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曾草拟过许多演讲词，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论第十八届总统选举》，是在1856年总统大选之年写成。惠特曼这时脱离了民主党，支持新成立的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及其总统候选人。他在演讲词中指责16、17届总统完全支持奴隶主的利益，他要求消灭蓄奴制，甚至要求用武器人反对“逃亡奴隶法”，但是他常常把理想的美国描写成小私有者的国家。他也讽刺了议会中的政客和官僚，要求青年工人进入国家机构。这篇文章直到1928年才出版。
1859年，《星期六周刊》的圣诞专号上刊出了惠特曼的一首优秀抒情诗《从永不休止地摆动者的摇篮里》，这是一首爱情和死亡的颂歌。在发表这首诗的前后三年中，惠特曼和在纽约百老汇大街普发福餐馆集会的一批文人过从甚密，其领袖人物是《星期六周刊》的主编亨利·克莱普。仅在1859至1860年一年之中，这家周刊就刊载了始终受着冷遇的惠特曼的大约25篇作品和评论惠特曼的文章。在餐馆集会的全盛时代，惠特曼应波士顿一出版家之请印行了《草叶集》的第3版（1860），这本诗集算是第一次“正式出版”。集中有124首新诗，包括《从永不休止地摆动着的摇篮里》和3组分别名为《民主之歌》、《亚当的子孙》、《芦笛》的诗歌。开卷的第一首诗《从鲍玛诺克开始》是自传体长诗，诗人在这里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崭新人物出现。《民主之歌》包括16首新诗，较好的一首是《我听见美洲在歌唱》。在《亚当的子孙》中，诗人认为失去乐园的不是亚当，而是他的子孙。他们本来是清白的，但却自以为堕落，其实肉体是无罪的，应把它升华为精神的东西。《亚当的子孙》写男女之间的情爱是肉体的；而《芦笛》则写男子之间的同志友好关系，是精神的，是民本精神的基础，同男女之间的情爱比更加热烈而持久。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芦笛是草类中叶片最大、最健壮的，而且清新，有芳香，是在水中成束生长的。“芦笛”显然是“草叶”的进一步发展，象征最坚毅、最能耐受风霜……的同志爱的各种特点。这一组诗因为流露出同性相爱的情绪而受到当时文学界的强烈斥责。
南北战争期间，惠特曼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显示了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本色。1862年底战争激烈进行时，他主动到华盛顿去充当护士，终日尽心护理病的兵士，以致严重损害了健康。他的生活十分艰苦，借抄写度日，把节省下的钱用在伤病员身上。他充当护士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大约接触了10万士兵，有许多后来还一直和他保持联系。
战后惠特曼在内政部的印第安事务局任小职员，不久局长发现他是《草叶集》的作者，把他解职；后来他在司法部长办公室供职，工作8年。由于在内战中受到了锻炼；增加了阅历，政治思想认识也得到了提高，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65年，惠特曼在纽约自费印行他在内战后期写的诗集《桴鼓集》，其中共收入新诗53首。几个月之后他又出版了一本续集，其中有悼念林肯的名篇《最近紫丁香在庭院里开放的时候》。
1867年的《草叶集》第4版只有8首新诗，都是并不出色的短诗，但是收入了《鼓集》及其续集。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发表的长篇文章《民主远景》，它总结了作者的文艺观和政治主张。与第1版《草叶集》的序言相比，惠特曼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了深刻得多的认识。而对劳动人民和普通群众的热爱和信任则始终十分坚定，他认为未来的美国文化和民主国家要靠他们来创造，但是当时的状况却完全不理想。作者没有在他的祖国见到真正的民主，他说：“我们经常使用‘民主’这个词，但是我必须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这个词的真实意义还在睡大觉，还丝毫没有醒过来，虽然笔底和舌尖为了这两个字发出了隆隆然愤怒的雷声和风暴。这是个伟大的词，我认为它的历史还没有写下来，因为这部历史还没有上演。”惠特曼的这篇文章表明作者在思想上的成熟，它的风格也很有气派。
《草叶集》的第5版在1871年和1872年各印刷了一次。第一次增收13首新诗，第二次收入一般评论家公认为诗人最后一首重要的长诗《通向印度之路》和少数几首新诗，其中有《啊，法兰西的明星》。惠特曼在这首诗中向以巴黎黎公社为最后高峰的法国革命浪潮致敬。他说：“法兰西之星不仅仅属于法国，目前这场战斗和大胆进取是为了自由，为了理想，为了四海之内皆变成兄弟，为了使暴君和僧侣胆战心凉。”巴黎公社只持续了一周，但是作者认为法兰西之星十分美丽，明亮，金光闪闪，将永远放射光辉。《通向印度之路》歌颂了三项刚刚完成的重大工程：苏伊士运河的凿通，在水路上贯通了欧亚两洲；北太平洋铁路的建成，连接了美国大陆的东西两端；横贯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的铺设。这三大工程完全接通了东西半球，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威力，具有社会政治意义，而对惠特曼说来还具有哲学意义。长诗描写现代科学技术把空间缩短了：“远的变近了，不同的地域焊接在一起了”；也把时间衔接起来了——过去的古老的东方和现代的年轻的西方连接在一起。作者还描写了由苏伊士运河开创的海上活动、太平洋铁路所担负的运输和沿路瑰丽的自然环境；欧亚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当年哥伦布想找一条到达印度的通道却找到了新大陆时的那种理想。
惠特曼认为，在精神领域里，诗人也要做工程师们；在物质领域里的工作，自然与人类不应再有隔阂。“一切分离与空隙必须挂起钩来，必须连接起来”。诗人和他的灵魂还渴望和上帝合一；他认为能够航行到的目的地应比印度遥远得多。“啊，必须朝更远更远的方向扯起风帆！”
惠特曼在编印各版《草叶集》时，经常变动诗篇的前后次序。他编排的原则不是按诗篇写作时间的先后，而是按照它们的内容、主题分类。他还随时更动某些诗篇或某组诗篇的前后次序。但是按照第5版第一次印刷的内容和编排来看，已经象是最后的一次安排。1873年他身患瘫痪症，后来始终没有恢复健康，他的写作能力从此也一蹶不振。但他的乐观主义，对生活的热爱和敏感，他的民主理想等还是至死不衰，1884年3月他在卡姆登买下一所小屋，并在那里终老。他的晚年郁郁不得志，除编印了几个版本外，偶尔写些诗文，在英美两地的报刊发表。
1876年他出版了《草叶集》的第6版，以纪念独立宣言的一百周年。这是一部包括散文作品在内的两卷集，第一卷即第5版的内容，第二卷他取名为《两条小溪》，包括散文、18首新诗、第5版的《通向印度之路》和附诗，诗句趋向于抽象。《草叶集》的第7版（1881~1882），它的文字、每首诗的题目和排列的先后次序，都已最后审定。而惠特曼还是继续写诗，直至1892年去世。他最后的诗作被列为“附诗一”（1888~1889）、“附诗二”（1892）；他还嘱咐他的死后遗作可列为“附诗三”，以使第7版保持原状，不可更动。第7版《草叶集》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唯一由知名的出版商正式出版的本子。第7版共收20首新诗，都是短诗，没有佳作。
1882年诗人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典型的日子》，其中包括《民主远景》一文。1888年出版的《十一月枝丫》，收入62首新诗和一些文章，序言题为《回顾曾经走过的道路》，其中的诗篇后来收入《草叶集》的第8版（1889），并成为“附诗一”。1891年费城的出版家出版惠特曼的新作《再见吧，我的幻想》，其小的诗篇成为《草叶集》的“附诗二”；《草叶集》的第9版（1892）包括、“附诗一”、《七十之年》和“附诗二”《再见吧，我的幻想》。诗人去世后的遗诗《老年的回声》，作为“附诗”，见1897至1898年出版的集子，后来的个集也都收入。现在通用的全集，是所谓“临终版”，即1892年出版的第9版。
惠特曼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他并不崇拜古老的欧洲文明，而是全心全意为建立美国式的、民主的文学而奋斗。但是他也不是沙文主义者，他十分关心欧洲的革命运动，曾写过不少诗歌加以鼓励和祝贺，他是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
惠特曼诗歌的艺术风格和传统的诗体大不相同，他一生热爱意大利歌剧、演讲术和大海的滔滔浪声，西方学者指出这是惠特曼诗歌的音律的主要来源。他只写过极少几首用传统诗法的诗歌，如流行的悼念林肯之歌《啊，船长啊，我的船长！》。他的诗行比较接近口语和散文诗的节奏，没有韵，也没有极为规律的重音，因而更加接近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他的诗歌经得起推敲，而他的散文则常常显得粗犷、松散而庞杂。他的思想感情和泛神论的宇宙观，不大肯受传统习惯的约束和限制，但他的诗体仍有规律可寻，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思想、形象和用词、造句上的平行法。最浅显的平行法是两行或多行的语法结构相同或每行中的思想相类似，甚至词类也相同。更加常见的是每一句的句首是同一个词、词类，或同一个短句，这种形式成为惠特曼常用的列举法——一连串类似的形象、动作或内容排列在一起，或多或少。诗句没有传统的一定数量的重音，但仍有节奏，有如海浪的节奏，口语的节奏，朗诵的节奏。一句诗不一定以重音为单位，而可以用思想、语调、标点符号或停顿为单位；一节诗或整首诗不一定按逻辑构成，而是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通过累积过程直到高潮。此外，也有整首诗的结构模拟意大利歌剧的形式。但不论是他抒发的思想感情，还是诗体形式，都是“离经叛道”、大胆创新的。
惠特曼的诗歌对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新诗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译过惠特曼的一些诗，从他的《地球，我的母亲》等诗中可以看出受惠特曼影响的痕迹。
惠特曼是19世纪美国杰出的诗人，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和乐观精神，反映出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广大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他的诗歌以其民主的内容和革新的形式对美国以至世界的诗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惠特曼于1892年逝世。
狄更生
狄更生，1830年12月10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镇一个律师家庭，父亲任国会议员。她从小受到正统的宗教的教育，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单调而平静，很少外出，仅作过一次旅行。20岁开始写诗，早期的诗大都已散失。1858年后闭门不出，70年代后几乎不出房门，文学史上称她为“阿默斯特的女尼”。研究者至今仍不明白她长期隐居的原因。
她在孤独中埋头写诗，留下诗稿1775首。在她生前只有7首诗被朋友从她的信件中抄录出发表。她年轻时曾接触到爱默生的思想，爱默生反对权威、崇尚直觉的观点，使她与正统的宗教感情发生冲突，处于对宗教的虔诚与怀疑的矛盾之中。她的诗主要写高傲的孤独、对宗教追求的失望、死的安详等，反映了复杂的心理状态。她的诗稿没有注明创作的日期，在隐居写诗的30年中，诗的风格和题材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她的作品的年代都是编者所加。
据某些研究者估计，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期她写了800首诗，她的最佳之作大多出于这个时期。她的诗在形式上富于独创性，大多使用17世纪英国宗教圣歌作者艾萨克·沃茨的传统格律形式，但又作了许多变化，例如在诗句中使用许多短破折号，既可代替标点，又使正常的抑扬格音步节奏产生突兀的起伏跳动。她的诗大多押半韵，即听来似乎有韵，而实际上并不严格押相同的韵。形式上这些革新使她的诗避免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诗的风格中甜腻圆熟的音调，而具有许多现代派诗人所刻意追求的粗糙美。她的诗也摆脱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直抒胸臆或感叹，善于用独特的形象和比喻，以表现复杂的内心活动。
狄更生还写过许多本书，但大多都于诗的内容一样，也说她生活的狭隘。狄更生于1886年5月15日逝世。她的亲友于19世纪末发表她的遗诗3集，但却逐渐为人所遗记。到美国现代诗的兴起，她作为现代诗的先驱者得到欢迎，对她的研究也成了美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热门。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赫恩·克莱门斯，1835年11月31日生在密苏里州佛罗里达镇，长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小城汉尼拔。父亲是个不得意的乡村律师和店主。1851年他在哥哥欧莱恩开办的报馆中充当排字工人，并开始学习写作幽默小品。1853年后在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做排字工人。1856年去新奥尔良，想转道去巴西，在乘船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时遇见老舵手贺拉斯·毕克斯比，拜他为师，18个月出师后在密西西比河上做舵手，直至内战爆发，水路交通断绝，在战争中他曾一度参加南军。
1861年欧莱恩被林肯总统派去西部内华达领地政府任秘书，他随同前往，试图在经营木材业与矿业中发财致富，均未成功，便转而以写文章为生。1862年马克·吐温在内华达弗吉尼亚城一家报馆工作。1863年，他开始使用“马克·吐温”的笔名。这个词是密西西比河水手的行话，意思是“12英尺深”，指水的深度足使航船通行无阻。1864年，他在旧金山结识幽默作家阿·沃德和小说家布·哈特，得到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提高了写作的本领。1865年在纽约一家杂志发表幽默故事《卡拉韦拉斯县驰名的跳蛙》。该故事根据一个流行已久的传说改写，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在开发中的美国西部所特有的幽默的风格，加上突出的运用口语的文风，使他一举闻名。此后马克·吐温经常为报刊撰写幽默文章。1867年马克·吐温作为记者乘“桂格城”号轮船随一批旅游者去欧洲和巴勒斯坦旅行。他写的报道后来辑成《傻子国外旅行记》（1869），此书嘲笑了欧洲的封建残余和宗教愚昧，也讽刺了富有的美国旅游者的庸俗无知。
1870年马克·吐温与奥莉薇娅·兰登结婚，她是纽约州一个资本家的女儿。这段婚姻对马克·吐温的影响如何，历来有两种见解：一种认为他的妻子成了他的作品的检察官，妨碍他偏于粗犷的才能的发挥；多数人则认为这段婚姻不妨碍他的创作，反而是相辅相成，十分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