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人有上智下愚，因为禀受的气质不同。至于中庸之才，都是来源于锻炼和学习。自宋齐以来，太子的老师，不过是些无能之辈，滥竽充数而已。高贵和下贱，本来就有质的差别，又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导师多由职位而不是根据德才选拔决定。所以导致这五个后来做了君王的太子，生性平庸。况且他们身边又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导师的辅佐，没有良师益友的规劝，反而沾染了不少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以如此不良的品性，生活在如此粗俗的环境中，必然会导致国破身亡。”
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虽然，外在的环境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绝对条件，但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人本性的形成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贤哲贾谊曾云：“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就是保护好太子的身体；傅，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就是用天下兴亡的教训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因此，太子在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教育他，让他远离邪恶的行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比如孝顺父母师长、博闻广见、有道性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他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就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语言一样。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作割草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不是正道。”
孔子云：“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有的人长大后变得奸佞无道，而有的人却成为贤仁礼士，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受他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在他身边的人的品格天长日久一定会渗入到他的思想中，进而影响他的行为。
例1：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通犯了罪，校尉阎缴上书说：“太子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湎于富贵尊荣，凭着先帝留下的优越条件，父母娇宠。为他选择老师时，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品学兼优的读书人，既没有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也没有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人相处，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不单是东宫，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自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找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亲、忠臣如何事君，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这样会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由此可见，教育太子，选择品学兼优的人为师为伴很重要。这也是为君之道：与贤臣为伍，与智者为友，广结良师益友。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与什么人为邻。
为君者虽位高人上，受人景仰，但也不要忘了亲人和爱人，能爱人者，才会被人爱。为君者广施仁爱与天下苍生，天下人必归而敬之，国必昌盛不衰。反之，即使君王智高才深、文武无双，也不能保证国家不亡。
关于仁爱，《淮南子》中这样说：“仁和智，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就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乱政。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原因就在于他不能知贤任能。所以说，仁莫大于爱人，智莫过于知人，这两点不具备，即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混乱。”
例2：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但最终还是国破家亡，究其原因，就是他不够仁爱，对亲人不能仁义。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文武双全。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功成名就，值得称道。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就相信强敌西魏的甜言蜜语，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都丢弃。”
为君者不仅要亲近贤士，仁爱民众，还要团结将相，把有才能的人聚结起来为自己使用才是君王的智慧。
有人说：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如果他的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
虞世南则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周武帝骁勇无敌，坚决果断，性情刚强，谋略有智，为国家鞠躬尽瘁，军纪严明，他的将相才能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他。但这些都是勇猛武将的基本素质，不同于做君王的素质，也就是说他是做将才之料，而非做君王之料。”
所以，作为君王，一人善战是没用的，能够收服将相之才为己所用才是根本。正因如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不一定就是好君王！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迷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悖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无法企及，但却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察其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吗？
所以，会用人，敢用人，善用人，同样是君道的根本。虞世南曾例证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靠管仲，结果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权，统统交由宰相办理，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保住了江山。”
有了贤德之人而不用，听了忠言而不采信，这也是为君者不能持久基业的祸端。在殷商时代有三个仁德的大臣，夏禹的儿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楚国家还是灭亡了，就是由于为君者知仁而不用，闻良言而不听。
荀子说；“国君与臣下治理国家，主观一定想行正道，但好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的忠言，被晋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话，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昔日君王们的悲剧，应该成为后来为君者的良训。
五、立太子定成败
一个英明的君王应具有深谋远虑的智慧，更要具有深思熟虑的做事准则。一时的冲动很可能颠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基业。
皇位本应由长子继承，但由于许多君王的偏袒把太子之位改为他人，致使兄弟反目，朝纲颠覆，甚至国破家亡。
例1：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沮授进谏道：“万人追逐一只野兔，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因为名分已定。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传下来的规矩，希望您吸取前代成败的教训，思量以逐兔为喻的含义。否则，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引起了不必要的争端。
立太子看似是君王自己的小事，但处理不好就可能变成祸国殃民的大事，所以，立太子应慎重。
例2：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孙叔通劝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等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笑。秦始皇因不早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立少，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
汉高祖说；“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孙叔通严正地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于是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由此避免了兄弟反目的惨剧重演。
所以说：“立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动心。心动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执。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因此，君王无论处理家事还是国事都应善虑多思，权衡利弊再做决断。一时之断，可能造成后世无穷的祸患。
六、推知成败兴衰
一个君王去世，一般都会有谥号。一个新的君王诞生，一般也会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的颜色，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其实这些变化都是有深意的，都是兴衰成败的预示。
古代确定的谥号，是指为警戒后人，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的有评价的名号。爵王、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但是随着君王的不断更替，时政的不断变换，许多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实事求是地使用谥号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什么是“五帝之德”。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五行由五位正神来管。古代帝王们只要改朝换代就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有很深的象征意义。所以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而有了太昊配木，炎帝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帝王改立年号，因崇尚不同的五行，五行又派生出不同的德性，所以帝王崇尚的五行，就是他所推崇的德性。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服饰不同，就是因为三个君王崇尚不同的五行，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崇尚白色。周代以木德称王，崇尚赤色。三代服饰颜色因此而产生了差别。
到了汉初，公孙臣、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庖牺氏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大权。上古时的共工，以水德夹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间，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因为处的位置不对，所以都命不长。
按照上面的方法推论，百代的兴亡衰败都可以推知。所以有些君王的兴衰可以说是天意决定的，天命难违。因此，君王在兴师起事之时要重天命，不要逆天而行，天降大任，天助之则事易成，背天行事天罚之则事必败也。
七、君王短长之比较
为何品行相近之君王，却有不同的功业，有的能万世流芳，有的却一世骂名。其实，如果认真细察，君者虽然有相似的外在表现，但因其内在品质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会得到不同的赞扬或批评。
例1：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同为刘氏家族两个有名的皇帝，同样都是崛起于平民百姓和乡野之中，都凭借自己的英雄胆略开创了宏伟的帝王大业，平定了分崩离析的大乱局势。但二人功绩、盛名、仁德的优劣在人们心中却是不同的。
曹植曾这样评价：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暴秦而起事，诛灭强大的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大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帝王，人君中的人君啊！但是他虽然有如此显著的功勋，也难掩其名声、品行上的劣迹，他的人品、德行都不那么合乎道德，因此死了以后，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强灌哑药，扔在厕所中；赵王如意被幽囚毒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凡此种种，不都是刘邦缺乏良好品行造成的吗？
刘邦虽然在德行上有所不周，但在用人策略上他是少有人能比的，他的手下的枭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因为他能选任和重用他们，并善于听其言，观其行，所以这些人能为他效犬马之劳，帮助他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光武帝刘秀继承了祖上的仁善德性，一贯坚持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秉承了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儒家的美德和才华兼备。聪睿豁达、博学广识、仁厚智慧、开明大度、慎重周密、乐善好施。他生值国家灾难重重、混乱无理、皇家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他如春雷一般，来势威猛，率众起事，组织乡野村夫抗击强暴，发动义兵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声名让当权者闻风丧胆，让统治者胆战心惊。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就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
刘秀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战争，每次都是稳操胜券以后，才发动群众，谋略确定以后再采取行动，所以每次打仗他都是胜利者，对于他而言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因为仰慕其人品，所以每次战争无论多么艰苦都没有士兵临阵脱逃。他用仁慈宽容之心来团结群众，以伟大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形影不离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被他的英明所折服。刘秀就像尧舜一样具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具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礼贤下士，谦虚地听取臣子的意见；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勤勤恳恳，留心民间事务像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绝非一般；论地位，他的位置绝对高高在上；论道德，他绝对是完美无缺；论品行，找不到任何不光彩的地方。虽然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辅佐他的文武群臣也不是最好的，但他却做到了成功地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成就。
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吴汉等，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但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君臣关系很融洽。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光武帝都比汉高祖更值得称道。
刘邦豁达大度，选材得当；刘秀谨慎小心，睿智仁义，各擅其美。为君者应从中汲取有利于己身提高的经验和教训，为己所用，力求让自己的治理完美无缺。
例2：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都是有名的贤臣名士，他们都曾功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