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黑人在政治上也全面遭到歧视。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高票通过取消黑人的选举人权利，这意味着剥夺了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的公民权。他们被列入另一个名册，只能对白人议会代表进行选举投票。而且，在开普省还开始实行通行证法。
这条法案的通过，引起非洲黑人的强烈愤慨，这又使白人政权进一步加强其恐怖统治。据南非联邦的犯罪统计，1937年对非洲人提出刑事诉讼的有60多万起，其中55万起都判了罪。
1937年9月，直接爆发了居民与警察的流血冲突。当局对韦雷尼京特定居住区进行搜查时，当地居民与警察发生冲突，结果3名警察被打死，7名非洲人身亡，居住区的居民大量遭到逮捕。
1938年11月，约翰内斯堡5000名矿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竟然也遭到警察的镇压。也是在这一年，在约翰内斯堡建立了南非警察厅。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曼德拉来到海尔堡大学读书。
3.法律界的后起之秀
法律生心系政治
曼德拉在海尔堡大学选择专业时，首选法律。长久以来，当律师是他的梦想。但是，根据海尔堡大学的校规，要攻读法律必须先取得一个文学学士学位。这意味着需要多花2~3年的时间去学习文学，这也意味着要交一笔不菲的学杂费。
当曼德拉向他的抚养人大卫·达林戴波提起这笔费用时，大卫面露难色，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曼德拉，曼德拉也知道大卫难以支付这笔高昂的学费。
然而，曼德拉并没有放弃成为律师的梦想，他决心半工半读。长久以来，他对政治都非常感兴趣，目睹在南非肆虐的种族主义和在白人政权下艰难生存的黑人民众，他觉得必须争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每个黑人是如此，对整个黑人民族更是如此。在他看来，律师可以为他未来的事业提供帮助。
在读大学时，除了上课之外，曼德拉到处去做兼职，主要是体力活。当时的海尔堡大学接纳黑人学生，因而南非各地有梦想的年轻人都聚集在此，政治气氛极为浓厚。
在与这些同学的相处过程中，曼德拉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很快就参加了学生运动。不久，他成为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直接参与组织、管理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兴趣相同的学生，如奥利弗·坦博，在后来漫长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俩成为生死之交。
奥利弗比曼德拉年长1岁，是一个黑人土著的儿子，来自特兰凯斯。巧合的是，他也是科萨人。同是科萨人，让他们彼此觉得特别亲切。
身为土著黑人的儿子，奥利弗曾经在一所地方教会接受教育，毕业后成为约翰内斯堡圣彼得学校的高才生，后来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考试，并幸运地得到了特兰斯凯部族议事会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帮助他去海尔堡大学深造。只不过，他攻读的是理科学位。
奥利弗与曼德拉的兴趣不同，他专心攻读科学并非想当科学家，而是想从医。他出身贫寒，生了病之后无钱医治，只能寄希望于一些巫婆或者巫师。传说这些人可以掌握天气、呼风唤雨以及运用一些神秘的药方给人治病。这让他着迷，他从小就想解开这些谜。这就是他攻读理科学士学位的原因。
然而，奥利弗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难以适应学校的清规戒律。很快，他就因为参与和组织了学生罢课而被校方开除。
曼德拉被停课
曼德拉每天要做很多工作，以满足在学校里的花销。再加上繁重的课程，他觉得学业既紧张又枯燥，幸运的是，他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周末的时候，他经常和这些同学聚在一起，或郊游，或野餐。
在曼德拉的回忆录中，还记录着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这是他枯燥的大学经历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
在回忆录中，曼德拉这样写道：
一天晚上，我和一群朋友决定到学校附近一个村子里的黑人舞厅去练一练新学的舞步。这件事（我们）商量了很久才下定决心的，因为这所舞厅的主要光顾者是黑人社会的“精英”，如大学老师和其他社会地位较高的黑人，而我们仅仅是学生，求取知识的学生，我们担心会被嘲笑。然而，在兴趣的鼓励下，我们决定走进去。
忐忑不安地进入舞厅后，我注意到马修斯等几位教授在场。但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一名端庄秀丽的女子吸引住了。在我眼中，她是那么迷人。我决定走过去和她攀谈。
我挺直了腰，整理了一下西服，走过去很有礼貌地邀请那名漂亮女士跳舞。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她居然答应了我，没有任何一丁点不情愿的意思。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欢快的旋律、轻盈的舞步、醉人的情调，这些很快就把我那颗年轻的心撩拨得异想天开。
我觉得应该询问她的姓名，我抿了抿嘴巴，努力挤出几个字：“请问您贵姓？”
她看了看我的脸，微微一笑，轻轻地吐出几个字：“鲍克韦太太。”
“我的天哪！”我的脑袋一下炸开了。
鲍克韦博士是当时学校里颇受尊敬的一位青年学者，我竟然像个浑球一样，有眼不识泰山。恰好这个时候，舞曲结束了，我狼狈地逃离了舞场，随后好几天上课都提心吊胆，忐忑不安。
在海尔堡大学中，曼德拉还认识了一位好友——凯泽·马坦齐马。凯泽比曼德拉大3岁，但他对曼德拉很钦佩，认为曼德拉将来会大有作为。
在曼德拉入狱的时候，他曾积极营救。他评价曼德拉：“不管曼德拉说什么，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值得一听的。”
虽然他们俩年轻时是好朋友，同是科萨人，同是海尔堡大学的高才生，历史也将他们俩都送上了政治舞台，但他们俩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曼德拉选择的是对抗，而凯泽选择的则是妥协。
1942年，凯泽幸运地成为特兰凯斯的议员，步入政坛。几年后，他辞去议员职位，专心攻读法律，并成功通过律师考试。1955年，他再次通过关系，成为特兰斯凯议员并于1958年成为滕布族大酋长。由此，他的人生进入新的篇章，也开始了与曼德拉截然不同的人生——此时的曼德拉还在南非当局的黑名单之上。尽管凯泽在早年曾参加过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受到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洗礼”，但他后期却变节了。196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南非当局取缔后，他转而支持南非当局的“取缔”政策。在1963年特兰斯凯举行的立法会议选举中，他领导的民族独立党获胜。他因此很快就出任立法会议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1976年特兰斯凯宣布“独立”后（事实上，这是一出闹剧），他出任总理一职。1979年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
此时的曼德拉，正在为自己非凡的人生添砖加瓦。
入学2年后，曼德拉与校方领导层发生了严重冲突。曼德拉在当选为学生代表委员会成员后，积极组织各项活动，其中有些活动与校方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但曼德拉身为委员会成员，必须挺身而出，亲自出面与校方交涉。
其中一件事是学校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伙食、卫生条件非常差，经常引起学生的抗议。
校方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极力削减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这引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学生代表委员会经过协商，一致同意支持学生的行动。
曼德拉非常积极，不仅参与了这次行动，且自始至终坚持站在学生一边，代表学生的利益。很不幸，他成为校方的头号敌人，被校方蛮横地暂停学业。
逃婚的年轻人
被学校暂停学业，曼德拉只好卷起铺盖回家，面对抚养人大卫·达林戴波疑惑的眼神，曼德拉极力为自己辩解。当大卫听到他竟然以学生身份同学校领导人对抗时，非常生气。
作为部落的酋长，大卫的潜意识中有很强的阶级观念——仆人永远不能对主人不敬。他要求曼德拉回学校，诚恳地向校方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但是，已经成年的曼德拉已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他有了自己鲜明的立场。他拒绝到学校去认错。他的理由是：（与校方对抗）仅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他代表的是学生利益，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曼德拉是个很孝顺的人，他知道大卫为他付出的努力和苦心，但他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立场。大卫作为酋长，最擅长的是与人沟通，在他的软硬兼施下，曼德拉还是点头妥协了。
强扭的瓜不甜，这是曼德拉向校方管理层道歉时最好的解说词。
校方认为曼德拉的道歉态度不端正，没有接受他的道歉，依旧坚持了对他暂停学业的惩罚。事实上，只是校方还没有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无奈之下，曼德拉只好回到了姆克凯兹韦尼。
他的抚养人大卫经过考虑，决定让曼德拉成家。大卫认为曼德拉之所以会被学校暂停学业，是因为他没有责任概念，没有家的概念。一旦他成了亲，生了娃，就会安分多了。
很快，大卫提出让曼德拉成亲。
曼德拉回答：“这怎么行？我还在读书呀！”
曼德拉有自己的想法，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还不准备结婚，最起码在经济独立以前是不会考虑这一问题的。
可大卫却蛮横地拒绝了，他说：“你不用说了！我答应过你父亲，要好好照顾你，不能食言，现在和你同龄的人都已经结婚了，除了你之外。我已经帮你找好了一个女人，彩礼已经送去了。我们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就把这事办了。”
曼德拉知道，大卫这么做用心良苦，是想好好照顾他。只是，这种粗暴的处理方式让曼德拉难以接受，他认为大卫根本不懂民主，只是一味地以自己的标准给曼德拉安排人生。
为了逃避这种传统的婚姻安排，曼德拉决定逃跑。颇为幽默的是，贾斯提斯愿意跟着他一起逃往约翰内斯堡。
其实，贾斯提斯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而已。
为了顺利逃跑，他们筹划了很久。首先是逃跑的路费，其次是逃跑的时机。
为筹集路费，两个人偷偷地将两头牛卖给了牛贩子。大卫有很多头牛，很少去查数，少一头两头是不会被发觉的。
路费筹够之后，他们开始寻找时机。很快，机会到来了——大卫要前往参加特兰斯凯议会，他们决定马上逃走。
大卫前脚刚走，他们就直奔火车站。只是，他们购买车票时，被售票员拒绝了。原来，大卫担心曼德拉会逃跑，很早就和售票员商量好，不卖给他们车票，断了他们的逃跑之路。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临时叫了一辆车，将他们带到下一个车站。当他们好不容易买了票后，才发现火车只开到昆士兰。
这个时候，又一道难题摆在他们面前。
法律知识的用处
这道难题就是黑人的通行证。
从1910年开始，殖民者为了更好地控制土著黑人，制定了36个种族歧视的法律，其中最令人痛恨的就是通行证法，这项法律控制着南非黑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
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黑人必须有通行证才能工作、旅行以及在宵禁之后外出活动。这个通行证可以由任何机构签发，但签发者一定要是白人，甚至连孩子都可以。遇到检查时，如果拿不出通行证，则要被罚款，严重的甚至要坐牢。一些土著出身的牧师、律师或者医生以及其他一些黑人中产阶级也只能得到部分豁免，而且必须携带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这个通行证让曼德拉很愤怒，他们缺乏作为一个黑人所必需的旅行文件。他们想到附近的昆士兰有他们的亲戚，只好步行到这个亲戚家暂时住下来，然后再想方设法搞到通行证。
巧合的是，半路上他们碰上了大卫的兄弟，也就是他们的叔叔——姆蓬多姆比尼酋长，他最喜欢贾斯提斯和曼德拉。
曼德拉编了一个理由提出这要求后，姆蓬多姆比尼爽快地答应帮助他们。
姆蓬多姆比尼原在土著事务部当翻译，和地方行政官很熟。他将两个年轻人带到办公处，向地方行政官解释了一番，一切都很顺利，通行证顺利到手。
在两人准备离开时，负责给他们办理通行证的行政长官突然说道：“对了，我还是给特兰斯凯的行政官打一个电话吧，应该知会他一声，你们是属于他负责呢。”
真是祸不单行，当电话铃在特兰斯凯行政官的办公室响起来时，大卫正在那里拜访，一切都败露了。
大卫非常生气，要求将他们逮捕起来，立即押送回来。
行政官认为受到了侮辱，他很生气，要立即将他们逮捕。
曼德拉站起来，用他在学校学到的一点法律知识为自己辩解。
他说：“不错，我们确实撒了谎，欺骗了你。但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令。你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酋长的建议就随意逮捕我们。”
行政官一时间傻了眼，他没有料到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居然懂得相关的法律知识，他只好点点头，让他们离开，但不准他们再踏进这个办公室。
姆蓬多姆比尼酋长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也很不高兴，他气呼呼地离开了，不再帮他们。
天无绝人之路！最后，在贾斯提斯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搭乘了一名白人老太太的车，条件是支付15英镑的车费。
在当时，15英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比火车票还要贵，但没有办法，为了逃走他们只能付出代价。
还好，尽管没有通行证，可他们在白人的车上，半路上很少有人拦车盘问，少了很多麻烦。就这样，两名涉世未深的黑人青年来到大都市——约翰内斯堡。
通过这件事，曼德拉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它不仅能够保护自己，还能够帮助别人。
种族歧视
当非洲的其他地区还是一团乱麻的时候，南非却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南非拥有非洲大陆难得的自治权，凭借着欧洲的资本、技术和武器，少数白人统治者经过努力，积累了很大的权力，他们控制着这国家的一切。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御民之术越来越强大，一种被曼德拉称为“无形的枷锁”的体系已经系统化地建成了，这就是为了征服广大黑人而精心构造的行政和经济统治的体系。
1948年，这种精心构造的体系被写入法律，构成一种法制体系：种族隔离政策。
当不义被写进法律，正义则不复存在。
在大选中，阿非利卡人以微弱的优势取得执政党的地位，随后便大张旗鼓地施行这一政策。他们打着反对“红色威胁”的西方基督文化的堡垒，声称自己是上帝派来造福人民的，并反对自由、平等、正义等思想。
在这种局面下，一个神秘的社团宣扬与政府的宗旨相一致，取信于政府，并慢慢渗透进来。兄弟会不仅渗入了政府，还控制了荷兰新教和军队、警察局等国家的重要机关。
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们不顾人们的强烈反对，废除大量法定条款，压制一切反对派的声音。
兄弟会是南非的秘密团体，由一群年龄在25岁以上、操阿非利卡语言的男性白人新教徒组成。
据资料记载，兄弟会组织成立于1918年，它的宗旨在于消除阿非利卡人在南非战争中被英国人击败而遭受的耻辱。面对南非英国人的粗暴对待和二等公民的境遇，阿非利卡人期望通过阿非利卡人兄弟会弘扬阿非利卡人的文化和传统——成为南非本土的统治者。
兄弟会最为厉害的武器是信息网络，这成为它获取政权的手段。尽管它的政治影响随处可见，但其仪式和成员不对外公开，只有受到邀请才能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