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的南下，两河的沦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在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当时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暂时缓和了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战之争代替了从北宋中叶以来长期的新旧党争。当时黄河南北人民纷纷组织忠义民军反抗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南宋军事形势在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的艰苦奋战之下也渐有起色，这些现象一度给人们带来了“中兴”的希望。可是以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贵族的战争威胁吓破了胆，更害怕爱国军民力量的强大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训，发愤图强，反而变本加厉，一面杀害主张抗战最坚决的岳飞，一面向女真贵族割地称臣，并每年交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以换取他们苟安东南的局面。这种残酷的现实首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当时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陈与义、曾几已经在诗里表现了伤时念乱的心情，到陆游更继承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并在更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同时的杨万里、范成大，出入于北宋和中晚唐诸名家，各以其丰富的诗篇描绘祖国的江山风物，使宋代诗歌在苏黄诸家之后重新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此后宋金对峙渐趋稳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直到南宋亡国前后，领导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经历亡国惨痛的作家如谢翱、汪元量等，才重新写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诗篇。
不论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比之唐人，宋人就带有更多的封建说教意味，这是和宋人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分不开的。从中唐到北宋，由于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有所减弱；农村土地的兼并又加深了农民与地主之间以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仅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采取种种措施，同时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而最有效的办法则是利用儒家的传统学说，给予新的解释，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宋儒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北宋初期的理学家看到晚唐五代的长期纷乱，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巩固国家的统治和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还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反对浮华纤巧，也有助于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后来的理学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们在生活上的一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强调“尊天理，窒人欲”，因此他们就鄙视许多为人们所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把诗文作家看作俳优，认为对文艺的爱好是“玩物丧志”，而片面要求作家为封建教条作宣传。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使两宋不少诗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头巾气”与“学究气”，削弱了一般文艺作品所应有的明朗性和生动性。
与诗相比较，词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词从晚唐五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绮靡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它从民间到文人手里也还不算太久，没有像诗那样的得到他们重视。在诗里，他们好象总要显得正经一点才成样子，而在词里却不妨放肆一点，随便一点。这样，他们在词里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有时却显得坦率一点，也真挚一点。另一方面是由于晚唐五代词人写来写去不出于一点男女的离情别绪，却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加宽广的余地来驰骋他们的才情和笔力；不比古近体诗，在唐人已经占领了各方面的主要阵地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之后，宋人就较难同他们争雄竞胜。因此宋词作家的数量虽不能同诗家相比，作品的内容也不见得比宋诗更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特色和独创性。前人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我们还不能同意，但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看，它还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发展。然而由于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范仲淹、欧阳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怀，气象已自不同。到苏轼更矫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在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家的先河。尤其是辛弃疾的作品，悲歌慷慨，志气昂扬，激励人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两宋词家的最高水平。
苏词在北宋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他门下的秦观和同时的贺铸主要还是继承五代词家和柳永的词风发展。柳永多作慢词，多从都市生活汲取素材，在当时市民阶层中传唱最盛，但主要还在表现男女的离情别绪和悲叹个人的沦落江湖，格调还是不高的。到北宋后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更以典雅工丽之词为这没落王朝点缀升平，把宋词引向了脱离现实的道路。南宋中叶以后的词家如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虽面目各有不同，主要是继承周邦彦的词风继续发展的。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因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生在南渡前后的李清照，既在词里描写她深闺孤独无依的生活，同时还抒发她南渡以后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经济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长安、洛阳，住宅区的坊巷和市区分开，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市区交易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当时洛阳、扬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也相类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群众游艺场性质的“瓦肆”或“瓦子”，经常演出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艺术，使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继承唐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取得更重要的成就。
由于这些作品的对象是占市民阶层中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阶层之中，熟悉许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这就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决定于作品内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愈见曲折，对人物声音笑貌的描绘更加细致，语言也愈来愈接近口语。这是从《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以及《宣和遗事》里有关晁盖、吴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绘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当时中国国内除北宋外，还有由契丹族在东北地区建立的辽，由党项族在甘肃、宁夏地区建立的西夏。辽、夏在和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在国内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夏人虽有自己的文字，在与宋人交往时却用汉文。辽君臣有不少还能用汉文写诗。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更继承了北宋的文学成就而有所发展。当时北方中国人民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出于人民斗争的需要，民间流行的院本和说唱诸宫调发展得较好，为后来元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金人院本都已失传，但从《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看，其中如“禾下（农民）家门”、“大夫（医生）家门”、“先生（道士）家门”、“卒子（兵士）家门”、“邦老（强盗）家门”、“都子（乞丐）家门”、“秀才（士子）家门”等，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生活，且已有莺莺、柳毅、裴少俊等的故事戏。至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对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影响就更显著了。
金国从建立初期到中叶的数十年间，遗留下来的诗文大多数是一些文学侍从之臣的作品，虽文词组织工丽，而内容很少可取。直到金王朝覆灭的前夕，诗文创作倾向才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忧时伤乱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主题。“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过晋阳故城书事》），通过当时金源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这些作品，不但深切反映了国家民族的灾难，还写出了人民和妥协投降派截然不同的坚决斗争精神。
宋代诗
宋代诗歌是继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仅据《宋诗纪事》和《宋诗纪事补遗》所载，作家已达6800多人。诗歌总数也超出《全唐诗》好几倍。产生了如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一批优秀的诗人。流传至今的，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虽然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唐诗高度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宋诗却能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的特色，唱出宋调以区别唐音。它的成就，它的特色，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条件，宋诗形成了“取材广，命意新”、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爱国诗多、爱情诗少等特点。
在宋诗中，虽然没有唐诗那种恢弘的景象，阔大的气魄，乐观自豪的调子，但面临山河沦陷、民族危亡、抗战复国的呼号日益高涨，这是宋诗的主调。反映民族斗争，表现爱国思想，宋诗触及的方面广、程度深，而且诗人多以战斗者的姿态出现，这又是唐诗所不及的。同时，在反映民生疾苦，表现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揭露社会黑暗等方面，宋诗也比以前的诗歌更加扩展和深入。甚至写到农村生活和风俗的各个方面，包括车水插秧、辗米磨面、蔬菜瓜果等。
由于宋代诗人不少是朝廷大臣，所以宋诗对当时的内政、外交、军事、宗教、哲学、文艺乃至探讨经术、考订文物、鉴赏书画都有反映。宋诗的命意新，在认识上讲究思深义高，能够给读者以启迪。宋人爱作翻案文章，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翻进一层。在写法上讲究刻抉入理，细致精密。唐人写诗重气象，宋人写诗重格局，重气骨，要写出妙理，使诗歌富于理趣。在遣词造句方面，避免因袭，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精深。
以上这一切，又给宋诗带来了枯、腐、切、尽、议论太多等弊病。
宋诗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4个时期：
1、北宋初期（960~1022年）。这是由晚唐诗风向宋诗过渡的时期。总的来讲，是西昆体统治诗坛。王禹偁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所创新。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致力于诗风的改革，以诗文革新的理论和丰富的创作实践为宋诗的发展开阔了道路。
2、北宋后期（1023~1127年）。这是诗人辈出、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是诗坛主将，分别被称为“半山体”、“东坡体”、“山谷体”。他们都比较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有散文化和议论化的倾向。宋诗的特色通过他们的创作已经形成。尤其是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为深远的诗歌流派。
3、南宋前期（1128~1210年）。爱国主题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基调。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号称“中兴四大家”。他们虽曾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但都能突破江西诗派的限制。尤其是陆游。他的近万首诗歌创作是矗立在宋代诗坛的一块丰碑。
4、南宋后期（1121~1279年）。四灵诗派、江湖诗派活跃于诗坛。文天祥、汪元量、郑思肖等人以沉郁悲壮的诗篇为宋末诗坛增添了光彩。
宋代词
宋代是词的创作繁荣的时代。词以宋称，说明它在一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据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和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现存宋词作品达2万多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1430多人。宋词昌盛的原因，是宋初社会相对承平，城市经济繁荣，适应市民阶层需要的歌唱文体蓬勃发展。同时，也由于上层人物的提倡，并参与创作。而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经隋唐五代的孕育和创作经验的积累，必然出现高峰时期。
宋词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前期词作，以小令为主，对“花间”和南唐词风因袭成分比较大，基本上没有突破传统的相思离别题材。但在小令的艺术手法方面日臻成熟。他们对宋词的发展有先导之功。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六一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晏幾道虽然年辈较晚，但从词风来看，也应属这一时期。他由于一生怀才不遇，陆沉下位，词作凄婉，工于言情。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张先、宋祁、范仲淹等。范仲淹词作虽然不多，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突破，可以说是豪放词的先声一曲。
真正给宋词的发展带来巨大变化的是柳永和苏轼。柳永始衍慢词，擅长铺叙和白描，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词的题材，《望海潮》等极写都市的繁华。苏轼完全改变了“词为艳科”的状况，突破了相思离别、男欢女爱的藩篱，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词风雄健激昂，顿挫俳宕。“指出向上一路，而新天下耳目”，在词的发展史上开创了豪放词派。以苏轼为中心的元祐词坛，一时名家蜂起，如黄庭坚、秦观、贺铸、王安石等，虽风格不尽相同，各以其名篇佳作把宋词推向了鼎盛时期。
此后，出现了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周邦彦对北宋词博采众长，词作格律谨严，富艳精工，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在北、南宋词风转变的过程中，周邦彦的创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时期，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词坛独树一帜，词作清新雅洁，极富情韵，于苏豪柳俗周律之外独创“易安体”。
南渡之后，宋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辛弃疾、陈亮、张孝祥、张元幹、陆游等人用词反映抗金斗争，表达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写得气势磅礴，激动人心，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把宋词提高到一个更加辉煌的阶段。同时，随着南渡之后统治者征歌选舞的风气日盛，文士学士的风雅词派兴起。以姜夔为代表的格律派雅词成为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词派，姜夔继承了周邦彦的词风，创造了一种清朗峻峭的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新的成就。
宋词的最后阶段是遗民词。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以掩抑的哀吟，抒发故国山河之恸。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则以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品，悲愤的呼号，使300年宋词的发展发射出最后的光辉。
宋代散文和骈文
宋代的散文和骈文，继承唐代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写作技巧，增强了抒情和表现的能力，有着突出的成就和显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