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姆津
卡拉姆津，1766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780~1783年就读于莫斯科私立寄宿中学，同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他一生受法、德启蒙思想家影响很大。
1787年，卡拉姆津开始发表文学译作。1789~1790年游历西欧，回国后创办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1791~1792），并陆续刊登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以及文论、剧评和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创作。
卡拉姆津在其创作中宣传贵族感伤主义，挑战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他主张从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用农民、小贵族等作为主人公，强调他们的内心感受和不幸遭遇，在作品中使用比较清新生动的口语。但卡拉姆津无意反对封建制度，其政治理想只限于开明君主制。
1802~1803年，卡拉姆津主编保守的文学和政治半月刊《欧罗巴导报》，并发表中篇历史小说《诺夫哥罗德征服记》，以证明专制政体的优越性。他从1804年起全力撰写12卷本的《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上起远古，下迄17世纪，主旨仍在维护君权，但文笔清丽，资料丰富，为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和19世纪30年代俄国许多历史剧提供了基本素材。
卡拉姆津认为主宰历史的是伟大人物，他的任务则是用心理分析方法去揭示这些人物的行为动机，阐明历史事件。由于他的温和的保守主义，他被称为精神上的斯拉夫派之父。
马尔林斯基
马尔林斯基，1797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原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别斯土舍夫。1824年参加十二月党人的团体“北社”，曾率领部队参加起义，失败后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雅库次克服苦役。1829年被遣送高加索当兵，在同山民作战中阵亡。
马尔林斯基于1818年开始发表作品。1822年同别列耶夫认识后，共同写过一些反对沙俄政府的鼓动性的诗歌，并合编《北极星》从刊（1823~1825）。
他的创作旺盛时期是在30年代，其时写有中篇小说《贝洛左尔中尉》（1831）、《阿玛拉特老爷》（1832）、《战舰“希望”号》（1833）、《姆拉·努尔》（1836）等作品。
马尔林斯基在作品中以绚丽的文笔描写异域风光，赋予英雄人物以强烈的感情，为俄国新的浪漫主义小说奠定了基础。别林斯基曾说，“人们认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散文中的普希金”，高度肯定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成就，但同时也批评他追求华丽的辞藻和表面的效果。
普希金
普希金，179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他青年时代讴歌自由、反对专制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等，流传极广，引起了沙皇的愤怒。1820年5月，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由于普希金继续歌颂自由，后来过着颠沛流离和实际上被幽禁的生活。
在流放期中，普希金创作了《高加索的囚徒》（1821）、《强盗兄弟》（1822）和《茨冈》（1824）等长诗，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心部分，此外，还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企图笼络诗人为专制制度服务。但普希金依然高唱“旧日的颂歌”，写了怀念和歌颂十二月党人的诗《致西伯利亚》（1827）等。1830年秋普希金在领地包尔金诺度过3个月。《叶甫盖尼·奥涅金》八、九章，《别尔金小说集》、4个小悲剧和30多首抒情诗都在这时完成。30年代普希金还写了长诗《青铜骑士》（1833）、中篇《黑桃皇后》（1833）、《杜布罗夫斯基》（1833）、《上尉的女儿》（1836）及不少更加朴素、完美的抒情诗。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因年轻美丽的妻子的事与法国七月革命时的逃亡者丹特士决斗，于1月29日逝世，年仅37岁。决斗事件与沙皇政府的阴谋有联系。普希金的死震动了俄罗斯。普希金短促的一生，是反对沙皇专制势力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他在《致诗人》（1830）一诗中就表明：诗人不应取悦于上流社会，不要计较他们的批评。《纪念碑》（1836）一诗则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他用诗作“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他相信人民将来必然会承认他的劳绩，因此他对上流社会的毁誉褒贬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800多首抒情诗。他被称为俄国现实主义抒情诗之父。普希金的抒情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语言生动优美，大体包括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卡达耶夫》、《毒树》、《致西伯利亚》、《阿里昂》），关于大自然的诗（如《致大海》、《秋》、《乌云》、《我又造访了……》），关于友谊和爱情的诗（如《十月十九日》、《致凯恩》、《我曾爱过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及关于诗与诗人题材的诗（如《先知》、《致诗人》、《回声》、《纪念碑》）等。
《茨冈》（1824）是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时期所写的一组浪漫主义长诗中的一篇。长诗的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厌倦城市生活，自愿到茨冈人中过流浪生活，与茨冈女郎真妃儿相爱结合。但后来，当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阿乐哥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去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阿乐哥不了解，也不尊重淳朴的茨冈人的生活权利。而老茨冈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妻子丢下儿女离开他而打算复仇。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揭露了贵族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习惯和矛盾。原来的封建社会环境和教养在阿乐哥心里形成的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里，普希金谴责了拜伦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英雄，批判了阿乐哥生长的“文明的上流社会”，但同时，普希金对茨冈人放浪不羁的生活也有所美化。
《驿站长》是《别尔金故事集》（1830）所包括的5个短篇中最优秀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地位低微的驿站长维林常受各种达官贵人的侮辱，他唯一心爱的是他的美丽的女儿。但一天，忽然一个旅客把他女儿拐骗走了。过了几年，女儿就被折磨而死，驿站长过着孤独无依的晚年。这篇小说对下层人物驿站长的不幸满怀同情，通过他的遭遇暴露了社会的不平。《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1部描写“小人物”的短篇，它不仅标志着俄国文学的进一步民主化，而且对于从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到契诃夫的《苦恼》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同情下层人民的进步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30年代普希金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创作了《杜布罗夫斯基》（1833）和《上尉的女儿》（1836）两个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直接描写了18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普希金30年代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俄国文学上第1部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上尉的女儿》以主人公、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约夫回忆的形式写成。小说的重大成就是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布加乔夫的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布加乔夫聪明、风趣、“朴素不凡”、“十分可爱”，同时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他仇视贵族，宁死不屈。当格利尼约夫问他为什么要起义时，他讲了一个老鹰和乌鸦的童话作为回答。老鹰说：“不！乌鸦兄弟，与其吃死尸活300年，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鲜血。”小说另一突出成就是对混入起义队伍的投机善变的军官施伐勃林的刻画。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普希金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普希金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同情和赞扬，也有曲解和歪曲，同时他美化了女皇。
在艺术上，《上尉的女儿》巧妙地把家庭纪事、个人遭遇和历史事件3者结合在一起。在不大的篇幅里，容纳了广阔的生活内容。小说充分体现了普希金的朴素、简洁、圆熟和明快的散文风格。
丘特切夫
丘特切夫，1803年生于一个传统的贵族家庭。1819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从1822年起先后在俄国驻慕尼黑、都灵等地外交机关任职20年。
在德国时曾与哲学家谢林和诗人海涅相识。哲学观点受谢林唯心主义影响，政治观点接近斯拉夫派，但因长期受欧洲影响而有所不同。诗歌创作被视为“纯艺术派”，也与费特、迈科夫互异。
30年代后开始在莫斯科刊物上发表诗作，并未引起注意。1836年他的诗受到普希金赞赏。1854年他的诗集第一次出版后，博得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评。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费特的诗只能捕捉自然的瞬息印象，而丘特切夫的诗则除描写自然外，还有热烈的感情和深沉的思考。
丘特切夫的诗集第2次出版于1868年。他一生的诗作有400首左右。早期个别的诗有明确的社会意义，其他大多为哲理、爱情、风景诗。他的诗有现实生活的基础。
他肯定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同时又惧怕革命，因此诗中常反映出对革命风暴的预感和心灵的不安状态。他的情诗描写细腻，常常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来突出主人公内心的感受。在表现自然风景方面，他善于刻画季节的变化。
果戈理
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小地主家庭。他的早期创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1831~1832年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一部乌克兰民间故事集。1835年，果戈理写了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这是作家的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小品集》中的小说后又被收入《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1），《故事集》多方面地反映了充满矛盾的彼得堡社会生活。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狂人日记》（1835）和《外套》（1841）中描写了官僚制度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出社会的贫富悬殊，提出反对等级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1836年果戈理又创作了剧本《钦差大臣》。果戈理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死魂灵》。
从1842年《死魂灵》第1部问世到1852年果戈理逝世，是他的思想危机时期。
《死魂灵》第1部出版后，果戈理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攻击。1842年果戈理再次出国。他和进步文学界疏远了，他的贵族偏见和宗教情绪抬高，世界观中消极的一面占了上风。他认识到社会“处在十字路口”，认识到农奴制社会瓦解的趋势，但却不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而把古代宗法制社会理想化。1847年他发表了《与友人通信选录》，书中否定了过去创作中某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宣扬从道德、宗教方面改善社会，使进步的知识界感到痛心和愤怒，特别是别林斯基在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中，对于果戈理对人民利益的背弃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原则性批判。果戈理没有反驳，但也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果戈理在《死魂灵》第2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和官僚形象。由于这种思想倾向的错误，招致了艺术上的失败。果戈理的思想危机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年代，已觉醒的贵族摆脱不掉本阶级沉重思想影响的悲剧。
著名喜剧《钦差大臣》（1836）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发展中的新阶段。作品描绘了30~40年代农奴制俄国官僚统治的真实画面，《钦差大臣》是对专制、官僚制度的讽刺，对贿赂、盗窃公款、横暴、堕落和卑鄙的揭露。果戈理说：“《钦差大臣》中，我把那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态，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集中在一起，统统加以嘲笑。”高度的概括性和猛烈的讽刺、嘲笑是果戈理成熟期创作的特征。剧本前的题词“脸丑莫怪镜子”表明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
《钦差大臣》通过一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被县城的官吏们误认为钦差而引起的喜剧性冲突，深刻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罪恶。以市长为代表的县城官吏们的行为和心理，概括了媚上欺下、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俄国官吏的特点，构成了一部“完备的关于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学教程”。
果戈理在剧中通过刻画其他官吏和地主形象，补充了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的性格特征。这里有自称“自由思想者”的法官、一个滥用职权的屠夫；有专在“告密”方面“尽责”的督学；有专为好奇而乱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横行霸道的警察；散布谣言的地主……通过他们相互间的勾心斗角，果戈理成功地描绘了官僚集团和贵族内部的矛盾，这是一幅生动多彩的官场现形图。
果戈理用喜剧手法概括了社会典型形象。他把笑提高为讽刺和谴责社会罪恶的手段。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唯有笑是个正面形象，“一下子把一切嘲笑个够”，就是说，把笑当成鞭挞沙皇统治的有力武器。果戈理正是通过笑启发人们深思。赫尔岑认为在果戈理的笑里有着某种革命的东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钦差大臣》演出后在当时进步文学界和反动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统治阶级代表和反动文人力图贬低剧本的意义，说它是对俄罗斯社会的诽谤，是罪恶。别林斯基却正确指出喜剧的悲剧性，肯定了果戈理在形成俄国民族戏剧中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喜剧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但是，在沙皇专制压迫下，果戈理感到害怕和苦闷，终于在1836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其实并不根本否定专制制度，他想用美来教育台下的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之类的人，从道德说教的角度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幻想他们改邪归正，幻想有正直的钦差出现。
《钦差大臣》中的反面人物的名字已成了通用词汇。列宁不止一次在论战中引用过它们。列宁把爱吹牛的孟什维克称作“赫列斯达可夫”。
《死魂灵》（第1部，1835~1842）是果戈理创作的顶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名著。果戈理说过，他要在《死魂灵》中把“整个俄罗斯显示出来”，要“用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地刻画”，使地主、官僚以及资产阶级的性格“分明地，凸出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用“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泪，来历览壮阔的人生”。
《死魂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罗斯社会，揭露了农奴制度下贪得无度的地主和悲惨的农奴生活，揭露了沙皇官僚机构的无耻和丑恶，并反映了农奴制的日趋瓦解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整部小说由乞乞科夫为购买死魂灵（即死农奴的名单）而周游俄罗斯贯穿起来。
果戈理善于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一系列地主形象中，最先出现的玛尼罗夫是懒惰、虚伪、假文明、好空想、不务实际的贵族寄生虫，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典型。
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个性和玛尼罗夫完全相反，她不用任何纱幕掩盖自己的愚蠢无知，她没有任何空想。这个形象的贪婪、闭塞、浅薄、狭隘，反映出小地主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