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初革命民主派的重要喉舌《现代人》杂志在被政府勒令停刊8个月之后重新复刊，萨尔蒂科夫应涅克拉索夫之邀参加编辑部工作。1863~1864年，他在这一刊物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特写及其他文章，并在总题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专栏里，写了大量政论，对于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的新情况下如何进行革命斗争等问题，同自由派及反动派报刊展开激烈论战。但后来他同编辑部领导成员安东诺维奇等人发生分歧，中断论战，并退出编辑部。
当时他对公务活动仍抱有幻想，以为这样有助于社会改革，1865~1868年又相继在奔萨、图拉、梁赞等省任税务署署长。根据这一时期的观察，他于1869年写成《外省书简》和《时代征兆》的一部分，把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现实作了概括的描述。这段期间，他一再与上司发生冲突，时常著文讽刺达官显贵，后遭到梁赞省长的控告，被撤去四等文官职务，沙皇下令永不录用。他从此离开政界，一直从事编辑与写作。
1868年他再度与涅克拉索夫合作，接办《祖国纪事》。他们继承《现代人》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继续暴露政府的反动统治、自由派的空谈和伪善，揭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和农村中的阶级分化。《祖国纪事》成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最进步的杂志。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萨尔蒂科夫继任主编，直到1884年4月被查禁为止。
从1868~1884年的18年间，他把全部精力用于编辑《祖国纪事》与创作活动。这是他创作最旺盛、艺术上取得很大成就的年代。这时期他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塑造了不少社会意义十分深刻的典型形象。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1889~1870），以怪诞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愚人城历任市长鱼肉人民的故事，刻画出沙皇官僚的丑恶面目，指明沙皇专制制度是一部压榨人民的机器；小说表面上叙述历史，实指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他的讽刺艺术的代表作。
《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1863~1874）描写农奴制废除后一群出身贵族地主的官僚政客，常在彼得堡的饭店里厮混，大多饱食终日，不学无术，而且个个狂妄无耻。他们高喊改革，而一旦大权在握，便抛开假面，露出贪婪无耻的本相。
70年代，他十分注意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和官僚、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描写贪官污吏与新兴资产者，揭露他们乘沙俄向中亚扩张之机，从中大饱私囊。《外省人旅居彼得堡日记》（1872）写彼得堡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的巧取豪夺，尖刻地嘲讽卖身投靠的文人墨客。《金玉良言》（1872~1876）的中心人物杰鲁诺夫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掠夺者，他不择手段盘剥农民，盗窃国家资财。作者对这一类以伪善言辞装扮起来的“顶梁柱”作了无情的揭露。
在《莫尔恰林老爷们》（1874~1878）中，作者深刻研究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把格里鲍耶陀夫著名喜剧《智慧的痛苦》的人物莫尔恰林移植到70年代的生活环境中来，借用这个形象，对自由派庸人出卖灵魂、俯首帖耳、思想贫乏、明哲保身等等丑恶的思想意识，予以无情的鞭笞。《蒙列波避难所》（1878~1879）写70年代末农民受到政治经济压迫，富农和资产阶级逐步兴起，贵族地主日渐没落。商人拉祖瓦耶夫和酒店老板柯路巴耶夫，正是当时新生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典型形象。
长篇小说《戈洛夫略夫一家》（1875~1880）是他的另一代表作。作者以超群的艺术笔力，描绘地主家庭的衰败与灭亡。家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百无聊赖的颓废寄生生活，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贵族之家的腐朽性与必然灭亡的命运。此外，这时期写的《现代牧歌》（1877~1883）、《致婶母信》（1881~1882）、《波谢洪尼耶故事》（1883~1884）等，都以多样的艺术手法，尖锐的讽刺，描绘了沙皇专制统治之下警察暗探横行、中等阶层懦弱惶恐、自由派叛卖投降的生活画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典型。
70年代中期，萨尔蒂科夫出国治病；80年代又数次出国，先后到过德、法、比等国。他的特写集《在国外》（1880~1881），描绘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资产阶级的反动和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生活。他说法国是“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嘲笑俾斯麦德国妄图攫取世界霸权。
1884年4月，《祖国纪事》被查封，萨尔蒂科夫的创作园地被剥夺，政府对人民加紧残酷镇压，图书审查更加严厉，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以病弱之身，写了晚年的名作《童话集》（1882~1886）、《生活琐事》（1886~1887）和《波谢洪尼耶遗风》（1887~1889）。
萨尔蒂科夫写童话始于60年代，但只写了《一个庄稼汉怎样养活两位将军》等3篇，其余29篇都完成于80年代。为了同图书审查制度作斗争，他精心运用这种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裁，把他以前所写的许多形象和主题思想，用最凝练、最简洁、最集中的艺术手法再现出来。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创作的结晶，如揭露专制统治的《熊都督》，嘲讽胆小怕事、苟且偷生者的《聪明绝顶的鮈鱼》，讽刺对残暴统治抱有幻想、以为和平斗争可以取胜的《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鞭笞奴性的《忘我的兔子》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生活琐事》和《波谢洪尼耶遗风》是作者最后两部作品。前者写80年代俄国中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他们的悲惨命运，后者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前地主生活的广阔画面。迫于80年代的反动局势，这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情节描述和人物刻画不再采取夸张、怪诞、尖刻讽刺的形式，而是运用一般现实主义的手法。
萨尔蒂科夫于1889年5月10日在彼得堡逝世。他是俄国杰出的讽刺作家，其作品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要遗产，体现了当时的先进思想革命民主主义。他继承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运用“伊索式”语言和多样的讽刺笔法，同反动统治者进行巧妙的斗争，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他塑造的许多典型，深刻揭示了俄国社会生活的本质，具有高度概括力。
鲁迅主编的《译文》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饥馑》，即《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饥饿城》一章。以后零星介绍过他的童话作品及有关他的评论文章。解放前夕，《萨尔蒂科夫寓言》在上海出版。解放后，他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及其他作品陆续被翻译出版。
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1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尤其对道德哲学产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分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参加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托尔斯泰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他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1859~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2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抄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