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云：“之所以要依据人情制定礼法，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规范是因为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其中，用仁义诱导人们上进，用刑罚约束邪恶，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用禄厚重者蒙受恩宠。唯此才能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依据人情制定礼仪就是按照人的好恶来制定规范。人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眼睛喜欢缤纷的色彩，就在衣服上绘制花纹图案来美化仪容；耳朵喜欢听美妙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愉悦人的精神；口舌喜欢美味，就制作了美味佳肴；喜欢珍奇美物，就打磨壁玉金器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古代贤王为了防止淫逸奢侈，补救奢华带来的弊病，在祭天时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仅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只是朱红丝弦和底部有孔的瑟；祭祀的祭品，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所以，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下到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乐制度遭到破坏，上君下臣，都破了规矩，坏了纲常。循规蹈矩的人备受欺侮，不走正道的人却显贵荣耀。社会一片混乱，人们不能自制，行为变得奢淫无度，仅以子夏为例，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连他都说：“当看到外面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又不能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以下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怎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呢？”
俭朴虔敬是礼的本质，生活不奢华，处处有节制，才是君之道，民之本。
有了礼仪的约束，人们的所作所为才会有所节制，人们的生活才会有礼可依，走上正轨。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加以节制，却不能灭绝人性。所以，效法自然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忌，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感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副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所以，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就有苦难，淫乱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忘记先人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百姓，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
君王熟识《周易》，心志高洁，臣子也就不敢欺君瞒上了，君王深悟《礼》之深妙，并身体力行，臣民也就跟着效仿。为君者能够率先做到有《易》守《礼》，臣民自然也就顺而行之，安定朝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孔子与《春秋》
《春秋》的教化作用就是让人要善于言辞，但必须言简意赅，话语有序而不乱。
孔子之所以著作春秋，除了教化民众要掌握言辞的精髓外，更是警示君王不要丧失治国的根本：君王之道。
太史公对于孔子著书《春秋》的原因进行了如下解释：“在周朝的王道衰微时期，孔子是鲁国的司寇，但他的才智并不被众人认可，诸侯们都陷害他，大夫也阻挠他。鉴于这样的情况，孔子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自己的任何主张都不会被采纳。于是他便把自己的是非标准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仪表。在《春秋》中他直言指责了失道的天子，贬斥了僭礼的诸侯，声讨了犯上的大夫，其目的是为了实行王道。孔子认为：与其说空话，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实，更为深切显明。”
太史公又说：“《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根本。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侯流亡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君王如果仔细考察这些事件的起因和经过，也就明白了为君治国的根本。”
孔子之时，因上无贤明的君王，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言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评断君王的法则。如过遇到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是否就不需要著书立说，阐明明君之德，治国之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太史公说：“伏羲最为淳厚，但他仍然作了《易经》的八卦以传后人。尧舜的盛德，因记载在《尚书》里，礼乐才因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肃穆清和，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但总觉得有些问题没有彻底说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下属官员的失误。所以作为臣子，如果不去记载昏君的无道，就不能给后世以警醒，如果不去记述明君的功德，更是莫大的罪过。”
八、诸子百家暗含治国之智
诸子百家虽然都阐述了不同的治国观点，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正所谓文子所言：“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民族的哀乐，虽然声音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要流露出来，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
诸子百家之对政事持不同的观点缘于政事本来没有固定模式，所以要巩固根本，革除弊端，就要做到与时俱进。
时代在不断变化和更替，固守一种制度，顽守一种方法，显然是不能解决社会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问题。况且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了解和探知一个人的内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所以，对于时政和民心，即便有应付万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完全掌握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与人心之难测相比。因此，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固守常规。
古代圣人治理天下，道法自然，没有什么典章制度。然而法规、制度的变化，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开拓创新，或者是保守传统，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都与过去大不一样了。但坐在君王的宝座上，摆出君王的仪仗，穿上君王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如果矫情用事，就会矫枉过正。比方说，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容易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就容易分崩离析。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秦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所以，政策法规的繁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易知。太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手段治国受到赞扬，子产为政宽容也让人感动。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为政刚猛；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旨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为政宽猛相济的例子，足以说明刚柔相尽治国之道的重要意义。
诸子百家，论述的都是政治的得失，但其中还有很多荒谬之见，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道家尊崇清净无为，视儒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认真考究这些不同的观点，不难发现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
由此可见，君王在施政行令时务必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定，时代结束了，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方法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之变化。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这就是与时俱进的真正内涵，是真正的君道。
（一）儒学
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他游历各国，广播儒学精华，他的弟子们也深谙其道，与他一起传扬儒家思想。可是自孔子去世后，他经典的言论就断绝了，他的七十二位成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开始变得混乱不堪。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真伪纷争，诸子百家纷然杂乱。
儒家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其职能是帮助君王和顺阴阳，昌明教化的。追随儒家的信徒们都遍读六经，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他们都是儒学中的高人。但发展到后来，有些对儒学了解不深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神本质，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对儒学进行贬低或抬高，更加背离了儒家的本旨，更有甚者用儒家学说哗众取宠，浅薄的儒士带来的祸患越来越多。
儒学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虽然被众多有识之士推崇和效仿，但其还是不能顺利传成更广，究其原因与儒学道理之深奥不无关系。
司马谈这样评述儒学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经传不下千万，就是一辈子苦读，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通晓它的礼制。所以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序，则是哪一家也不能替代的。”
儒学因过于注重对仁义道德的遵守，而使乱世当头时许多志士仁人都恪守其信条而处境尴尬。
范晔说：“当时儒学者们到处游学求教，身着儒衣，谈论的不离仁义，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们都知道君臣父子的纲常和改邪归正的方法。但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被遭到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都知道国家分崩离析之原因，豪强权臣隐藏着自己的阴谋，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的谬论。但人们仍然背诵着先王的遗言，对叛逆之势无所畏惧。张温、皇甫嵩之流，只是使国家稍有安定，但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处境尴尬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些不都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以看出，儒学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对激励和警示后人都有重要作用。
（二）道家
道家学说，同样也是诸子百家的代表，他们推崇的思想意义深刻，但却浅显易懂，易于为民众接受，所以，传播深广，但由于后世的拙劣仿效，也产生了一些流弊，影响了道家思想的传承。
道家大都出于史官，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抓住大要和根本，主张清静自守，卑弱自持。这是君人南面之术。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己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士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的束缚，也抛弃了仁义，主张用清静虚无，来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道家思想发展上产生的不利因素，并未影响世人对道家精神的崇尚，道家精神之内涵是君者治国之道的根本。
司马谈说：“道家精神专一，行为超脱与万物相合，源自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顺应时代的变迁和人事的变化来待人处世，所以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的同时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虽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但却容易实行。他们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自然为目的，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一定的形状，所以能探究万物的实际情况。在应付万物时，既不抢先，也不居后，因此而主宰了万物。道家之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是否设置限制，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能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总之，虚无是道家的规律，因循是帝王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君王如能深刻领悟道家思想的精华，因循道家的意旨治国，无为而制，臣君人尽其才，统治天下，理顺万民是完全不难做到的。
（三）阴阳家与阴阳之术
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许多都成了阴阳家，他们尊崇上天，具有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本领，能够准确地通告天气。但由于后来者拘泥不化，阴阳家的发展受到了诸多限制，在小的术数上过分关注，信仰鬼神舍弃了人事，使阴阳之术生出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