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紧靠岸边盖了简陋的棚子，光线很暗，铁丝网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属分开。他们把纳尔逊带到这里。在半个小时当中，我必须一直站在对面跟他说话，没有地方坐。我只能看到他的轮廓。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边，确实令人难堪。
曼德拉和温妮终于见到自己日夜牵挂的人，两个人都很高兴。但谁也没料到，更大的暴风雨在等待着他们。
利剑回鞘
曼德拉入狱之后，当局对社会的动荡越来越恐惧，不断颁布相关法律，重罚一些“不安分”的人。
1963年5月1日，当局颁布比《镇压共产主义法》更为严苛的法律——《90天拘禁》，这项法律规定，警察可以不经过审讯而扣押、单独拘禁、监禁嫌疑人90天，在嫌疑人面临审讯时，这一期限还可以被延长，直到当局得到满意的答案为止。
这项法律还规定，那些已经刑满释放的政治犯如果悔改不够深刻，可以立即再次监禁，这条法律是针对罗伯特及曼德拉等人的。其中，罗伯特在服完3年的刑期后，由于“不服从管教”，立即被转送到罗本岛，在那里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牢房中。
这激起了很多人的抗议，尤其是“民族之矛”的成员。
从曼德拉被捕之后，“民族之矛”在西苏鲁和雷蒙德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各个小分队在另一名破坏专家乔·莫迪斯的率领下，经常在政府眼皮子底下神出鬼没，主要的活动是破坏政府办公机构，剪断电线，使约翰内斯堡、德班等地的政府通信中心陷入中断。
在曼德拉被捕后的短短2个月中，“民族之矛”的成员已经采取了大约200次行动。
“民族之矛”的神出鬼没让当局大为头疼，很多报纸都在赞美“民族之矛”。在广大黑人的赞誉中，“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也有些飘飘然了。
为了最大程度地对南非当局进行打击，最高指挥部制订了一项被称为“马伊布耶行动”的方案。方案中提出“政府仅向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这一行动方案要求开展游击战，扩大破坏活动的范围，并提出了借助外国力量来加速这种破坏活动。
同时，方案提出在乡村隐蔽地区培训人员，以支持游击战争。同时在伊丽莎白港、德兰士瓦西北部和东开普的西北部等地选择了一些攻击目标，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破坏，以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和混乱。在扩充人数方面，方案提出“民族之矛”的成员将增加到8000人。
这个方案的最大疏漏是低估了当局的能力，也高估了外援和自己的能力。
果然，针对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当局加大了搜捕力度。当局首先怀疑的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围绕着这个进行搜索，同时派出大量间谍，渗入到各个地方。
果然，1963年7月，“民族之矛”的重要成员乌伊西利被捕了，他属于东开普地区的一支小组。
围绕着他，警察严刑逼供，一批又一批成员被牵扯进来。在1963年7月11日，“民族之矛”遭受重创，西苏鲁和其余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外的一所房子中被抓获，而这所房子正是曼德拉当年搞地下斗争住过的，随后又有3名重要成员因受牵连而被逮捕。
顺藤摸瓜，“民族之矛”的所有成员全部被抓获。为免夜长梦多，当局立即着手准备利沃尼亚审判，将他们治罪，解决心头之患。
新一轮的法庭战斗
当当局发现了“民族之矛”与曼德拉的关系后，立即就将他从罗本岛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当时，曼德拉已经与外界隔绝了9个月，对这9个月内发生的事情，曼德拉一无所知。可是，当他在比勒陀利亚监狱看到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等战友时，立刻明白了。他顾不得这些原因，不顾警察们的阻拦，立即与他们热情地拥抱。他们相顾无言，只是紧紧地握着手，像几年前经历的那场审判闹剧一样，互相鼓励，准备着一场新的唇枪舌剑。
西苏鲁发现，曼德拉面黄肌瘦，体重也下降了很多，但精神很饱满，爽朗的笑声传出很远。
在开庭的间隙，联合国大会以前所未有的106票对1票，通过了要求立即释放利沃尼亚审判中的被告和南非所有的政治犯。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南非政府的愤怒。
10月9日，曼德拉等一行人在警察的押送下进入法庭。尽管事前警察采取了种种威胁手段，但旁听席上仍挤得满满的，围观群众高声呼喊着：“曼德拉、西苏鲁、权利归于人民！”
法官不得不使劲敲着法槌，要求旁听席安静。当局律师由于被被告律师布拉姆辩得哑口无言，便请求庭审暂停，择日再审。
2个月后，审判重新开庭。这一次，当局律师对曼德拉等人提出4条指控：
1.招募和训练人员使用炸药，准备游击战争，通过破坏活动，进行暴力革命；
2.与以上行动相配合，计划在外国军事力量入侵南非时进行协调和合作；
3.以此进行破坏活动，颠覆当局，推进共产主义的目标；
4.为此目的，请求并接受外国同情者的资助。
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的发起人，他成为头号被告。当他被叫去申辩时，他义正词严地发表了声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在接下来马拉松式的审判过程中，当局一直在用各种方法，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准备将被告人判处重大叛国罪，然后送上断头台。
整个审判过程中，涉及173个证人，其中对曼德拉最为不利的证人是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原成员。他为了一笔不菲的赏金，背叛了当初的誓言，他证明曼德拉回国后曾到纳塔尔的地区指挥部作报告，并诬告曼德拉是共产党员。
1964年6月11日，在当局的干扰下，法庭最终裁决：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条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只有伯恩斯坦被宣布无罪。曼德拉、西苏鲁等人早知会有这一天，他们对这一判决都表现得很镇定。当然，他们并不是无所牵挂，他们关心的不是结果，而是被判处死刑后应该怎样去鼓舞正在战斗的黑人群众。为此，他们一致决定，如果被判死刑，他们将不提出上诉。
6月12日，这是法庭最后的宣判日。温妮带着两个女儿匆匆赶来，但由于法庭规定，不允许未成年人入内，两个孩子只能与其他人一起守在法庭外面。法庭周围到处是情绪激昂的人们，他们非常关心曼德拉和西苏鲁这些领袖的命运。
法官使劲敲着法槌，命令大家安静下来，他顿了顿声，念道：
“被告所犯的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案，但政府决定不以此种方式进行指控。鉴于此，并经过对本案认真考虑，我决定不对其处以极刑，而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
不幸中的万幸，他们没有被判处死刑。尽管当局给法官很大的压力，但法官依然坚守了最后的底线。
曼德拉等人露出了微笑。这不仅是辩护律师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
在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温妮说：
人们的情绪这样高，国际舆论从来没有这样大，如果他们敢冒险处死领导人，整个国家将燃烧起来。
当曼德拉走上囚车的时候，人们一拥而上，想送送自己的领袖。在拥挤的人群中，温妮拖着两个小女孩使劲往前挤。当人们知道这两个可爱的小女孩是曼德拉的女儿时，都侧开身子，尽力将她们往前推。最终，曼德拉在匆匆地看了两个女儿和温妮一眼之后，就被蛮横的警察推进了囚车。
国际社会的关注
曼德拉等人的遭遇，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利沃尼亚审判结束后的第二天，关于利沃尼亚审判的报道占据了世界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
美国的《纽约时报》评论：
“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利沃尼亚审判中的被审判者是英雄和自由战士，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而不是应被处罚的罪人。”
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
“人们忍无可忍，激怒起来，出现了当时的场面……历史最终将判决大权在握的政府有罪，这已经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南非的《兰德每日邮报》特别强调：
“利沃尼亚审判之所以能抓住人心，在于它告诉人们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经典故事，它的失败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利沃尼亚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名字。”
已经被解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主席艾伯特发表声明：
曼德拉等领导人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伦理……他们的政策符合兄弟般的友爱和人道主义的国际原则；失去他们的领导，友爱和人性将被毁灭，今后几十年间在南非将不复存在。他们深深地信仰正义和理性；他们被隔绝起来，正义和理性也将离开南非的舞台。
我希望全世界立即行动起来对南非政府进行制裁。这样将带来必要的重大变化，以防止出现可能成为我们时代非洲最严重的悲剧。
与此同时，联合国发表声明，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各项立法，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政治犯。它不承认对所有由于反对种族壁垒制度而被判死刑的人所进行的惩治，并要求对一切在押人员实行大赦和对反种族隔离的人予以宽大处理。
两天之后，安理会在决议中再次确认了它向成员国发出的关于停止向南非出售和运载武器的呼吁。最后，它敦促成员国采取联合或单独行动，说服南非政府接受联合国决议。
在审判结束之后一周内，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发表声明，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并建立了一个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以审查可能对南非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
联合国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国际奥委会宣布：如果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在8月16日以前不进行修改，它将禁止南非参加1964年的奥运会。
同一年，南非政府坚持不派出有多种族队员参加的混合运动队，国际奥委会于是决定禁止南非参加次年的奥运会。
与此同时，亚非国家对南非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也进行强烈谴责。在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南非的决议。决议表示：
注意到南非少数白人政府正在个别地和集体地武装欧洲人，以便执行它反对非洲人民的残酷的暴力阴谋；并注意到非洲人民已决定要用暴力来对付欧洲人的暴力。大会向新近成立的“民族之矛”致敬，并呼吁一切亚非国家的政府和解放运动：
1.支持南非的非洲人在自己的斗争方法中增强采取暴力的决心；
2.谴责英国和法国执意向南非政府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在南非建立军备和军工工厂。
大会谴责南非少数白人政府所执行的对解放运动的领袖所采取的恶毒的恐怖行为，要求立即把纳尔逊·曼德拉、罗伯特·索布克韦和其他政治领袖从监狱、软禁和流放中释放出来。
然而，南非当局强硬地对曼德拉等人执行终身监禁，而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一意孤行。最终，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要求联合国成员国与南非和葡萄牙断绝贸易联系并禁止其飞机和船只在非洲国家的机场和港湾停泊，以抗议两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决议还呼吁非洲的产油国向两国实行石油禁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