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次旅途中，我在这些匈牙利小城市受到热烈欢迎。格罗斯会在这些小城市里安排一辆有白花装饰的套着白马的敞篷马车，而我则穿得一身雪白，在一片欢呼声中登场。他们带我环绕全城，仿佛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观光的年轻女神。不过，不管我的艺术生涯带给我多少惊喜以及大众对我的逢迎多么狂热，我仍然无法忘怀我的罗密欧，对他思念不已，尤其是独自一人度过长夜时。为了他，我宁愿放弃成功的事业，甚至以我的艺术生涯换取再一次投入他的怀抱。我渴望回到布达佩斯，这一天终于到来。罗密欧当然是满心欢喜地在车站迎接我，但是我觉得他同以前有些不太一样。他告诉我，他将为第一次演出安东尼[安东尼（约公元前83—公元前30），罗马政治家和军人，曾辅佐恺撒。]这个角色做排演。难道他艺术家的浓烈性情已经受到这个角色的影响？我不知道，但我的确知道我的罗密欧纯真的初恋热情已经不同于往昔。他自顾自地谈着我们的婚姻，仿佛这是早已经决定了似的。他甚至还带我去看公寓，去选一间供我们同居的房子。看着那些在层层楼梯之上，连浴室都没有的房子，我心里感到冷战与沉重。
我问他：“我们在布达佩斯怎么生活？”
他回答：“你当然是每晚坐在包厢看我演戏。你还要学会如何帮我提词，帮助我研究剧情。”
他对我念着安东尼的台词，不过现在他整颗心都在罗马人民身上，而我这个朱丽叶已不再是他的兴趣所在了。
有一天，我们漫步在乡间，坐在一个稻草堆旁。他突然问我难道不觉得我俩各自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会比较好？虽然他当时是委婉地说的，但意思正是如此。我现在仍记得那个稻草堆以及我们眼前的那一片稻田，还有我内心的寒战。当天下午，我和亚历山大·格罗斯签了约，准备到维也纳、柏林以及其他德国城市表演。
我看了罗密欧首演安东尼的那场戏。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印象是剧院观众为他而疯狂，我则坐在包厢里伤心地吞咽眼泪，仿佛吞下一堆碎玻璃。第二天我就启程前往维也纳。罗密欧消失了，我向安东尼辞别，他绷着脸，看起来有些心事重重，因此，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这次旅程，对我来说变成了一段难熬的路途。所有的欢乐仿佛都从宇宙中消失了。我在维也纳病倒了，因此亚历山大·格罗斯必须常常为我在诊所挂病号。
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意志消沉，苦闷痛苦。罗密欧从布达佩斯来看我，他甚至在我的房间里搭了一张简便卧床。他对我温柔体贴、无微不至。不过一天清晨醒来，我看到那位护士——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全身包裹在黑色的袍子里，她硬将我们的床分开。这时我听到爱情的丧钟。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复原，格罗斯带我到佛兰肯柏静养。我感到无精打采，忧郁沮丧，对美丽的乡村和知心的朋友丝毫没有兴趣。格罗斯太太来探望我，彻夜不眠地照顾着我。昂贵的医护费用很快就让我的银行存款所剩无几。于是格罗斯为我安排在佛兰肯柏、马林巴德以及卡尔斯巴德表演。这对我或许是幸运的事吧！所以当有一天我又打开了我的衣箱，拿出我的舞衣，我泪流满面，亲吻着那件红色小舞衣，我曾经穿着那件舞衣跳着革命性的舞蹈。我当场发誓，决不会再为了爱情放弃我挚爱的舞蹈艺术。当时我已全国闻名。记得有天晚上，我和经纪人夫妇用餐时，有许多人聚集在餐厅的玻璃窗外，他们甚至挤破了那块玻璃，让餐厅经理毫无办法。
我将哀伤、痛苦和对爱情的幻灭都转化成我的艺术。我将伊菲格涅亚[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女。阿伽门农攻打特洛伊时曾将她献祭给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以求大军能顺利出航。]与生命诀别，步向死亡祭坛的故事编成舞蹈。最后亚历山大为我安排了慕尼黑的表演。我在那儿同母亲与伊丽莎白重聚，她们看见我又是一个人了很高兴，不过她们也看出我变得郁郁寡欢了。
在到慕尼黑之前，伊丽莎白与我骑车到阿巴席亚，想找一家旅馆下榻。我们并未找到住所，却在那个静谧的小镇引起一阵骚动。刚好被路过的费迪南德大公爵看见了。他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诚心邀我们住在他的位于斯蒂芬妮饭店里的别墅里。整件事完全没有一丝暧昧，却在宫廷的社交圈里传成绯闻。我当时天真地以为，那些贵族仕女是因为对我们的艺术表演感兴趣，才会来拜访我们，哪知道她们只是想知道我们在别墅里的真正地位。每晚在饭店餐厅，这些仕女在公爵的餐桌上表现出完美的社交礼仪，我也照着他们的习俗，表现出无人能及的极度礼貌。
就在那时，我发明了一种泳衣，后来变得极为流行。我用最高级的蓝色中国绸裁成低领、短肩带，裙子刚好在膝盖上，腿部和脚部裸露的泳装。那时候仕女下水时会穿得一身黑，穿着从膝盖直到脚踝的裙子，黑袜，黑色游泳鞋。你可以想象我的衣着在当时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费迪南德大公爵习惯在跳水板附近漫步，戴着观剧专用眼镜盯着我，以优美的声调说：“喔，邓肯小姐真是太美了！连春天也不及她美丽。”
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在维也纳的卡尔剧院跳舞时，大公爵每晚都带着他年轻英俊的副官和侍从，坐在舞台包厢欣赏我的舞蹈。这当然引起人们的议论，但是公爵对我的欣赏纯粹是唯美的与艺术的。他似乎真的回避其他女性的陪伴，也很满意与他年轻俊美的军官们一同出游。几年后我听到一个消息，奥皇决定将他监禁在萨尔斯堡一个阴暗的城堡里，我对他十分同情。或许他同其他人不太一样，不过有怜悯之心的人不都是有点疯狂的吗？
在阿巴沙的别墅，我们的窗前有一棵棕榈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生长在温带的棕榈树。我常会注视着棕榈叶在清晨微风中颤抖，从这些叶子的抖动，我创造出手臂与手指微微颤动的舞蹈动作。这个动作后来被一些模仿者滥用，但他们忘了去找出灵感的来源，忘了去看看棕榈叶真正的律动，忘了在表现出这种精神之前，先吸收学习这种精神。当我凝视着那棵棕榈树时，通常不会有其他杂念干扰，脑中只浮现出海涅[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与散文作家。]的动人诗句：
南方有一棵孤独的棕榈树……
我和伊丽莎自从阿巴沙来到慕尼黑。那时候“艺术之家”是慕尼黑的艺术生活中心，那里大师云集，包括画家卡尔巴赫、伦巴赫与斯塔克[斯塔克（1863—1928），德国版画家。]。他们聚在“艺术之家”，边饮慕尼黑啤酒边谈论哲学与艺术。格罗斯想安排我在“艺术之家”演出。伦巴赫与卡尔巴赫表示赞同，但斯塔克却持反对意见。他表示慕尼黑“艺术之家”是艺术殿堂，不宜作舞蹈表演。有一天我特地去拜访他，目的是要让他相信，我的舞蹈有崇高的艺术价值。我在他的画室更衣，换上我的舞衣，为他作舞蹈表演，之后不间断地同他谈了4个小时，告诉他我的神圣使命以及我的舞蹈成为艺术的可能性。他后来常同他的朋友提起这件事，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惊讶过。他说他当时好像看到奥林匹斯山[希腊神话中的圣山，是众神居住的地方，位于忒萨利北方。]的林中仙女，突然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他的面前。之后，他便表示赞同，而我在慕尼黑“艺术之家”的表演，成为当地多年来最轰动的艺术盛事。
之后我又在凯姆学院表演，那里的学生都为之疯狂。一晚又一晚，他们把拉着马车的马解下来，由他们拉着我穿过街道，唱着学生之歌，手中举着火把，在我的马车旁手舞足蹈。他们常会聚集在我住的旅馆窗外唱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直到我将花与手帕丢给他们，他们会平分这些东西，然后插在帽子上。
一天晚上，他们带我到他们的学生咖啡屋去，他们将我高举到桌上，让我从一桌跳到另一桌。他们通宵唱着歌，并用德文一再重复“伊莎多拉，伊莎多拉，哎呀，人生真是美好。”当这一晚的情形被刊在《简报》上时，让慕尼黑的规矩人大为震惊。其实那真的是再纯洁不过的事，只是当他们在清晨送我回去的时候，我身上的衣服和披肩已经被他们撕成碎片，绑在帽子上了。
慕尼黑在当时是文艺重镇。街道上全是学生，每个女学生腋下都挟着一本书或一卷乐谱。每家商店的橱窗都是藏宝箱，摆着古书古画以及吸引人的新书。除此之外，博物馆的珍藏，从晴朗的山上吹来的那股清新的秋天气息，不时去拜访银发的伦巴赫以及卡维尔霍恩这样的哲学大师，让我重拾对生命中理智与精神的认知。我开始学德文，开始读叔本华[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和康德[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的原文作品。每晚，都有一些艺术家、哲学家和音乐家聚在“艺术之家”，我很快就能同他们长时间地讨论问题了。我也学会了喝品质优良的慕尼黑啤酒。不久前我遭受的感情痛苦此时才稍稍获得舒缓。
一天晚上，在“艺术之家”的一次特别晚会的艺术表演现场，我注意到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出众男子在为我鼓掌。他的侧影让我想起我刚刚接触的一位大师。一样的凸额头和高鼻梁，只是他嘴唇的曲线较为柔软。表演完后，我得知他正是作曲家瓦格纳[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他的儿子齐格菲·瓦格纳（1869—1930）从1909年起，担任拜罗伊特剧院指挥。]之子齐格菲·瓦格纳。他加入我们的圈子让我很高兴，我庆幸能遇见一位值得仰慕的朋友。他后来也变成我的挚友之一。他谈吐不凡，常会追忆他伟大的父亲，这些回忆有如圣洁的光环时时伴着他。
我从那时开始读叔本华的作品。叔本华写到音乐与意志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哲学启发让我深深着迷。
我在他的书上读到所谓“思绪的神圣性”和德国人那种崇高神圣的独特“精神”。那种精神引领我到思想家的世界，这些思想家崇高有如上帝，他们的思维比我在旅行过的世界里所遇见的任何人的想法都更宽广更神圣。的确，在这里人们似乎认为，哲学概念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高度的满足，而只有音乐有资格与哲学平起平坐。在慕尼黑的博物馆里，我也接触到来自意大利的光辉灿烂的作品。一想到我们离意大利边界很近，心中便涌现一股无法抗拒的冲动，于是，我、伊丽莎白与母亲便乘火车前往佛罗伦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