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诗歌的真实性受到损害。表现生活现实、来自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是诗歌的生命，而有的诗歌却以浮夸的狂热和虚假的“浪漫主义”代替了真实情感的抒发。毫无疑问，诗歌离不开浪漫主义，但真正的浪漫主义是开在生活土壤上并得到理想的阳光照耀的花朵，绝非轻飘迷离的过眼烟云；而有些诗歌恰恰由于缺乏真实性，很快就像过眼烟云一般从读者的心目中消失了。毫无疑问，诗歌必须热情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永远需要感情真挚的颂歌，但诗人在歌唱美好事物的时候，不应在严峻的现实和人民所关心的问题面前闭上眼睛；而有些诗歌恰恰是回避矛盾，缺乏“为人民鼓与呼”的勇气。
再次，这段时期诗歌在风格和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上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当中有着深刻的教训。没有个性就没有风格，而我们诗人的个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也就没有真正的个人风格。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应当允许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去选取题材，表现出他独特的风格。但是诗歌界的风气往往不是提倡而是阻挠这样做，其结果造成在诗歌创作上进入“死胡同”，有的作家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对促进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又忽视了对“五四”以来新诗和外国诗歌的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一种片面性。“五四”以来的新诗人如郭沫若、何其芳、艾青、冯至等，都在继承古典诗歌传统的同时，从外国诗歌中吸收了宝贵营养，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很大。
建国后的戏剧文学
戏剧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成绩显着、影响很大的部分。在建国后至文革开始前，无论是话剧文学剧本的创作，还是传统戏曲剧目的改编或当代戏和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以及歌剧剧本的创作，都有长足的发展。戏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以其特有的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和上发挥了教育群众、娱乐群众的良好作用；一大批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的文学剧本，成为当代文学的宝贵财富。
建国后的话剧创作，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话剧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新的时代，表现新的人物，推动历史的前进。尽管它有时在错误思潮的干扰下，走过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弯路，但从总的倾向上看，它与人民、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是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不断探索前进的，是不断发展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蜚声文坛的老一辈剧作家，如田汉、老舍、郭沫若、曹禺、阳翰笙、夏衍、陈白尘、丁西林、于伶、宋之的等，以满腔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生活，开始了他们创作道路的新阶段。而在解放后才在剧坛上崭露头角的剧作家，如胡可、陈其通、沈西蒙、杜烽、丛深、杜印、崔德志、孙芋等，给话剧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对新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新中国舞台上第一个有影响的话剧是刘沧浪等人集体创作的《红旗歌》。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通过描写工人生活、生产的状况，表扬了工人在生产中的高度劳动热情和积极性，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表扬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作风。这个剧本的初稿完成于1948年冬，1949年上演以后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它的演出一方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高度评价，一方面也受到了教条主义的简单粗暴的批评，剧中主要人物被指责为“不真实”，戏的主题被指责为宣扬“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等等。这种错误的观点遭到文艺界广泛的批评，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人民群众及文艺工作作者的扞卫。这个话剧，不仅从思想内容上说对即将投入大规模工业建设的中国人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从戏剧艺术和人物描写的技巧上说，也为新中国话剧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差不多与《红旗歌》同时诞生，并在建国初发生重大影响的，还有话剧胡可等人创作的《战斗里成长》。这部作品通过描写农民赵铁柱一家三代的不同命运，展现了中国农民反抗压迫、走向革命的曲折道路。这一时期，还有老舍编剧，并于1951年首次上演的话剧《龙须沟》。《龙须沟》以解放前后不同社会的强烈对比，写出北京的变化，热情歌颂新中国和人民政府。这是当时轰动剧坛的着名作品。
《红旗歌》、《战斗里成长》、《龙须沟》这三部话剧，虽然反映生活的角度不同，选取的题材不同，艺术风格不同，但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说，它们是当代话剧文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新中国话剧文学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1953年~1957年，话剧创作发展快、收获大。特别是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强调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批评了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话剧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数量都一度有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1956年3月~4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既是对建国以来话剧创作成果的检阅，也是对进一步繁荣话剧创作的推动。这是当代话剧的第一个丰收期。
反映工业建设战线生活和斗争的话剧，有《考验》（夏衍）、《幸福》（艾明之）、《双婚记》（柯夫）、《刘莲英》（崔德志）、《姐妹俩》（蓝光）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村生活新貌的，有《春风吹到诺敏河》（安波）、《春暖花开》（胡丹沸）、《妇女代表》（孙芋）、《妯娌之间》（田心上）、《洞箫横吹》（海默）、《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等；取材于抗美援朝和海防对敌斗争的，有《钢铁运输兵》（黄悌）、《***》（沈西蒙）、《战线南移》（胡可）、《保卫和平》（宋之的）、《海滨激战》（王军等）等；取材于解放前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有《万水千山》（陈其通）、《游击队长》（邢野）等；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的，有《在康布尔草原上》（汪钺等）、《如兄如弟》（苏一平）、《巴音敖拉之歌》（超克图纳仁）等。
此外，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明朗的天》（曹禺），通过爱情中的矛盾冲突歌颂新品德、鞭挞坏思想、表现各种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面貌的《归来》（鲁彦周）、《同甘共苦》（岳野）和《人约黄昏后》（赵寻），揭露行政机关官僚主义、阿谀奉承等庸俗腐朽作风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何求），以及国际政治斗争题材的讽刺剧《龙虾》（卢丹）等，也是这一时期剧坛上的可喜收获。
这一时期，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还不多，但老舍的《茶馆》和梅阡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骆驼祥子》，却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外，儿童剧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也是颇有成绩的。《蓉生在家里》、《大灰狼》（张天翼）、《小白兔》（孙维世改编）、《马兰花》（任德耀）、《儿童团》（邢野等）、《骄傲的小燕子》（熊塞声）、《夏天来了》（刘厚明）等，都是当时在少年儿童中发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品。
总观建国后头8年的话剧创作，它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它概括的冲突中可以听到历史在变革中前进的脚步声。这一时期大部分剧作都是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透过对过去生活的评价，表现出作者对新生活的积极态度。不论新老剧作家，都积极跟上时代，努力去熟悉新生活，表现了在新事物面前的满腔热情和在创作上刻苦探求的精神。
《刘莲英》塑造了青年女工刘莲英这一人物形象，作者真实地写出了她对劳动、对同志、对爱情的那种执着态度，生动地刻画出了这一社会主义新人的品德。而《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剧作，则代表了话剧反映现实生活的进一步深化。这些作品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揭露那些隐藏在生活潜流中阻碍生活前进的腐朽、落后、消极的东西，表现了剧作家对生活进行认真严肃的思考和探索的可贵努力。从《春风吹到诺敏河》、《人往高处走》到《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生活的深度，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话剧沿着现实主义道路的发展和提高。
话剧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从1957年下半年起，逐渐遭到较多的波折。优秀的剧作，往往遭到无理的批判和否定，戏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动辄被轻易抹杀，如所谓“三结合”集体创作的提倡等；粉饰生活、歪曲现实、脱离人民的创作倾向受到支持而抬头；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被严重地损害着。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局面下，话剧创作出现了3种情况：
1、到古代和当代历史中去挖掘戏剧创作的题材。如《关汉卿》和《文成公主》（田汉）、《蔡文姬》和《武则天》（郭沫若）、《甲午海战》（朱祖贻、李恍）、《胆剑篇》（曹高等）、《红色风暴》（金山）、《东进序曲》（顾宝璋、所云平）、《星火燎原》（赵起扬等）等话剧的创作。这些作品避开了对当时生活中那些虚夸不实的东西的直接反映。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话剧创作走着迂回曲折的道路。
2、有的剧作家从当前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他们坚持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并且巧妙地选取反映生活的角度，从而避开了那些虚夸不实的东西，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女店员》（老舍）、《槐树庄》（胡可）、《枯木逢春》（王炼）等。有的戏取材于国际政治斗争，如时事讽刺喜剧《纸老虎现形记》（陈白尘）等，也是别具一格、颇有影响的作品，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娱乐作用。
3、相当多的作品为“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作宣传，助长了这些不正之风。这些作品虽然也不同程度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干劲，但基本倾向是歪曲生活，粉饰太平。如《烈火红心》（刘川）、《降龙伏虎》（段承宾、杜士俊）、《共产主义凯歌》（陈恭敏、兰炼）、《劳动人民的战士》（陈其通）、《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田汉）等剧作，这些作品抛弃话剧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破坏了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但是，话剧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终究是不易割断的。经过1962年在广州举行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对“左”倾文艺思潮的清算和对现实主义传统的重新强调，话剧创作又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气象。
1962年~1965年，陆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话剧作品，其中反映工业战线斗争生活的如《第二个春天》（刘川）、《激流勇进》和《一家人》（胡万春等）；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如《龙江颂》（江文等）、《丰收之后》（蓝澄）、《青松岭》（张仲明）；表现部队和海防民兵生活的如《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贾六等）、《南海长城》（赵寰）；表现解放前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的如《杜鹃山》（王树元）、《豹子湾战斗》（马吉星）、《七月流火》（于伶）；集中提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的如《祝你健康》（丛深编剧，又名《千万不要忘记》）、《年轻的一代》（陈耘等）。
此外，还有描写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赫哲人的婚礼》（乌·白辛）、《远方青年》（武玉笑），以及儿童剧《小足球队》（任德耀）、《草原小姐妹》（葛翠林）等。这些在剧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获得了国家的奖励。
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话剧舞台上出现的一批优秀作品，在表现新的主题、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方面，总的看来是有所发展的，在戏剧艺术技巧上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也存在3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其一，在创作的取材上只追求所谓“重大题材”，片面强调“题材决定论”，结果路子越走越窄，剧作取材单调空洞。
其二，对英雄人物的塑造追求“高大完美”，背离生活、脱离群众，用豪言壮语取代了对人物性格的具体刻画。
其三，有些剧作在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时，有把阶级斗争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这样，便不能通过典型的戏剧冲突，更深刻、更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丰富复杂的内容。
在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中，传统戏曲文学剧本的改编和创作，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我国传统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各种传统戏曲的改革，既反对粗暴的干涉，又反对因循保守、抵制改革的倾向，使许多剧种焕发了新的艺术生命，推动了新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传统戏曲文学包括3项内容：
1、利用传统戏曲的艺术形式，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创作、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新剧本，即通常所说的“当代戏”。
2、利用传统戏曲的艺术形式，创作、演出反映古代生活的新剧本，即通常所说的“新编历史剧”。
3、对多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剧目，通过艺术加工，进行整理和改编，即通常所说的“传统戏”。
在众多的戏曲剧种中，首先反映当代生活的是一些年轻的、艺术形式比较灵活的地方戏曲，像评剧、沪剧、吕剧等。如评剧《小女婿》、沪剧《罗汉钱》、吕剧《李二嫂改嫁》等，这些剧目生动活泼，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地方戏曲在反映当代生活的创作实践中，既保持和发扬了各自的剧种特色，又丰富了各自具有特殊风格的艺术表现手段。
此外，还有锡剧《红色的种子》（李进、顾尔镡、俞介君编剧）、豫剧《朝阳沟》（杨兰春编剧）、花鼓戏《打铜锣》（李果仁改编）等，都是地方戏曲反映当代生活的较好作品，在观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像《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剧目，是首先在沪剧的改编演出中取得成功，然后才为京剧所移植的。
戏曲改革运动的逐步深入推动了那些历史比较久、影响比较大的剧种去表现当代生活。
针对戏曲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周恩来同志指出：“过去只提到了传统戏和当代戏两种题材，但不能要求传统戏正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今后的戏曲剧目除当代戏和传统戏外，还应该加强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根据这一指导原则，在1960年文化部举办的当代题材戏曲会演大会上，提出了传统戏、当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剧并举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吴晗的《海瑞罢官》（京剧）、田汉的《谢瑶环》（京剧）、孟超的《李慧娘》（昆剧）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优秀的新编历史剧，不仅在表演和唱腔等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能很好地发挥各自的长处和独特风格，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和表现历史上的生活和斗争，做到历史事实与艺术手法的统一，做到“古为今用”。实践证明，这是丰富戏剧创作题材、更好发挥戏曲艺术作用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如上述几个优秀的剧目，通过对海瑞、谢瑶环、李慧娘等形象的塑造，既符合历史真实，又使今天的观众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有助于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扬正气、克服邪气。
新中国的戏剧文学，还包括新歌剧这一年轻的门类，它比传统戏曲更适宜于表现当代生活，特别是小型歌剧，能比较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和娱乐作用。
建国后，小歌剧的创作是大量的，其中不乏较好的作品，如《抢伞》（胡小孩）、《扔界石》（侯喜旺）、《海上渔歌》（周行）、《好心好意》（李悦之）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延安时期的小秧歌剧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