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典”主义主要只能由歌德和席勒这两个名字来代表时，浪漫主义则拥有大量的作家和诗人。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除诺瓦利斯出身贵族外，史雷格尔兄弟、蒂克等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曾一度表示欢迎，随后由于对法国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厌恶，才否定现实，向后退却。他们缅怀过去，歌颂封建的、教会的中古时代。他们标榜要创造一种“新”的文艺，实际上这是一种反动的文艺。他们继承了狂飙突进运动崇尚情感、不受理性约束的方面。却丧失了狂飙突进文学中那种战斗的、反封建的精神。在艺术上，同启蒙时期文学相反，他们混淆文学艺术种类的界限；同“古典”主义文学相反，他们的作品形式是散漫的，语言是模糊的，甚至是怪诞的。他们写出大量作品，艺术上的成就却很有限，政治上则越来越趋向反动，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投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先驱”了。
在拿破仑占领德国的时期，德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爱国情绪高涨，涌现出一些爱国诗人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台奥多尔·克尔纳尔（1791~1813）等，他们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反抗法国侵略，他们的思想中含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
时势所趋，一些较晚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创作辞藻华丽、充满怀古情调的作品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到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中间，有人写出爱国诗歌，有人挖掘中古时代的文学遗产，有人搜集和整理了民间童话和民歌。也有个别作家在反对市侩习气、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作品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因素。此外，浪漫主义者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有过卓越的成绩。这可以说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德国文学做出的带有积极性的贡献。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非常猖獗，浪漫主义文学内容更为空虚，不少的浪漫主义者美化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会，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上妖冶的服装，他们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文化助手。
这期间老年的歌德却密切注意欧洲先进国家的进步事物，继续进行创作。他反对文学中一切神秘的、宗教的、蒙昧主义的倾向，不断地批判浪漫主义脱离现实和敌视人生。他说，“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但他晚年的作品，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不能说纯粹是“古典”主义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浪漫主义的成分。
与此同时，青年海涅已经写出清新生动的抒情诗和尖锐地讽刺德国落后现象的散文，预示德国文学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他的创作本来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他后来却“用鞭笞答谢了老师”。
近代法国文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兴起。启蒙运动的代表是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他们常以哲理小说宣传启蒙思想。卢梭主张返回自然，小说《新爱洛绮斯》等表现出浪漫主义先兆。
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复辟与反复辟的曲折斗争，决定了法国浪漫主义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的创作分别代表着法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贵族倾向和民主倾向。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基督教真谛》（1802年）鼓吹基督教的复兴，但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的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赋予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中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范例。
作为一个没落贵族思想情绪的体现者，他曾用自己的作品《阿达拉》煞费苦心地论证了基督教、上帝、灵魂不死等等问题，在表现世俗爱情与宗教信仰的矛盾时，夸大宗教的力量，同时他又把这个殉教故事写得缠绵悱恻，情感动人。
在另一部小说《勒内》里，他塑造了法国大革命后一代贵族没落青年的典型——勒内。在勒内身上所表现出的“世纪病”，实际上就是没落贵族阶级孤独颓唐、悲观厌世的精神病。“世纪病”也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所建立的新制度下产生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强烈不满的产物。
具有民主倾向的斯塔尔夫人（1766~1817）在自己的文论著作《论文学》（1800年）、《论德国》（1813年）中肯定了浪漫主义文学；在书信体小说《黛菲妮》（1802年）中，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道德和宗教偏见。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善写爱情和自然，他的《沉思集》（1820年）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之作。
另一位诗人阿尔弗雷·德·维尼（1797~1863）以写哲理诗著称。他的《古今诗集》（1826~1837）、《命运集》（1864年）宣扬孤傲坚韧精神，表现出不满现实、悲天悯人的思想。在他的后期诗作里，对未来的憧憬处处可见。龚斯当、赛南古、诺蒂埃等作家的小说，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秩序确立后，人与社会矛盾对立从而要逃向大自然的主题。
雨果是法国新一代浪漫派的领袖。他的《〈克伦威尔〉序言》是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发起总攻的宣言书；其剧本《欧那尼》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斗争中大获全胜。他遵循艺术美丑对照原则塑造人物形象，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像、夸张的手法来使自己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中的丑恶相对立。
女作家乔治·桑（1802~1876）从创作妇女问题小说到社会问题小说，再发展到写田园小说。《康素爱萝》（1842~1843）在18世纪欧洲黑暗丑陋的现实背景中，塑造了一个不慕虚荣、不畏强暴的女歌唱家形象。《安吉堡的磨》（1845年）反映了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魔沼》（1846年）是作家最成功的田园小说，赞美了生活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农村田园生活里的善良质朴的农民。
阿尔弗雷·德·缪赛（1810~1857）的诗歌感情真挚，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836年）塑造了一个“世纪病”形象沃达夫。
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1855）的诗歌和小说、大仲马（1802~1870）的历史小说均是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佳作。
浪漫主义运动在法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和戏剧，都出现了许多杰作，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推向高峰。
19世纪中期，特别是30和40年代，法国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繁荣至少体现在二个方面：
第一，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相互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1830年雨果所写的戏剧《欧那尼》演出成功，盘踞在法国舞台上达200多年之久的古典主义戏剧从此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表现人的正常激情和对生活真实渴望的浪漫主义戏剧，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同年，司汤达的《红与黑》正式出版，标志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批判和揭露现实丑恶的创作方法诞生了。
第二，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都经历过浪漫主义的创作阶段，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浪漫主义文学所特有的激情；而浪漫主义作家因受到批判现实主义日益彰显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加入了对现实黑暗不满的批判意味。两者的交相呼应，使法国这一时期文学成为了世界文学园地的一朵奇葩。不过，就时代的先锋意识而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则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
法国19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承继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充溢着人文精神的批判意识传统。从拉伯雷的《巨人传》中，人们会清楚地体认到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宗教愚昧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弊病的针砭。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直接思想渊源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到伏尔泰的《老实人》，从狄德罗的《修女》到卢梭的《新爱洛伊斯》，我们都可以看出启蒙思想家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指责和控诉。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要做的工作是将这种批判建立在更广泛的领域中，表现得更为激烈，观察得更为细微。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前期代表作家主要是司汤达、梅里美和巴尔扎克。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是都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如巴尔扎克还亲自参加了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登上法国剧坛的“欧那尼”决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强烈的激情，故事情节多带有较强的戏剧性。但是这3个作家在创作中却又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在以文学为武器批判法国社会弊端的前提下，司汤达多从政治角度介入生活，巴尔扎克多从经济角度介入生活，而梅里美则多从伦理道德和人性角度介入生活。
近代意大利文学
18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启蒙主义文学兴起，最有成就的是创立了“风俗喜剧”的哥尔多尼。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是标维柯的《新科学》。
19世纪初，民族复兴运动对意大利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是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产物和反映。浪漫主义者强调文学同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联系，采用诗歌、历史剧、历史小说等体裁，讴歌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抒发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崇高理想，诅咒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同时，浪漫主义文学也反映出民族复兴运动的弱点和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少作家脱离和轻视人民群众，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深，他们在作品中大都只是提出民族问题，而回避社会问题；一些作家在革命低潮时期悲观动摇，有的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从50年代末叶起，民族复兴运动进入更广泛、深入的时期。以马志尼、加里波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推翻国内外封建主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主张在独立、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萨伏依王朝领导下的君主立宪政权。由于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斗争关键时刻动摇妥协，大资产阶级窃取了民族复兴运动的胜利果实。
这样，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日益失去现实意义，趋向衰落。广大中下阶层不满现状、迫切要求继续进行社会变革的思想，在文学里得到了反映。
近代葡萄牙文学
18世纪中叶，葡萄牙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使启蒙主义思想在葡萄牙得以广泛传播。
当时最著名的启蒙主义者是路易斯·安东尼奥·韦尔内伊（1713~1792）。他在《学习方法的真谛》一书中，提出了反对经院式的烦琐教育，实行教育民主化的主张，其作品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与矫揉造作的贵族文体迥然不同，对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时，宫廷和贵族集团垄断文学创作的局面被打破，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文坛。
1756年，讽刺诗《洒圣水器》的作者安东尼奥·迪尼斯·达·克鲁斯·埃·西尔瓦（1731~1799）等诗人，在里斯本成立了“葡萄牙阿卡迪亚诗社”，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写实，反对“贡戈拉主义”，主张以希腊、罗马古典作家为典范，在诗歌语言运用方面有所创新。阿卡迪亚诗社的一些著名成员都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属于新古典主义，其中较知名的有佩德罗·安东尼奥·科雷亚·德·加尔桑（1724~1773）和多明戈斯·多斯·雷斯·基塔（1728~1770）等。
1796年，又成立了“新葡萄牙阿卡迪亚诗社”，在曼努埃尔·马里亚·巴尔博萨·杜·博卡热（1765~1805）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萌芽。博卡热创作的十四行诗和许多讽刺诗，在葡萄牙文学中成就很高。尼科拉乌·托伦蒂诺·德·阿尔梅达（1740~1811）的讽刺诗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文字通俗朴实，与绚丽的“贡戈拉主义”贵族诗歌恰成对比。阿卡迪亚诗社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是菲林多·埃利西奥，他的本名是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多·纳西门托（1734~1819），著有《菲林多·埃利西奥诗集》，共8卷。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在欧洲兴起，葡萄牙爆发了反对封建专制复辟和法英占领的民族解放斗争，1820年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带有反专制争自由、反侵略争解放的进步性质。很多浪漫主义作家为了祖国自由而奋斗。他们之中大部分曾经被迫流亡国外，接受了欧洲先进思想的影响，写出了最初的浪漫主义作品。
若昂·巴普蒂斯塔·达·西尔瓦·莱唐·德·阿尔梅达·加雷特（1799~1854）在1825年流亡期间发表的叙事诗《卡蒙斯》，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加雷特曾两次流亡国外，写下了“祖国已经光复，我们是自由人！”的著名诗句。他早期的抒情诗属于阿卡迪亚诗社派，1845年出版的诗集《不结果的花朵》是他从诗社派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标志。1853年出版的《落叶集》，则已经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
加雷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使从吉尔·维森特以后一蹶不振的葡萄牙戏剧得以复兴，他写了《吉尔·维森特》、《堂娜菲莉帕·德·维列娜》以及《路易斯·德·索萨教士》等优秀剧作。加雷特认为，只有大众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优秀作品，他主张应该用民众语言写作。他的历史小说《圣安娜之弓》（1845）是葡萄牙同类作品中的佳作。
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埃尔库拉诺·德·卡尔瓦略·埃·阿劳若（1810~1877），出身贫寒，也曾一度流亡国外。他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和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认为文学作品要反映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主张创立民族的和为民众服务的文学。
他的作品有《论文集》（1873），诗集《信徒的竖琴》（1838），历史小说《小丑》（1843）、《埃乌里科》（1844）、《西斯特尔派的长老》（1848）等。另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安东尼奥·费利西亚诺·德·卡斯蒂略（1800~1875），著有《诗人的妒忌》（1836）和《城堡之夜》（1836）等诗集。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还有《在萨尔瓦特拉的最后一场斗牛》的作者路易斯·奥古斯托·雷贝洛·达·西尔瓦（1822~1871），作家阿纳尔多·加马（1826~1869）和曼努埃尔·皮涅伊罗·沙加斯（1842~1895），以及著名剧作家若泽·达·西尔瓦·门德斯·莱亚尔（1818~1896）等。
在此之后的浪漫主义作家中，卡米洛·卡斯特洛·布兰科（1825~1890）一生共创作了约260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他的后期作品已经带有现实主义色彩。以笔名儒利奥·迪尼斯闻名的小说家若阿金·吉列尔梅·戈梅斯·科埃略（1838~1871），著有《院长先生的女学生》（1867）和《一个英国家庭》（1868）等作品。诗集《鲜花盛开的田野》（1893）的作者若昂·德·德乌斯·拉莫斯（1830~1896）以及诗人安东尼奥·奥古斯托·苏亚雷斯·德·帕索斯（1826~1860）也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