唤。于是，此年夏天，闻一多便与梁实秋相偕来到青岛，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