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概述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一个“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列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加之当时政治、经济的社会背景，触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突破口，五四文学革命以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开始了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驱，以勇猛的姿态为新文学的诞生扫清道路。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作了极其深刻而形象生动的揭露和抨击，成为五四文化新军中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郭沫若发表《凤凰涅盘》等诗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在白话新诗的倡导和创作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还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和刘大白等。白话散文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的是适应当时战斗需要而产生的文艺性短论——杂感（随感录）。除鲁迅外，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等都是重要作者。
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标志是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刊物大量出现。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及他们所创办的刊物。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创造社则标榜“艺术派”，追求艺术的“全”与“美”；但在反帝反封建及反对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而新月社等资产阶级文艺社团的出现，则是作为文学革命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这时的文学在各个领域都有新品种、新风格的产生，中国文坛呈现出百花竞开的繁荣景象。鲁迅的短篇小说《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给新诗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另有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等作家的作品，同郭沫若一起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初期的话剧创作，以丁西林和田汉的成就最为突出。
20年代末到30年代，由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运动。以创造无产阶级文艺为奋斗目标的左翼文艺运动，影响深远。这一运动向文学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笔触范围扩大了，描写工农的觉醒与反抗的题材增多了、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开始繁荣，产生了《子夜》、《家》、《骆驼祥子》等杰出长篇小说，和标志着话剧艺术成熟的《雷雨》、《日出》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夏衍、何其芳、张天翼、沙汀、艾芜、蒋光慈等作家，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解放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历史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人民大众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优秀作家和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纷纷出现，他们在题材、主题、创作方法、风格流派等方面的全新面貌，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新高度，社会主义文学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日益走向成熟。
现代诗
20年代，新诗在探索着创造各种表现形式。作为古诗的对立物出现并在“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自由体，这时继续发展着，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式样，如小诗。由于不满意新诗过于散文化，出现了建立新格律诗的主张，还有不少写作新格律诗的实践。同时，受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象征派的诗。在新文学各领域中，新诗是流派最分明的领域。
自由体诗中此时出现了政治抒情诗，其作者有瞿秋白、蒋光赤等。他们都是在苏联生活过一段时间，较多地接触到马列主义和苏联现实生活的作家，因此“五四”后新文学创作中的社会主义倾向，最早最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瞿秋白的新诗并不多，曾编有《赤潮集》，其中《赤潮曲》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过，是一首以高昂的曲调号召“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的政治鼓动诗。
蒋光赤，安徽省霍邱县人，曾用光慈为名，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入党的党员，1921年赴苏留学期间写了许多新诗。回国后，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后又出版1924~1925年间在国内写的诗集《哀中国》。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黑暗，迫使他后来改用蒋光慈之名发表作品。此后，他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在《新梦》中，蒋光赤热烈地歌颂了十月革命，如《莫斯科吟》中唱道：
十月革命，
如大炮一般，
轰冬一声，
吓倒了野狼恶虎，
惊慌了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1922年，他在读了瞿秋白的《赤潮集》后写的诗中，曾把瞿和自己比为“负了取经的使命”的“今日的唐僧”。所以他的许多诗如《十月革命纪念》、《送玄庐归国》，都热情地歌唱“十月革命”，歌唱共产主义未来的美好理想。列宁逝世后，蒋光赤写了《哭列宁》、《临列宁墓》，表现出对无产阶级导师的真挚情感：“纵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号天痛哭，也哭不醒最亲爱的墓中人”。他还写道：“列宁葬在奔腾澎湃的赤浪里；列宁葬在每一个爱光明的人的心灵里”，“死的是列宁的肉体，活的还是列宁的主义”。这些诗句都饱蘸着无产阶级感情和对革命导师的深挚的爱，因而感人肺腑。但蒋光赤这时的诗中也反映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较肤浅，他虽然热情憧憬理想的未来，但对通向未来的艰苦曲折缺少认识。如《昨夜里梦入天国》一诗，写出想象中的未来：“花儿香熏熏的，草儿青滴滴的，人们活泼泼地沉醉于诗境里，欢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欢乐啊！谁个还知道死、亡、劳、苦是什么东西呢？”这里也包含着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成分。回国之后，诗集《哀中国》的诗风明显地发生变化。在《新梦》集中，以国内生活为题材的诗如《中国劳动歌》、《钢刀与肉头》等，写得慷慨激昂，待接触到黑暗的现实后，激昂便变成了激愤。在《我背着手儿在大马路上慢踱》一诗中，写了上海的怪现象后，唱的是血脉贲张的诗：
倘若我是一个巨大的霹雳，
那么我将震醒他们的梦寐；
再不然倘若我是一把烈火，
我也可以烧尽一切不洁的东西。
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写了《血花的爆裂》、《在黑夜里》、《血祭》等很有激情的政治抒情诗。而《哀中国》一诗则表现了对备受侵略欺凌的祖国的深挚情意，感情比过去深沉了。蒋光赤的诗，激越昂扬，奔放有力。他很少作精致的雕琢，而任凭激情四溢，以强烈的旋律扣响人们的心弦。在风格上，与写了《前茅》之后的郭沫若比较接近。虽然有的尚嫌空泛和浮浅，但在现代新诗的发展过程中，蒋光赤实是写作政治抒情诗的先行者。后来经过30年代的殷夫和40年代的田间、柯仲平、陈辉等的努力，政治抒情诗成为新诗的重要品种。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几乎都写新诗，也都写自由体的新诗。他们在1922年出版了《诗》月刊。同年又出版同人诗集《雪朝》，内收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的诗。郑振铎在为此集写的序中说：“诗歌的声韵格律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因为情绪是不能受任何规律的束缚的”，认为“雕琢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直率’的残害者。”这大概可以代表诗集作者们的主张。
此外，还出版了朱自清的《踪迹》、叶绍钧的《箧存集》、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王统照的《童心》等诗集。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诗，大多表现自己的心境、情绪，追求过程中的苦闷，徘徊歧路时的彷徨，在生活挫折中的失望、嫉恨，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对下层人民悲苦的同情。特别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他们那种“天鹅绒般的悲哀”、“浮云般”的寂寞之情，被反帝爱国的激情所取代，写出一些反映现实斗争、政治激情较为饱满的诗来。
在这批诗人中，以朱自清的成就为较高。除了上述共同特点外，他还有一些追求光明、色彩明亮的诗。写得较早的《光明》一诗，表现了光明不靠施舍，必须自己去创造的进取精神。《送韩伯画往俄国》祝福友人“从大路上向红云跑去”，并表达了等待光明来到的心情。最能代表朱自清诗作思想和艺术特色的，是长达200多行的长抒情诗《毁灭》，写的是“垂头丧气的”我在“流离转徙”中的思绪；最后，回到故乡，“拨烟尘而见自己的国土”，但这国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主人公表示还要继续追索，“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诗很典型地表现了一部分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时，尚图踏踏实实地追求的愿望。在构思上明显地受《离骚》、《招魂》等的影响，全诗以主人公的抒怀为主线，兼用象征，密密层层，深沉蕴藉，但也有点艰涩。文学研究会诸家的诗，都较散文化，有的一泻无余，有的语言又较晦涩，加以内容多是表现小资产阶级情绪，往往流于一般。象《毁灭》这样的诗，在20年代的长抒情诗中，堪称佼佼者。
文学研究会中冰心的诗又自成一家。她在1923年出版了《繁星》和《春水》，共收小诗300余首。这些诗原是在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下，记下一些“小杂感”式的“零碎的思想”，发表时被编辑分了行，竟成为自由体中的一个品种，加以有人推波助澜，介绍日本的俳句，小诗便如新诗棋盘上的卒子一般，不但数量多，一时间也起过一定影响，造成“小诗的流行的时代”。而冰心自己认真写作的分行的诗，反而没有多大影响。从思想内容上看，冰心的小说、散文、诗歌是三位一体的。但在诗中表现思想往往更直接鲜明。冰心的小诗除少量的对现实社会的慨叹，绝大多数是抒写她对生活的看法，唱出在黑暗重压下与激烈斗争中弱者的哀歌。《春水·三十八》写道：
秋深了！
树叶儿穿上红衣了！
她是多么害怕风雨啊！
她要躲避这风雨，便只有躲到母爱、童真和自然中去。因此歌唱这三者便成了两部诗集的中心内容。如《春水》：“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她的诗大多是这样一些哀婉的浅斟低唱，有不少情绪比较低沉，因而容易引起生活不安、孤寂而又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鸣。小诗的写作比较自由，无所约束，随时捕捉到一点诗意，便可成篇。冰心的小诗常有新鲜的感受通过艺术的想象表现出来，如《春水》：
影儿欺哄了众生了，
天以外——
月儿何曾圆缺？
此诗虽在思想上无甚可取，但从常见的月的圆缺中发现影子的作用，以一语而道破，且含有一定的哲理性，可供回味。
20世纪20年代新诗中有较多的爱情诗，如刘大白的《邮吻》、郭沫若的《瓶》等。但当时爱情诗中影响较大的还是“五四”后崛起的一些年轻的诗人的诗篇。朱自清在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五四”开始出现了情诗，这当然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必然结出的果实。朱自清认为当时“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4个年轻人”：潘谟华、应修人、冯雪峰和汪静之。前3位是浙江人，他们在1922年3月在杭州组成“湖畔诗社”，同年出版了诗合集《湖畔》。
1922年，潘、应与冯又出合集《春的歌集》。但他们并不只写情诗，他们也有一些较好的抒情诗，只是当时影响大的还是那些清新、自然、天真、率直的爱情诗。而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他们中当时最有影响的又数汪静之。他在1922年出版《蕙的风》，曾以其直率地表现爱情的诗而引起争论。诗集中这一部分诗，大胆、袒露地歌唱男女情爱，显得天真烂漫、质直单纯，如《别情》等。
这些诗，虽因直白而显得清浅，却表现了大胆反叛封建世俗的精神。《过伊家门外》一诗，曾因写抒情主人敢于“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而受到“不道德”的指摘。即使象《太阳和月亮的情爱》这种借自然现象、客观景物来抒写爱情的诗，也不似徐志摩、冯至的情诗那么柔婉、温润、含蓄。《被残的萌芽》为私生子受歧视而鸣不平。《孤苦的小和尚》表现年轻小和尚偷看求佛的妇人。那种大胆的叛逆精神，使人觉得他是诗界的郁达夫，但没有颓废的色彩。朱自清认为他的诗有“孩子们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而表现法的简单，明了，少宏深，幽渺之致，也正显出作者的本色。”但也“写不出血与泪的作品。”《蕙的风》是散文化的诗，到了《寂寞的国》渐趋整齐，艺术上也较为成熟了。但感伤的色彩更浓，反不如最初一批给人稚拙感的情诗有特色，有影响。
爱情诗的成就较高的还有冯至。他与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在1924年组织了“浅草社”。1925年他们又联合杨晦等组成“沉钟社”。这是被鲁迅称赞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他们中的陈翔鹤、陈炜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杨晦主要从事话剧创作，而成就与影响最突出的是诗人冯至。他本时期的主要诗作收在《昨日之歌》中。他的诗与湖畔诗人不同，风格比较柔婉而含感伤成分。《昨日之歌》中最好的是下卷的4首带叙事性的爱情诗。这些诗大多有一个简单但哀婉欲绝的爱情故事，不但带着浓厚的浪漫气息，而且多是悲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