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世界文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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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1)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末献帝建安年间形成的魏、蜀、吴三国鼎立,中间经历西晋短暂的统一,随即“永嘉之乱”酿成南北分裂,北方匈奴等五族入侵,南方东晋偏安一隅,最后被宋刘裕取代,而转为南北朝时期,直至隋文帝统一中国,历时近400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可分为魏晋文学和南北朝文学。

东汉末年,皇朝的统治被农民大起义摧垮,魏、蜀、吴政权相继成立,出现三国鼎立局面。这一时期由于思想比较活跃,使魏国建安文学得以兴盛。曹操父子三人(称“三曹”)和“七子”是这个文人集团的主要人物,又以曹丕、曹植为核心。曹操的诗文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壮阔胸怀和豪迈气概;曹丕的诗歌清丽隽秀;曹植的作品则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孔融、陈琳、王粲等“七子”也各标其美。但建安文学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就是“慷慨悲凉”,作者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作品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变故和人民的疾苦。后人称这些时代特征为“建安风骨”(又称“汉魏风骨”),受到推重。以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为代表的正始文学,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受老庄、玄学影响,对现实多持冷淡的态度。

西晋时期作家颇多,但成就不高。文学却已进一步自觉起来,指出了“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的特征。陆机的拟古诗作影响了后人,他的《文赋》是一篇论文名作。潘岳的《悼亡》之作,传诵千古。左思的诗作寓咏怀于咏史,笔力雄厚,成就最高。张华除诗赋外,所撰《博物志》是现存志怪小说中较早的一部。东晋时期,文坛流行玄言诗赋,它是时代清谈务虚风气的产物。陶渊明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其诗作写出自己从仕官到归田的生活体会,自然朴素,直率新鲜,蕴含着淳朴高尚的思想和美学价值。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开始兴盛,一类为因巫风盛行、佛道传播而产生的鬼神志怪作品,一类为以清谈风气影响而产生的记载士大夫轶事清言的志人作品。志怪小说名作有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的先驱则有裴启的《语林》,还有葛洪的《西京杂记》(托名刘歆)。

南朝文学是指东汉以后,在江南地区连续出现的宋、齐、梁、陈4个朝代的文学。由于江南物力富饶,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豪门士族垄断了文化,并造成了普遍重视文学的时尚和文坛的繁荣。但是由于时代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作家生活的优裕与思想的消沉,又造成了作家作品数量之多和作品内容的单薄空虚。作品在描写自然、爱情、友谊时不乏真情,但大量的属饮宴、应酬、咏物之作,有的为艳体诗。为了掩饰内容的贫乏,作家们十分重视形式的精美,追求辞藻的华丽,声律的和谐和属对的工切,轻靡绮丽成为这一时代的文学风貌。

南朝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和骈文。代表作家有刘宋时期的鲍照、谢灵运。鲍照的乐府诗强劲奔放,充满悲愤不平;谢灵运的山水诗精致清新。梁代的宫体诗讲究调声选色,规整工丽,突出的作家有谢朓、沈约、江淹等。

南朝小说也可分为轶事和志怪两类,前者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后者有刘义庆的《幽明录》等。

文学批评在南朝时代有充分的发展,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划时代的巨著,钟嵘的《诗品》是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南朝文学虽然内容贫乏,但其形式的成熟,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北朝文学指北魏、北齐、北周三代的文学。它繁荣于后期,但在诗、赋和骈文方面,成就难与南朝相媲美。

散文方面,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为学术著作,其中写景的一些片断,为后人传诵;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虽不完全是文学作品,但有些部分的文采,也被人们喜爱。今存少数民族作品《敕勒歌》,则历来被视为诗歌中的杰作。

魏晋南北朝诗

魏晋南北朝,历时约400年,是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时期,不仅政治历史情况复杂,文学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中。诗歌则有长足的进步,成为重要发展时期。

在长达200年的魏晋时期。如果说两汉时期,文人创作以辞赋为主,进入以魏为中心的三国时期,文人创作的重点则转向了诗歌,并在此后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

首先是以曹操父子三人为代表,包括“七子”、蔡琰等作家在内的建安文学的出现,掀起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他们的诗作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具有悲凉慷慨的时代风格。《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悲愤诗》等,是这类诗歌的代表性篇章。这一时期不仅有曹操的《短歌行》等四言诗佳作,而且五言诗创作也进入鼎盛年代,其中曹植的作品(如《赠白马王彪》、《杂诗》6首等)最为成熟。文人七言诗也在兴起中,曹丕的《燕歌行》是代表性作品。文人乐府诗也得到发展,“三曹”与“七子”都有不少乐府诗作流传。

随后的正始时代,司马氏与曹魏夺权斗争,出现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崇尚清谈、消极避世的思想得到发展。在这一现实状况下,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有阮籍和嵇康。他们的诗作主要是对黑暗恐怖的政治现实的揭露,但往往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流露了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阮籍的《咏怀诗》是代表作。

西晋王朝建立后,出现过短暂的全国统一局面,产生了太康年间的繁荣。这期间的诗人有张华、张协、陆机、陆云和潘岳、左思等人,诗作较少反映现实生活,内容多浮泛,但开了雕琢堆砌之风。左思的《咏史》诗成就较高,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刘琨、郭璞是代表。他们的作品现实性较强。其后,诗坛盛行玄言诗。直到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大放异彩。他的作品富有现实内容,表现了诗人对士族社会的否定,对高贵品格和理想的追求,具有自然平淡的风格与深远的意境。陶渊明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方经历了刘裕的宋代晋、再经齐、梁、陈4个朝代为南朝。北方自西晋亡国后,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南朝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了发展,但导致帝王与士族日益腐朽荒淫。在南朝文学中,诗歌较为繁荣。其诗作虽然反映社会现实而比较狭窄,但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有重大进展。

刘宋时期,出现了以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为代表的“元嘉三大家”。其中的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大家;鲍照的乐府诗和拟古诗古朴、活泼,反映了民间疾苦。齐、梁诗歌以谢朓、沈约为代表(号称“永明体”),讲究诗歌声律,提倡“四声八病”说,为唐代格律诗奠定理论基础。梁中叶到陈的诗作,出现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其内容贫乏,风格柔靡,但也有一些健康的诗。

南朝的民歌,以其短小的形式,清新的风格,表现人民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也值得珍视。北朝诗歌远不如南朝的繁荣,文人诗兴起较晚,其中有影响的诗人如庾信、王褒,也是由南朝流入的。其形式、技巧也是学习了南朝诗歌,虽然内容和风格不乏自己的特色。

南北朝民歌

从晋室南渡到隋代统一,270余年,南北形成对峙局面。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由于生产条件的悬殊,政治环境的差异,以及地理、风俗等各方面的不同,在文学上,也形成南北不同的色彩,这在民歌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首先从诗歌的题材方面来看,南朝民歌尽管数量多,但题材比较狭窄;北朝民歌虽然数量少,但题材相当广泛。现存南歌约有400多首,主要分为“吴声”和“西曲”两大类。在内容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情歌,而且所写的大多是以女子为第一人称。其中的男女私情,往往是“非礼”的关系,或是私相爱慕,或是萍水相逢,充满了对感情热烈而执著的追求。这些现象的出现,应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江南自“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沿江的许多城市,如建康、江陵、襄阳等,空前繁荣。而这些都市中,又聚集着大量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无业游民。他们家庭中的妇女,因生活的环境和社会地位,对于礼教的观念较为淡薄,在男女爱情问题上也更为热烈、恣肆。而民歌中对此的表现,又恰恰迎合了当时腐败了的上层阶级的胃口,故得以广为流传并被大量保存。

现存的北朝民歌,只有60多首,内容却相当广泛,战争的频繁、生活的艰苦、民风土俗、北国的风光景物等等都有涉及。如那首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寥寥几笔,勾勒出北方草原雄浑苍茫的壮丽景象,这在南歌中是没有的。当然,最突出的是,北歌中出现了《木兰诗》这样一首堪与“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相提并论的优秀长篇叙事诗。

其次,从语声方面来看,南歌婉转清丽,北歌质朴明快。尤其是南歌中大量使用了双关隐语,使诗歌更显缠绵含蓄。双关隐语的构成,主要是利用谐音字和一字多义,故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同音同字:“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散”既是药名,亦喻聚散之“散”;黄连之味“苦”又喻相思之“苦”。第二种情形是同音异字:如“莲”双关“怜”,“丝”双关“思”等等,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这些手法的大量运用既是南方民间习俗在诗中的渗透,也给诗歌添上了几分活泼与生动。北歌的语言,却以质朴明快、刚健有力见长。没有南歌的精巧文辞,更不用双关隐语的技巧。

再次,从形式体制方面来看,南北朝民歌均以五言四句占多数,这种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不过南歌中有五言三句、五句、六句者,为北歌所无;北歌中的七言二句、四句体也不见于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