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迪杜凯》打破了波兰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从内容到形式都别开生面，使人读后既惊愕，又茫然，又不能不承认作者用心之良苦，构思之深邃。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世界上就引起普遍的关注，被翻译成了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二十多种文字。他的剧本也被搬上了法国、美国和德国的舞台。贡布罗维奇由于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获纽约阿·尤瑞科夫斯基文学基金奖，1967年获法国蒙戴出版商国际文学奖，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费尔迪杜凯》被西方评论界奉为20世纪荒诞派文学的经典名著之一。
索拉利斯星
《索拉利斯星》是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科幻小说，该作品提供给了人们对现实进行多角度反思的哲学空间。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1921年生于波兰。二战中，他曾经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之后，他当过汽车技工并最终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莱姆曾经进行过控制论、数学和宇航方面的研究，并创立了波兰宇航协会。
莱姆的科幻作品多数写于50~60年代。这些作品继承了东欧文学的讽刺传统，颇具思想深度。正因为出身于科学家，所以莱姆的作品总是大胆地走向认知的边界，这与那些科学功底不强的作者所撰写的所谓科幻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莱姆的行文中我们看到，他对许多事物的中心定义持非常怀疑的态度，这种中心化的消解倾向，导致了他的思想与德里达思想的暗合。
“索拉利斯”是遥远太空中的一颗行星，它完全被一种“原生质”的海洋所包围。由于行星所处的双星系统具有不稳定的轨道，红蓝两颗太阳不断交替照耀，使这种原生质生物的存在大受威胁。于是，索拉利斯星上的生物跳过了“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植物到动物、从简单神经活动到高级大脑”的发展过程，一步登天地具有了“灵智”。
在故事开头，人类已经对索拉利斯的海洋进行了多年的观察，建立了巨大的基地，关于海洋形成和功能、作用的文献车载斗量。但是，所有这些正统的“科研结果”对理解索拉利斯生物毫无用处，因为这种能够“自发稳定双星系统轨道”、“完美地复制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还能“将死去的人用比夸克更小的结构原封不动地复制成活”的生物，其行为毫无理性可言。科学家们一组一组地为这种非理性行为所吸引，想要以此为突破创造科学发现的奇迹，但遗憾地是，他们一组一组地在基地中失去了理性，变成疯子。
因为对海洋的研究根本没有结果。向海洋发射友好的信息也好、进行毁灭性的原子核打击也好、用X射线扫描海洋也好、用X射线轰击海洋也好，都得不到任何反应，海洋仅仅将这些都照章接受，仅此而已。他们对人类的行为视而不见，仅仅热衷于自己的创造。而那些创造在地球人看来，仅仅是一些毫无目的、纯粹是游手好闲的活动。
小说自始至终没有解释索拉利斯星上的生命到底想干些什么，它们行为怪异却无法解释。例如，索拉利斯的生物给每个地球科学家复制了一种“来自他们思想中的”伴侣。有曾经逝去的爱人、有曾经在工作上的伙伴、也有想象中的情人。这些复制人非常真实地出现在科学家的生活之中，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却无人知晓。根据小说的主人公凯文死去的情人复制的“瑞亚”，虽然是海洋的杰作，但她居然从来没有打探过人类基地的任何情报，没有进行过一次破坏，更没有相反地辅助凯文的科学活动，她只是一刻不离地强烈爱他。给人的最初认为，这种爱和跟随，一定是海洋用来瓦解凯文斗志的阴谋。但是，女人对凯文的活动不管不问，因为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到来是怎么回事。
“非理性”的海洋和人类对这种海洋的“理性”探索，构成了莱姆科幻小说的极端反讽性。多年的科研经验使莱姆在描写人类科学活动时驾轻就熟，他在撰写科学家对索拉利斯星球生命产生和目的所做的多种理论推测时，恰似在描写一场场活色生香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还从来没有在一本读物中见到对科学家的活动如此假装正经其实荒诞不经的精妙的描写。而且，“严肃的”科学争论面对“非严肃的”索拉利斯这件事情本身，也让人忍俊不禁。
科学作为一种理性行为，其理性的思考方式使它与自然界的大部分现象产生了暗合，而这种暗合使我们掌握了世界的多重秘密。人类数百年的技术进步，应该说也是这种理性的胜利。但是，理性的自然只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半壁江山，在这个多彩宇宙的另一些地方，非理性的现象层出不穷。我从事心理学工作，就在这一学科，非理性的行为就是突破学科障碍的最大难点。当动物和人类非理性的、荒诞的行为不断涌现的时候，理性不但无法对此作出解释，就连理性的认知途径也很值得怀疑。
理性的科学和非理性的世界之间的相互无法共存，导致了诸如弗洛伊德这样人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他们期望向非理性的黑洞投入自己的目光，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适应非理性存在所拓展的探索方式和认知方式，又必然被传统“科学界”嗤之以鼻。莱姆逃过了弗洛伊德的命运，因为他并不希望到科学界去混个什么地位，他只想将自己看到的世界真相表达出来。
莱姆总是能从核心处嘲弄我们的生活，他能把科技论文、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都烹调在一起，并用幽默而力透纸背的荒诞语言和荒诞情节，返照我们的世界。
小说写道科学教条主义者的生活时讲到，这些人连写一首情歌，也被要求应该既有抒情的田园风格，又有张量代数、情感控制论、拓扑学还外加微积分。在小说的另一处，当电脑制造者命令他的机器制造一个“自然”的时候，机器制造出来的竟然是挤满了物理学家的闹轰轰的现场。不但如此，在现场的近处，“自然殉难者”在柴堆上烘烤着的身体冒着烟，而在远处，原子弹的蘑菇云正在升腾。
死亡的回忆
《死亡的回忆》是波兰作家维斯拉夫·基拉尔的代表作品。
维斯拉夫·基拉尔，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1940年因为参加反对**的波兰抵抗运动被捕，1940年6月14日，作者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当时，维斯拉夫·基拉尔还不满21岁，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花名册上登记为290号，并从此开始了五年集中营的生活。作者在集中营的五年时间里曾经多次换过营区。而且，每换一个地方，他的处境和地位也相继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命运让他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他当过医院的护理员、搬运过尸体、做过劳动分队的文书、劳动分队的领工员、安装工等等。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作为囚犯曾因过失而遭禁闭，然而他却也担任过名声极坏的职务——囚舍长，成了一名特殊的囚犯。经历了各种难以名状的折磨，逃脱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威胁，基拉尔伴随着奥斯威辛这座人间魔窟在煎熬中度过了五个苦难的年头。他凭着个人的机智以及强烈的求生愿望，奇迹般地从监狱生活的夹缝中活了下来，从而使得世界上千百万人有机会能够通过这位波兰作家的回忆录，从一个侧面来了解**德国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基拉尔在集中营时的各种经历使他有机会收集不仅涉及囚犯，而且也涉及党卫队驻军的各种资料和情况。因此，他的回忆录不仅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集中营的生活，而且还能不加任何掩饰真实而又残忍地揭开了在那里生活的人们观点的多样性，从而引起读者深刻的思考和反应。
《死亡的回忆》主要写：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德国***集团于1940年6月在波兰境内建立的一座大型监狱。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犹太人、波兰人和苏、英、美的战俘源源不断地被送进这座人间炼狱。集中营的占地面积也随之扩大，最后竟达到八十公顷之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囚犯”到了这里几乎都难逃魔掌。
1945年5月，盟军的炮火解放了这座人间地狱。当年这块充满腥风血雨，极尽人间悲惨的土地，终于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才沉寂下来。在令人毛骨悚然的五年时间里，葬身于这座集中营的冤魂屈鬼究竟有多少，是一百万还是四百万？即便今天也还是一个谁也无法解开的悲惨之谜。
奥斯威幸集中营建立之时，联络官格哈德·帕利奇——他后来被称为“奥斯威辛的刽子手”——亲自从其它地方挑选了三十名德国刑事犯，并将他们带到奥斯威辛。这三十个人的编号是1至30，他们和当时还不足一百人的党卫队驻军组成了集中营的领导管理机构。而这批刑事犯则成了党卫队员的得力助手，充当集中营的囚舍长和看守。奥斯威辛关押的“囚犯”主要是三方面人：战俘、犹太人、女“囚”。
所谓战俘主要是“俄国人”。党卫队制定的党的规章制度就是要把囚犯们从肉体上一个个消灭掉。在这以前，他们竭尽人间卑劣手段，想方设法扭曲“囚犯”的心理，抹掉他们的灵魂，除却他们做人的尊严。营区里的艰苦劳动，挨打、刁难、肮脏、疥癣、跳蚤、虱子、流行病、饥饿以及除了在毒气室里大规模杀害囚犯以外，还给重病号注射汽油和酚剂，这一切都在集中营造成了令人沮丧、绝望的气氛。集中营成了毫无出路的世界，唯一的就是进焚尸场、用营区看守弗里奇的口头禅来说，这就是通往自由之路。党卫队在几个星期时间内，就能把几千名苏联战俘变成尸体埋在比克淄森林一条长长的深沟里，而这些战俘在生前必须赤身裸体地跪着。尽管是严寒的冬天，他们的脚板还是踏在肮脏的水谭里，刺骨的寒气透入骨髓，身上一丝不挂的囚犯紧紧地挤挨在一起，他们只能以此方法来暖暖冻坏了的身体。
除了战俘以外，犹太人进入集中营以后常常被打入惩罚队，根据营区看守的特别指令，惩罚队里的犹太人都得“全部解决掉”。党卫队员们和惩罚队的太保们干起这种事来毫不手软。联络官帕利奇最起劲地贯彻党卫队一切惨无人道的命令，他将小口径步枪稍加改装，在枪口套上一种消声器，这样就能悄无声息地连续枪杀成千的囚犯。
有一个腰肥体胖的犹大人，他是捷克最富有的工业家之一，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后，经过党卫队的三天拆磨，马上从一开始“顽强地干活到后来动作越来越慢，越来越不协调”，党卫队员借故猛击他的腰部，将他打得鲜血淋漓，倒毙在地。然后又用一根木棍横在他的脖子上，木棍的一边站一个人，像翘翘板似地晃动了一会儿，直到棍子发出吱喀吱喀的响声。“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怀疑这个犹太人还会有气了”。这一切还不算，他们还将那具胖胖的犹太人尸体送焚尸场的解剖台，根据党卫队医生的指令将他的肝脏特地制成标本。“这个肝特别大，颜色发黑”。犹太人之所以最终逃不脱彼惨杀的命运，是因为党卫队员把他的身体定为研究的目标。他们想了解，经过三天酷刑后，这个巨大的肝脏将会变得如何。
当然，犹太人从各个地方成批地运到奥斯威辛，列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月台。不过，这些犹太人中往往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人进了集中营，其余的都径直地进了林间的焚尸场，在那里完成他们人生旅程的终点。最后，关押犹太人的“加拿大”营不复存在，随之而消灭的却是五十万个血肉之躯。
女囚也逃不脱魔掌的厄运。那时候，奥斯威辛集中营内关押几千名妇女，绝大多数是波兰人，有一部分是斯洛伐克的犹太妇女。
陷入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后，囚犯们的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党卫队官兵的情绪好坏，而党卫队官兵本来就是一批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他们靠杀人取乐，靠杀人致富，靠杀人发泄。击毙一个逃犯享有三天的假期，难怪他们四处打枪，撞在他们枪下丧生的人都是“逃犯”。除了这种零星杀害以外，大批处决关押囚犯也是集中营的既定方针。处决的办法一是用毒气毒死，以至装尸工打开禁闭室的大门，能从里面一下子拖出一千具尸体。处决的办法之二是枪毙囚犯，那时执行枪决的小队常常换了一班又一班，枪内的子弹打出一排又一排，面前的囚犯倒下一个又一个，以至于搬运工累得差点晕过去，不知究竟抬了多少人，装尸体的汽车也超载了，车轮深深地陷进石子之中。而装卸尸体的劳动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最为频繁的工作，装尸工在死者的胸脯上写上一个数码，然后抓住死者的手脚，将尸体一倒一顺地放在担架上，以求得份量均衡。装尸工用被子将四具尸体裹住，扣上固定在担架把手上的皮带，然后将它套到脖子上，哼唷哼唷地抬起来，扛抬的尸体不少已经完全腐烂。腐尸臭味和成团的苍蝇让人窒息。事情做完，搬尸工也早已臭气熏天，不知自己倒底属于死人还是活人了。有时候，打开毒气室，成团的尸体扭在一起，似乎还保持着死前站立的姿式。它们的脸呈兰色，带点紫黑，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暴出来，嘴巴张开，舌头拖出长长的一截，龇牙咧嘴的样子甚为恐怖。装尸工觉得最困难的是在楼梯上拖尸体。尸体沉重的头撞击在楼梯上，已经变软的四肢不时勾住楼梯和门槛，这给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装尸体的车子就在门外。尸体一个挨一个地紧靠在一起，就像收割下来的禾把一样。人们在下面扔，装尸的人在上面接，他叉开的两脚已陷进尸体堆里，足脑筋将尸体一层层排上去，尽可能多装些。而党卫队员正在趁机大发横财，他们检查死者的嘴巴，发现金牙套，金牙齿或金颔骨时，就用钳子把他们弄出来。他们在衣服和破烂堆里翻来倒去，一旦发现比较贵重的表、戒指和金项链之类，便毫不犹豫地塞进自己的腰包，有时甚至剁下死者的手指，强行给自己剥下一枚戒指来。
这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囚犯们在五年时间里伴随着死亡和绝望，直到盟军的炮火才结束了他们的厄运，他们才明白：德国人已经签字无条件投降了！战争结束了！人们含着热泪呼喊着“和平万岁”，拥抱在一起。
《死亡的回忆》是一部带有世纪和世界影响的回忆录。原著为波兰文，初版于1972年。原书名《世界的肛门——奥斯威辛五年》。该书用奥斯威辛集中营驻地医生海因茨·蒂洛的话，他称那个地方为“世界的肛门”，无疑表明了每个目击者对这个集中营的厌恶和恐惧。基拉尔在全书没有进行更多的政治说教。被历史的命运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们直到被盟军的炮火拯救出来，他们始终只是一批平平常常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德国刑事犯的掌管之中。然而平平常常的人们却不能安然度过1940到1945年的这道关口，他们必须拿出400万条生命来祭奠这一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