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弟子曾对王阳明说，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知行合一，比如我想做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可受种种条件所限，无法做到。王阳明就说，如果你真能发挥良知的力量，怎么可能受到外界条件的限制？你只是想了，却没有到实践中去落实，原因只有一个：你没有良知的力量。不过良知也是有等级的，一个小孩的良知就是洒扫应对，要洒扫应对的心是良心，洒扫应对的很好，是智慧，这就是一个小孩子的良知。如果我们能始终保持良知的天然，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能发挥更大层面的良知，可以建功立业，可以为民谋福。
但是很多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做了很多违背良心的事，良知被这些私欲所遮蔽。所以要想恢复良知，第一步就是要涤荡心灵，没有别的方法，只能通过静坐，先从内心中把一切私欲统统祛除。当你祛除掉所有的欲望之后，你就会发现智慧之光。这种智慧之光不是我能教你的，只能靠你自己去努力获得。可如果仅仅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表面上看是心灵被涤荡了，实际上这是佛家的枯禅，一遇事只能傻眼。所以，必须要去事上磨练。如何磨练呢？就是依良知的指引来去做事做人。
良知人人都有，所以每个人都有成为完人的潜质。完人是什么，就是知行合一的人。
【3】
结束了龙场驿站的被放逐岁月后，王阳明被一些官员同时也是他的门徒推荐到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当县令。庐陵县民风极差。百姓们特别喜欢打官司，几乎每天都有一千多起上诉事件，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历任县长都无法承受庐陵人的执着，王阳明的前任是生生被累跑的。
王阳明第一天上班，几千百姓就冲进县衙，呼天号地，说是自己有似海的冤仇，要告状。王阳明就让他们排队，一一把诉状呈上。几个乡绅模样的人立即抱了一几捆纸放到王阳明的办公桌上。王阳明看了大半天，才知道，他们要求政府宽免一项征收葛布的摊派。理由是，本地不产此物。王阳明觉得这状告的有道理，既然不出产此物，那上面要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王阳明当庭宣告，可以免除葛布的摊派。老百姓们兴高采烈的走了。
百姓们前脚刚走，王阳明查看了庐陵县的税收明细，于是给上级写信说，（庐陵）单是岁办各种木材，炭，牲口，旧额不到四千两，现在却增加到万余两，机会要到过去的三倍了。其他公差往来，来了就是大吃大喝还大拿，日甚一日。再加上旱灾，瘟疫大作，县城各处都有全家而死者，幸存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没有宁日。你们这是在跟老天一样把百姓望地狱里推。如果还不宽免庐陵，将有可能激起大变。（我）不但于心不忍，而且势有难行。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然我不能做让你们满意，也不能让百姓满意，我还坐在这里做什么？
上面一见这封信，慌忙着手办理庐陵县的税收问题。
解决了上面，紧接着自然就是下面--百姓的问题。
他把自己的计谋融入到行政命令中去，首先是下了一道告示，要求老百姓谨慎对待打官司。他在布告中说，我年纪大了，头脑反应不灵糊涂。你们说了下句，我的思维还停在上句。而且气弱多病，如果不是重大事情，你们不要来打官司。如果非要来，你们自己要有个头脑，每次只准上诉一件事。还有，你们以前上诉的状子和一本书差不多，以后写状子，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字。凡是递上来的状子，我先不看内容，先看字数，如果违反，不予受理，故意超字数的，我要罚款。
告示一发出，诉棍们一见，哄闹起来。他们马上就把王阳明推到被告席上，可王阳明不接这样的状纸。诉棍们群情激昂时，王阳明再出奇招，又发告示。告示先从当时的瘟疫谈起，说，人们怕传染，所以有骨肉互相抛弃的，病人没有被瘟疫夺生命，反而因为没有人照顾而活活饿死了。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是制止瘟疫。而疗救之道，就是希望诸父老劝告子弟，敦行孝悌，别再背弃骨肉，将房屋打扫干净，按时喂粥药。我准备树立几个典型，奖赏他们。如果真有这样的孝义者，我将亲到他家表示慰问。不过，我现在正在闹病，请父老（老吏，老幕，老胥）先代我慰问存恤。等俺病好了，再去慰问你们。
一切问题其实都是心的问题，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只要以心攻心，就没有不胜之战。乡亲们被王阳明所感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活命，开始渐渐接近王阳明。
王阳明说，很多人做事不能坚持下去，只是因为不能立志，如果一个人立下伟大的志向并且真心实意的去做，那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诚意”相当重要，那些好色之徒为什么对美女矢志不移，就是因为他是发自内心的那份真诚，永恒不变。
如果一个官员能立下为民开太平的志向，并如喜欢美色那样的真诚去做事，怎么可能做不好呢？
只要具备了这种诚意，也就是有了良知。因为我心即天理，你肯定能找出如何治民的方法来。这种方法就是制度规定，制度规定表面上看，是外在的束缚，其实都是你那一颗诚意的心催发出来的。这就是心外无理，心外无法律，心外无规定。
在搞了调查研究，访实了各乡的贫富奸良后，王阳明把明太祖当年定的老办法拿了出来。那就是选定里正三老，让他们坐申明亭，对百姓中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进行裁决。同时，他又发告示说：很多百姓认为我不理你们的状纸是因为我生病的缘故，其实不是这样。你们没有发现现在正是播种季节吗？如果我审理案件，你们的庄稼怎么办？一旦审理起案件来，要有被告、人证，这些人都要到衙门来，他们的庄稼怎么办？尤为重要的是，你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你们自然知道一旦打起官司来，就要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更大。你们当中若果有大冤枉之事，我自然可以访出，我不能尽知者，还有乡老具实呈报。他们若呈报不实，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你们还不相信我。未有德治先有法治，我不忍心。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非要来打官司，那我也拦不住，可是，你们一定要有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的勇气。
百姓们被震动了，感动了。他们一口咬定，这位县太爷是真为他们着想的。有在衙门前准备把官司进行到底的顽强份子抱着状子回家了，一路被感动的大哭。监狱里的人逐渐减少，走在路上勤奋工作的人日益增多。
庐陵县那个被人诟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光明时代来临。
不过，王阳明并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从1510年到庐陵担任县令到1516年被任命南赣巡抚的六年时间里，王阳明一直在清闲的职位上跳来跳去。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宣传他的心学。他虽然没有提出致良知的概念，但他一直在致良知。他把心学最主要的“炼心”实务化：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炼心”的方法：把自己良知之心摩擦的如明镜一般，如何摩擦，不是坐在那里凭空乱想，心态固然重要，但必须要去去事上磨练才能显示出心态是否是正确的。意一动，良知就知是非善恶，是的就还它是，非的就马上克之。这是王阳明心学的炼心和佛家的炼心和三流的心灵励志截然不同之处：佛家说要心态平和，但就是嘴上说，他坐在清风徐来的禅房里一动不动，因为很简单，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生存危机，当然能说出任何大言不惭的话来。而三流心灵励志专家们往往就是靠宣言心灵励志混饭吃的，他们没有心灵磨练的精力，不堪一提。唯有王阳明心学，才是真正让内心强大的最有效武器。
因为他虽然和佛家、三流心灵励志一样，都提倡内心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宝。但他真正去解决了（事上练），其实在他之前的朱熹也主张去事上练，然后练了一大堆道理后，再把自己装扮成博学多才的模样。朱熹的理论提醒我们，他是一个大杂货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道理。而陆九渊则主张“宇宙即我心”，和王阳明的心即理异曲同工。但陆九渊和佛家一样，说完心即理后，什么都撒手不管，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王阳明左派心学。王阳明说陆九渊的理论大体上没有漏洞，但就是粗了，其实就是指的他不在事上练，是个三流心灵励志专家，一心说你要内心强大，可不经现实检验。
朱熹和陆九渊到底谁对谁错，王阳明的弟子们曾争论过。而王阳明也给弟子们写过一封信。
……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虽微吾兄之争，舆庵亦岂能遽行其说乎？故仆以为二兄今日之论，正不必求胜。……今二兄之论，乃若出于求胜者。求胜则是动于气也。动于气，则于义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论乎！凡论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然则二兄之论，皆未免于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论学，盖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之一语。即如二兄之辩，一以“尊德性”为主，一以“道问学”为事，则是二者固皆未免于一偏，而是非之论尚未有所定也，乌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为乎？故仆顾二兄置心于公平正大之地，无务求胜。夫论学而务以求胜，岂所谓“尊德性”乎？岂所谓“道问学”乎？以某所见，非独吾兄之非象山（陆九渊）、舆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陆九渊）、舆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当面悉，姑务养心息辩，毋遽。
他的意思是说，治学问先要涵养自己的德行，不要放弃实在的而去追求外在的虚的，论古人的是非很不好。另外，朱陆各有精华，你们应该去取其精华来成就自己的学问。朱熹有对的，就要去学习，陆九渊有对的，也要去学习，但朱熹的错，你就不要学，陆九渊的错，也不要学。总之，我们炼心，是天地万物为我所用，好的拿来，坏的拿掉，不能推崇谁，就认为谁的东西全是好的。
最后，他说，朱熹被推崇这么多年，实在有些过分，而陆九渊被排斥了这么多年，更过分。
这就是心学史上的“朱陆异同”，我们不必拿这一着名的典故当回事，因为王阳明说了，世界上只有一个道理，就是天理，而它就在我心中。人生在世，只需按它的指引，去经历事情，反过来证明这个天理，这就是致良知了。
（第四节）心灵的敌人--刘瑾
【1】
王阳明心学在他离开人间后，接踵销声匿迹，自有它本身的原因。王阳明天纵奇才，学富五车，所以才能在绝境中突然悟道，创建心学。也许，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只要诚心实意，就能恢复心之本体，即我们固有的良知。但问题恰好在这里，王阳明的心学不是靠理性获得，而是纯靠感悟。
它要求的是一个人必须要有一种别人所没有的灵性，这种灵性在王阳明之后遂成绝响。因为太多的人没有王阳明那样的资质。世界上只有一个王阳明，所以，心学永远是王阳明的心学，即使在王阳明之后，人人都说自己明白心学，但那不是王阳明的心学，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心学。
另外，王阳明所以提出良知学，按辩证法，越是稀缺的东西越被提倡。也就是说，世界上很少有人真的能完全地恢复良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他人解决麻烦，恐怕连圣人孔子都难以做到。这是因为，虽然人人都有良知，但这条路太过崎岖（王阳明说非常容易，那是因为他彻底悟道了，正所谓会家子不乱，会者不难），人人都不想走，于是，世界上有很多人，只要风云际会，他们就会抓住机会，成为刘瑾这样的人。
我们读刘瑾，其实就是在读阴暗版的王阳明。刘瑾是个有良知但却刻意隐瞒良知而不能致良知的人，他是我们在人生中遇到的很多恶人的一个聚焦化身。没有刘瑾，可以有王阳明，但绝对不可能有心学宗师王阳明。我们必须要了解和理解刘瑾，才能真正悟透王阳明心学的不易！
实际上，朱厚照执政的前五年，是刘瑾执政的五年，说这五年（1505--1510）是刘瑾时代并不为过。朱厚照一心认为刘瑾能处理好政事，所以撒手不管。刘瑾把几乎所有的奏章都带回家交给他的妹夫和许多门客批阅，权力就从紫禁城悄无声息的移到了刘瑾的书房里。
如你所知，刘瑾成长在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宫廷中，在这个地方，谈理想谈责任都被视为不祥之事。太监们唯一能谈的就是如何获得皇帝的欢心而平步青云。丧失尊严的谄媚和必不可少的运气就成了太监们的必修课。正如猪圈里长不出莲花一样，中国的宫廷里长不出身心健全的太监。
在刘瑾看来，国家不是他的，人民也不是他的，天下只有一件事是他的，就是他通过权力换取的财富。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都认为，太监这玩意不会有私心，因为他被阉割，没有后代。而大多中国人有私心往往并不是为自己，恰是为了后代。这种想法显然违背了人作为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人人都是自私的，自私到极点的人，根本不会为任何人考虑，而只为自己。
刘瑾在这五年时间里，做下了太多被士大夫们称为恶行的事情。比如官员的升迁靠金钱，官员的生死靠刘瑾的情绪好坏，国家大事靠刘瑾的短见。在日后的士大夫们看来，刘瑾这人丧尽天良，万死难辞其咎。
令人奇怪的是朱厚照这段时间的反应。有史料记载说，刘瑾为了获得皇帝才有的权力，特意挑朱厚照玩的高兴时拿着奏折前来报告，朱厚照就说，刘老师，我让你当宦官之王就是让你处理这些鸟事，不然我要你干什么？
朱厚照不是白痴，这句话足以说明他相信刘瑾能把国家大事处理好。但刘瑾死后，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异口同声的说，刘瑾这阉人根本就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刘瑾是否有处理政事的能力，不能听信士大夫们痛打落水狗时的信口开河。诚然，在刘瑾时代，有一部分官员并不攀附刘瑾，只是噤若寒蝉。但至少有一百多官员把刘瑾看成了国家栋梁和人生导师，他们争先恐后的谄媚和贿赂刘瑾，看起来，刘瑾似乎是个不可多得的摄政王级别的人才。
比刘瑾发迹理想走的还要远的是焦芳，此人是明帝国六任帝朱祁镇（明英宗）年代的进士，郁郁不得志很多年，老实说，焦芳这人跟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官员不同，他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并且对此直言不讳。如你所知，喜欢玩真心话大冒险的人在官场中是不得人缘的，所以焦芳一直被人压着，当着微不足道的小京官，直到朱厚照时代揭幕。刘健集团和大太监王岳搞刘瑾时，焦芳有幸听到他们的阴谋，而且第一时间得到了朱厚照同意把八虎处斩的消息，焦芳思绪万千，有时候人生就是一场赌博，押中了就赢，否则就输，而且万劫不复。
搜索枯肠后，焦芳做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赌博：押刘瑾。我们不可能知道焦芳为什么要押刘瑾，当时的形势完全是一边倒，刘瑾非死不可。可能是焦芳多年来被压抑的心理变态，也可能是破罐子破摔，总之，他大义凛然的把消息告诉了刘瑾，刘瑾这才连夜跑进朱厚照的房间，大哭求情。结果，刘瑾活了下来，焦芳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