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激怒了哥伦布。他愤怒地指责严重的种族歧视以及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不公平，当然，这种指责只能使白人监督员更加反感。原本答应的教学资助一条也没有兑现。很明显，他们是在报复哥伦布的指责。
温妮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母亲，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在教会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成为比赞纳地区的第一个家政学教师。尽管她自己年轻时是当地的美人，喜爱打扮；但与哥伦布结婚后，她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她也用这种虔诚去要求她的孩子们。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温妮从小就有很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过，最让温妮记忆深刻的，是爸爸给她讲的故事。哥伦布是一名历史教师，他对科萨人的9次抗英战争记忆深刻，这些历史永远是他课程的主题。每当一些重要的日子，他总要将孩子们召集到教室旁边的一棵无花果树下，用他那激昂的声音讲述祖先的英雄事迹。他有时激动不已，以致声音嘶哑了不得不放下讲稿，而到一边去控制自己的感情。
得益于父亲，和曼德拉一样，温妮从小就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她暗自下定决心：作为科萨人的一员，就要从科萨人撤出的地方开始，去夺回科萨人的土地。
慢慢地，温妮长大了。
1953年9月，温妮来到约翰内斯堡从事社会工作的学习。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刚刚领导了“蔑视运动”，温妮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也非常敬佩，希望有机会能够见到他们。
在当时，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作为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温妮是不能公开参加政治活动的。在第一学年里，她所参加的社会工作是参加一些代表会议。在那里，女孩子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是艾伯特、曼德拉和奥利弗。
温妮参加社会实践期间，住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馆里。巧合的是，与温妮住在一起的艾德莱迪·图库杜是奥利弗的未婚妻，当时任总医院的护士长。
两个人很快就熟悉了，而且关系很不错。艾德莱迪是个热心肠的人，为了让温妮熟悉环境，她经常带温妮到约翰内斯堡各处去游玩。
尽管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都受到禁令管制，但由于“蔑视运动”唤醒了黑人民众，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力大增。同时，曼德拉领导的M计划正在执行，因而工会运动相当活跃。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奥利弗的接触，加上艾德莱迪的引导，温妮开始接触政治了。
与曼德拉的接触
在与艾德莱迪接触的过程中，她知道了更多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以及曼德拉的经历。事实上，在刚入学的时候，她就听同学谈起黑人律师曼德拉，说他头脑灵活，口才犀利，经常在法庭上为黑人讨回公道，辩得对手无话可说。
这一天，温妮申请到了一次旁听的机会，是关于警察殴打一个黑人的案件，被殴打的黑人是温妮的同事，而这名同事的代理律师就曼德拉。
温妮和几个朋友对警察的这种野蛮行径很气愤。早早就来到了法院，坐在观众席上，等待法院的审判。
开庭的时候，温妮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衣着工整，看上去非常威严。这是温妮第一次遇见曼德拉。第一次相见，曼德拉留给她的印象很不错，身材魁梧，反应敏捷，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1955年12月，温妮从社会工作系毕业，进入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由于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且能力突出，在进入医院半个月之后，就被正式任命为该医院的第一个黑人卫生工作者。
当时有两家杂志社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采访时注意到温妮，拍了她的照片，并将照片登上了《班图世界》和《鼓》这两本杂志。
巧合的是，那段时间，曼德拉的好友凯泽到约翰内斯堡来玩，此时的凯泽，事业有成，非常优秀。他马上注意到了温妮，并决定向她表白。
几天之后，他通过奥利弗联系上温妮，提出和温妮单独沟通。温妮对凯泽的印象并不好，但碍于曼德拉的面子，只好答应。
当曼德拉听到奥利弗的介绍时，很不经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他早就从杂志上看到过这个漂亮的姑娘，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奥利弗的介绍下，曼德拉结识了温妮。
最折磨非洲人的法律
新上任的南非总理约翰内斯是个疯狂的种族主义者，他决定彻底清除社会团体对政府形成的压力，因此加强实施《通行证法》《班图权利法》《镇压共产主义法》等。除此之外，他还扩大了《通行证法》的范围，规定非洲黑人妇女也必须携带通行证，这比以前的《通行证法》更让人无法接受，更限制非洲人。
由于男性的活动受限制，黑人妇女的抗议行动就多起来了，甚至其他种族的妇女也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运动中。约翰内斯为了限制非洲黑人妇女的行动，扩大了《通行证法》的范围。
一石激起千层浪，出生于英国的社会工作者海伦·约瑟夫率先发起抗议，她这样说：“男人们生来就要接受这项制度，似乎他们携带通行证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作为妇女的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丈夫如何被人看待。当他们早晨离开家时，我们没有把握他们能不能回来。对于妇女也必须携带通行证，我们非常愤怒。如果丈夫被逮捕，我们也被逮捕了，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我们的家该怎么办？”
1955年10月，来自全国2000多名妇女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向政府表示抗议。妇女们的影响力比较有限，政府只是派出一部分警察维持抗议现场的秩序，并没有与这些妇女发起冲突。
这时，被限制禁令的曼德拉、西苏鲁等人，悄悄地组织了更多的妇女发起抗议，短短1个月的时间，游行人数居然激增到2万人，数量之多是当局政府远远没有料到的。
当局政府为了限制抗议活动，禁止游行穿过街道，否则将会面临惩罚。妇女们表现得很不错，她们三三两两地分批到达新任总理约翰内斯的办公室，这些妇女有的穿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定制服装，有的则穿着纱礼服，有的妇女则更加搞笑，直接带着小孩或者是提着装有食品的篮子走进去。她们走进总理的办公室，只是大声喊出一大串抗议口号，便安静地站在政府的门口，直到有警察出来驱赶她们。
面对这种形式新颖的抗议方式，当局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增派间谍混入这些游行的妇女之间，到处打听抗议活动的发起人。一旦打听到，政府将会派人进行突击搜查。
就这样，警察连续进行了1000多次突击搜查，查获了不计其数的文件，当然，活跃分子曼德拉位列其中。1956年12月6日深夜，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再次被警察光临。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几十名男人和19名妇女也同样被惊醒，他们被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警察将西苏鲁、曼德拉、奥利弗等人押送到约翰内斯堡古老的监狱中。与此同时，南非的军用飞机从全国各地把不同种族的男男女女也送到这座监狱中并囚禁起来。这些人中有来自纳塔尔省的艾伯特酋长、达杜和伊斯梅尔，还有来自东开普的马修斯。
除了这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之外，其余被指控的人大部分是公司职员、律师、矿工、教师和家庭主妇，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抗议活动中表现得特别积极、主动。
除了非洲人之外，被捕的还有一些有色人种和白人，他们在监狱里被分为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当然，待遇也是不一样的。
一些领导人被逮捕了，抗议运动会如政府所想象的那样终止吗？
不需要英雄的南非
真正正常的国度，不需要英雄。南非同样如此。
在曼德拉、西苏鲁等人被逮捕后，一场“支持我们的领袖”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很多人捐钱捐物，积极营救被逮捕的领导们。里夫斯主教、议员阿历克斯、工党领导阿兰·佩顿发起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同时，“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加农、约翰、科林斯在伦敦设立一笔基金，提供国际援助。
一时间，南非政府抓捕各组织领导的蛮横行为引起联合国的关注。
1956年12月19日，预审开幕时的气氛非常诡异，和平时的庄严肃穆的环境截然不同，居然有些喧闹。大批群众聚集在法院门口，高唱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声音高亢嘹亮，囚车里等待审判的“犯人”也跟着高声歌唱。
当150多名被告齐刷刷地出现在审判大会上时，大家一拥而上，警察和审判官们惊慌失措，显得特别紧张。反而是等待审判的人根本不像参加审判大会，反倒像是在参加什么大会的代表团。法官犹豫了很久，终于发声示意会场安静下来，一讲话才发现麦克风出了问题，什么也听不见，在一片哄笑声中，尴尬的法官宣布休庭。
第二天，审判闹剧继续上演，警察直接将150多名被告关在铁丝笼子里。一个辩护律师站起来，说：“我拒绝为遭受‘野生动物一般对待’的人们进行辩护！”
辩护律师的一句话让法官更加尴尬，他只好下令撤走铁笼子。
在铁笼子被撤走时，人们听到了枪响。原来，审判大厅外面，有个警察由于太紧张，向高声唱歌的群众开了枪。一发不可收拾，群众立即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更大的闹剧上演了。最终，22人被打伤。
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当局政府只好下令陆续释放这些工会的领导人。每一天的审判大会都非常有意思，政府的代理人每次都被辩得哑口无言。更严重的一次，政府的代理律师直接爆了粗口，辱骂对手是肮脏的生殖器，被法官赶出法庭。
无味的审判大会千篇一律，像中国封建社会中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幸运的是，因为有辩护基金的支持，所以尽管这些被告人大多数都背井离乡，但他们的家庭都得到了保护。相比其他人，曼德拉和奥利弗非常幸运，他们至少能够住在家里，并有部分时间进行工作。
政府这一次的行动让其陷入万人所指的境地。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政府不得不通过一项法律——要求雇主们为雇工提供交通费津贴，而且票价也回到之前的水平——虽然是迟来的胜利，却也预示是一个好的兆头。
4.新的爱情降临
斗争中产生的爱情
曼德拉被释放之后的第二天，就给温妮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曼德拉提出请温妮吃顿饭，顺便谈谈为叛国罪审判基金筹款的事。
这时的曼德拉还处于保释之中，但他并没有因此束手束脚。
温妮接到曼德拉的电话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用她自己的话说，一整天都心神不定，简直无法工作下去。
温妮是个很大方的女孩子，但在这次会面之前，她变得感性起来。为了这次会面，她将自己保存的每件女学生装都翻腾出来，可没有一件看上去比较合适。
最终，为了显得成熟一些，她只好向好友艾德莱迪借了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
当天晚上，由于曼德拉还处于政府的严密“关切”下，他并未亲自去接温妮，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乔·马修斯去接。乔·马修斯是马修斯的儿子，也是青年联盟的活动家。此时的马修斯父子俩都正在准备接受叛国罪审判。
乔很乐意帮忙，他亲自开车将温妮送到曼德拉的办公室。刚一见面，温妮特别矜持，平时大方得体的她，此时特别放不开手脚，甚至都说不出话来。
但是，曼德拉已经离过一次婚，是过来人，他很快就使温妮摆脱了窘境。曼德拉当时38岁，而温妮年仅20岁。成熟的曼德拉迷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
“一定要娶她！”这是曼德拉当时的决心。
简单的沟通之后，曼德拉带着温妮去了一家名叫“阿扎德”的印度人餐馆坐了下来。
在回忆这段甜蜜的爱情岁月时，曼德拉说：
我当时点了一份咖喱饭，我不知道温妮不能吃太辣的东西，这盘饭辣得温妮无所适从。我当时觉得很抱歉，对她说：“如果你觉得太辣，喝点水就会好的。”似乎温妮并不介意。
那天晚上，我们边吃边谈，包括募捐的事宜。我看得出来，她不是很有信心，我一直在鼓励她。我对她说：“你会有办法的，我知道。”同时，我在向她解释募捐对叛国罪审判基金的重要性。让我欣慰的是，温妮答应了我的请求。
那天过后，两个人的关系突飞猛进，温妮几乎每天都想去见曼德拉，而曼德拉也总是以各种理由去找她。开始是谈募捐问题，慢慢地两人开始畅谈人生、家庭以及对社会的看法。
1957年3月，经过将近4个月的交往，曼德拉正式向温妮求婚。
在交往的过程中，曼德拉很认真地表达对温妮的爱慕之情，同时也对自己当前处于不利的局面和盘托出。
当时的曼德拉正在等待叛国罪的审判，对他而言，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斗。如果被判无罪，他将会恢复自由身，但会继续从事非洲的民族事业，而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谁也无法预知；如果被判有罪，他将会失去自由，意味着要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另外，他一直受到警察当局的骚扰。如果温妮要与他结合，这种骚扰将降临到她的头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他的生命贡献给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一斗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旦需要，他的个人感情也必须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