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勒卒令》篇说，军阵中以金、鼓、铎、旗为指挥信号，听到擂鼓声就应前进，重重的擂鼓声就表示要发起冲锋，与敌军交战；听到鸣金声应该停止，而重重的鸣金就表示要后退；听到铎声就要注意指挥官的口头命令；看军旗的方向前进，旗左即左，旗右即右。如果不听这些信号指挥的就要处死刑，在阵中喧哗的要处死刑。
其他篇目说作战中每伍如果仅有伤亡而无战功的，说明作战不努力，士兵要全部处死。每一编制单位指挥官伤亡而没有毙、伤、俘对方同级军官的，全部士兵处死，并连坐家属。而如果主将战死，部下带500兵以上的军官都要处死，卫队也全部处死，士兵有战功的降级，无战功的罚戍边3年。带领千人以上的军官弃城投降或临阵脱逃的，为“国贼”，本人处死，暴尸示众，其家属没入官府为奴隶，并发掘其祖坟；带领百人以上的军官有这样行为的，是“军贼”，同样要处死、抄家。
《尉缭子》的说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普遍性。着名的《孙子兵法》虽然没有正面接触到军法问题，但也强调“兵置于死地而后生”，表现对于士兵生命的冷酷态度。另一部《孙膑兵法》也有一篇叫《杀士》，其内容虽已亡佚，不过其标题与《尉缭子》说法相近。这些兵家着作所言军法或许应当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不是很大。
除了广泛使用死刑外，当时军法其他的处罚方法还有鞭打和“贯耳”（用箭矢穿刺违纪者的耳朵）。《左传》记载公元前633年，楚国准备围攻宋国，先进行了大规模的会练，统帅子文主持的会练，进行了半天，没有杀一个人。以后楚国更换统帅，由子玉再次组织会练，进行了一整天，鞭打了7个人，“贯三人耳”。楚国贵族为军队出发而为子文举办宴会庆贺。有个叫蔿贾的年轻贵族晚到，到了也不表示庆贺。子文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蔿贾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庆贺的。您将指挥权转交给子玉，要求他平定国家，他只是平定国内，将来要在国外失败。他的失败是由于您的举荐，您的举荐要败国，有什么好庆贺的？子玉这人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超过300乘的军队他就带不回来，等他回来以后再庆贺也不迟。”果然第2年子玉违抗楚王要他撤退的命令，指挥楚军在城濮和晋文公亲自率领的晋军会战，结果打了败仗。楚王大怒，暗示子玉自杀以承担责任。子玉只好自杀。从《左传》这段记载来看，显然作者对当时残酷的军法持批评态度。
另外当时的军队已经广泛实行连坐法。如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国的《军爵律》规定，伍中有1个士兵逃亡的，其余4人都要受罚两年的劳役。这种连坐法使全体士兵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互相监视，被认为是维持军纪的有效手段，被当时各国军队普遍实行的。
现存的一些汉代军法来看，仍然保留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比如“乏军兴”是当时最重的罪名之一，要处以“腰斩”。而未得到皇帝发出的兵符就调动军队的，也是斩罪。大敌当前，指挥官没有及时出击，为“逗留不进”罪，也是死刑。着名的探险家张骞在回到国内后就曾因这个罪名而被判死刑，好在汉武帝允许他出钱财赎罪。
另外一个重罪是战场投降敌人，本人要处死，家属要连坐。比如李陵投降后，其家属被全部处死。军队指挥官没有能够按照预定日期赶到战场为“失期”罪，也是处斩。飞将军李广在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时，因为向导带错路而迷失方向，“失期”被逮捕，他不愿受军法官审讯的侮辱，情愿自杀。损失将士过一定比例的指挥官为“亡士多”罪，也是死刑。虚报战功“盗增虏获”过一定比例也是死罪。
现存比较完整的早期军法原文是保留在《通典》等书中的曹魏《军中令》几条条文。基本与《尉缭子》所说的相近，比如也规定阵中喧哗者、不听旗鼓号令者都处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不进，什长杀之；什长不进，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斩之。”一支部队受敌而另一支部队不及时救援，也要斩。追击时不得单兵独骑，违者罚金4两。在战斗中收取战利品者也要斩。另外在军队中不得随便张弓弩，违者“鞭二百”。军营中不得屠宰牲畜买卖，违者没收，带队军官“杖五十”。部队出军营时应擂鼓、张旗帜，出营3里后卷起旗帜；回营时再擂鼓、张旗帜，否则旗鼓手要“髡”。
后世的军法都保持曹魏《军中令》的面貌。唐朝法典《唐律疏议》算是古代最为宽简的法典，但是其中有关军事的《擅兴律》仍然保留相当多的死刑。擅自发兵千人以上为绞刑；“乏军兴”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要斩；出征军人稽留3日以上就是斩罪；未能固守城池的主将，斩；作战时未派出斥候导致失败的，也是斩；临阵先退、抛弃武器、任意杀死投降者，都是斩罪；出征逃亡15日以上就是绞罪，如果是已上前线又逃亡的，就是斩罪。不过原来北朝的北齐法律将“降”作为“重罪十条”之一，《唐律疏议》对此倒没有特别的规定。
唐末以后军阀混战，后周以严行军法而逐渐组建起军纪严明的军队。当赵匡胤还是后周将领时，有一次在六合激战，他站在阵后督战，用剑在他认为作战不努力的士兵斗笠上戳上印记，战后检查士兵斗笠，有记号的数十名士兵全部当场处斩。以此造成士兵对军法的畏惧，使他所带领的部队成为精锐部队。当了皇帝后，赵匡胤特意颁布“阶级法”，强调军官对于下级官兵的生杀大权，敢有顶撞长官、不服从命令的“上军”当场处死，“下军”及厢军徒三年，偶犯的各减二等。并将这个法令作为传家宝，要以后各代皇帝代代相传下去。
《武经总要》所载72条北宋军法大多是战场纪律，也保持着春秋战国以来的一贯风格。比如临战未等命令就冲入敌阵的要斩，在射程以外就发射弓弩的要斩，而在命令射击时多射或少射、抛弃箭矢的也要斩，箭矢已上弦还回头张望的也要斩。在扎营后不从正门回营的，就要处斩。
部队如果在战场上丧失了本队的旗帜、鼓号的，全部处斩。对于士兵扰民的处罚也很重，规定即使破敌有功，只要有“掘冢烧舍、掠取资财”，仍要处斩。与军队驻地附近妇女通奸、或将妇女带入军营的，都要处斩。对于一般的违反纪律行为都要责打军棍。
元明清时期朝廷颁布的法典都有专门的“军律”或“兵律”篇目，基本仍然继承这些传统，不过有些罪名的处罚略有减轻。比如明清律中的擅调官军罪，不过处以充军。原来的“乏军兴”，改为“失误军事”，处杖一百，造成失误军机的才处死刑。“从军征讨”而逃亡的，初犯杖一百，再犯处绞。也有些更为详细，比如有“飞报军情”的规定，失误军机的要处死刑。士兵在已平定地区掳掠的“皆斩”。官员将领“激变良民”，失陷城池的，处斩。此外清朝还曾订立一些专门的军事法规，如“行军简明纪律”等。
明朝以训练精兵出名的戚继光，在其所着的军事着作里并不一味主张重刑。他认为军队中要“严赏罚”，不过对于士兵平时一般过错，他都要求初犯、再犯予以警告，三犯之徒才予以严惩。责打军棍以5下为度，视情节增减。主要贯彻责打的严肃性，必定要召集全队，说明理由，重重责打，而不必过多责打。
另外他主张“详责成”，所有的违犯军法军令的行为都要连坐军官。管5人的，属下1人有犯就要连坐；管20人以上的，属下2人有犯就要连坐；管60人以上的，属下6人有犯就要连坐；管百人以上，10人有犯必要连坐；管300人以上的，20人有犯，必定连坐；至管1万人的，属下500人有犯，就要连坐。每一单位的士兵都要连保，如有逃兵，一队中“一半送监”，其余一半进行缉拿，都要革去“月粮”。1年未抓获的，全队发往边防巡哨3年。本伍的士兵捆打后仍然服役，但在抓获逃兵以前只能拿一半兵饷。对于士兵酗酒斗殴、破坏百姓田地庐舍，“贯耳游营”；奸淫妇女、偷盗财物的，就要“军法示众”。同队有士兵揭发的，全体不必连坐，如果无人揭发，就要全队连坐。这些都是他带兵训练时拟定的制度，后来大多被清末的湘、淮军继承。
行军与补给
在古代，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一般的国家有余粮调出区和非余粮调出区之分，余粮调出区的粮食产量是比较大的，能够供给额外人口，因此军队行军一般是在余粮调出区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