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玄对乐毅的行为是这样评价的：“通过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既通晓智谋权变，又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有崇高理想的人，其目标是兼济天下，他们是不会被眼前的小利迷惑，仅仅把兼并敌国作为目的的。乐毅的目标不在于兼并其他国家，他更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他是个蔑视小利，不求小成的人，他的志向是统一天下。他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两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是为了使他的仁义之心远近闻名。他的这个做法很像成汤和周武王：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他几个国家。乐毅此举充分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用对两城围而不攻的办法，收拢民心以待齐国内乱，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其君，这样就可以等待齐将田等人归顺了。让仁义的光辉普照东海之滨，瞩目华夏大地，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让普天下的人民像春草一样受到滋润，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两座城池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可见，乐毅为了这两个城池迟疑滞留，其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对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完全是时势弄人，是天意使然！当时如果乐意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两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两城也能攻取，但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伟业就会越来越远。乐毅是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的，但他顾忌的是城虽可破，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他也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但他更清楚大业不成与时局变化，结果是一样的！由此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是他太深谋远虑了。”
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以义征服，这充分表现了他的仁义，但因此就认为他的谋略有多么高明，甚至比诸葛亮更胜一筹，未免有失偏颇。
以张辅之言说乐毅是：“用五国之兵，讨伐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伏尸流血，不能说他仁义。而诸葛亮文武之德兼而有之，懂得待时而发。刘备以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策有如泉涌。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建立政府机构，以文治内，以武卫国，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是真正的大仁大德，无人能比。况且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秋毫无犯，他的军队是名副其实的仁义之师，即使最后未偿大愿也令人景仰。这从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谋略和仁义是多么的宏大了。孔明的名声之所以能名扬天下，主要有赖于他能将功劳记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咎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他胸怀之坦荡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孟子说庄生：‘闻知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所以即使奸臣了解了孔明的气节，也会变得廉洁。可以说孔明的德行和谋略几乎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乐毅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即使乐毅与孔明相比略差一筹但这丝毫掩盖不了他的权谋，他的仁义道德和机谋是值得为君者借鉴的。
四、白起善用兵，性残暴
著名的“长平之战”，使世人记住了白起，但却不是因为他用兵取胜的业绩辉煌，而是因为他的残暴，胜利的他活埋了赵国降兵四十万，在历史上算是骇人听闻的大事件。
对于白起的这一行为，何晏这样认为：“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大军是个大败局。这不仅是个残暴的问题，还有白起以后的戎马生涯，从此以后，白起恐怕再也难以得意了。如果赵军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也会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是全副武装呢？普天之下都看见投降秦国的将领被砍下的头颅堆成山，归顺秦国的士兵尸骨积为丘，从此以后，假如再与秦国交战，要死就死，谁还肯再投降和归顺？因此说白起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的行为实际上等于加强了六国的战斗力。表面上看白起胜利了，实则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这种做法是在进攻的时候削弱自己的优势。假如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赵奢那样的将领，那么下一次的大战一起，秦国肯定不是对手了。况且从此以后，白起使各国都对秦国同仇敌忾了。这也是秦国为什么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的原因。他们并不是害怕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而是因为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国太明白这个道理了。长平之战，秦国凡年满十五岁的青少年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线和赵作战。一仗打下来，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秦国元气大伤。所以，从长远来看，长平之战赵国虽死亡了四十万士兵，但秦国却损失了大批的青壮年，彻底伤到了国家的元气。所以，像白起这样的人不足以称为奇将。”
白起的胜利却招致了日后战役的失败，这是兵家大忌。太多的事实都说明，强硬并非是取胜的保证，有时会转化成失败的引子。
黄石公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这里的所谓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谓刚，是指窃贼似的强硬。柔弱的人会得到别人的扶助，而太刚强的人积怨太多。”由此可知，纣王当年百战百胜，但最后还是被周武王消灭了。项羽每次都打胜仗，最后一次却全军覆没，也是由于他的胜利引来了大家的怨恨，最后大家纠集起来联合战胜了项羽。汉代的学者随何说：“项羽打了胜仗，所有的诸侯都有危机感，恐惧祸及自身，就彼此结盟，互相救助，所以楚国虽然强大了，却招来了更多的敌人。”照这个说法，假若天下已定，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失信于天下，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
白起最后的失败是必然的，他不能在客观上认识战争的性质和对抗的本质，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却失去了一个国家的安危。君者也不该如此，决策影响命运，在必要时采取一些柔弱的办法对抗对手，反而比强强对抗更容易胜利。
五、诸葛亮“为他人之胜”杀马谡
马谡是有名的战将，但却因失街亭违反军纪而被诸葛亮斩杀，事后蒋琬对诸葛亮说：“从前楚晋交战，楚国元帅得臣兵败被迫自刎，晋文公得知后很高兴。现在正值天下混乱之际，处死有智谋的大将，难道不可惜吗？”
诸葛亮无奈地流着泪说：“孙武能克敌制胜，是因为军法严明。悼公的弟弟杨干仗不听军令，同样被司马魏绛以军法论处。现在天下未定，四海分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法令不严，还怎么东征西战呢？”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并不赞成诸葛亮的做法，他说：“诸葛亮不能兼并魏国，是理所当然的！昔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到荀林父没有及时过河，文公没有把他军法处置，结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为了他才失败的，杀了得臣后导致了更大的失败。当时蜀国偏处一地，人才不多，正是用人之际，而把马谡这样的俊杰杀了，起用才德都较差的人，很明显是把纪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这种做法分明是不记取三次北伐失败教训，想成就大业，就有困难了。”
例如：公元前597年，晋景公命令荀林父率军与楚国在邺地打了一仗。荀林父大败回国后请求自杀。晋景公想答应他，士贞子劝阻说：“不可以。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占领了楚军大寨，整整吃了三天楚国的粮食。晋文公仍旧神色忧郁。左右随从说：“有喜事还忧虑，如果有了忧愁还能高兴吗？”文公说：“楚国的元帅得臣还活着，总是忧心忡忡，高兴不起来。困兽犹斗，何况是一位国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晋国的再一次胜利，楚国的又一次失败呀！”从那以后，楚国有两代之久国力衰弱。现在上天或许是要给晋国一个大警告吧！再把荀林父处死，让楚国得到双重的胜利，晋国从此以后恐怕就不行了。荀林父侍奉你，处理国务的时候竭尽忠诚，回家休息的时候想着弥补过失。他是国家的栋梁啊！这样的忠臣，为什么要杀他呢？他这次失败，如同日月有日蚀、月蚀，怎能损害其光明呢？”晋景公听从了他劝告，恢复了荀林父的职权。
军纪严明固然可以增强军队团结，进而增强其战斗力，但如果军队缺少一个英勇善战的将领领导，这个军队的纪律再严明，也不会有出色的战绩。与纪律相比，人更重要，忽略了人的重要性，只强调纪律，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会战无不胜呢？这样的军队不就是“无头的苍蝇”吗？
故诸葛亮杀马谡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六、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商鞅作为名臣，他的功绩在于他能徒步游说秦孝公，带着帝术、王术、霸术三种策略，破坏了六国的合纵辅助秦成就了霸业。但在他治理国事、施行霸术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有失偏颇之处，值得为君为臣者汲取教训。
刘向说：“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发展农业，对外让有战功的人受赏晋爵。不阿谀权贵，不脱离普通百姓。《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像磐石一样公平坦白，像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像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像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都比不上商鞅。这才是秦兼并诸侯的主要原因。”因此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取胜，不是靠幸运，是靠谋略。”
许多君王成就霸业都是因为他们善于运用智谋。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国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这都是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化的谋臣咎犯的智谋。
商鞅的智谋帮秦国取得了霸主的地位，受到了秦王的重用，可是商鞅主政后，却开始背信弃义，不仅背叛了公子印也背弃了与魏国的约定，用计谋打败了魏国。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但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不伦不类。
所以，商鞅虽然有智有谋，能使国家保持一段稳定和和谐的发展，但他却不是一个合格的霸者辅佐。周朝的召公实施仁政，死了以后，后人思念他，做了《蔽带甘棠》的诗来歌颂他。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休息过，人们因怀念他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管仲夺取了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伯氏也毫无怨言。得政后的商鞅对内实行严酷无情的刑法，对外穷兵黩武，东征西伐，最后车裂身死。从他的经历和功德来看，作为霸主的辅臣，他还不完全称职。但惠王杀他也不对，作为君者应当在重用商鞅的同时，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广施恩德，取信于人，才是成就霸业者的作为。
这些历史经验无不说明，以商鞅的做法，对内立法严酷，对外背信弃义，是不能做霸主的良相的。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不听商鞅的劝告，也是有过错的。商鞅的做法也有屈从于当时的形势受孝公制约的原因。所以不能否认商鞅也是懂得真正的霸术的。
所以，对于商鞅的功过，为君者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他的功在于统一了国家的法令，而过则在于施行法令的手段太严厉，使臣子、邻国从惧而怕之到惧而远之，因此，实行法制时懂得适可而止对治理国家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