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方面，曾以自然主义小说《伊斯特·沃特斯》（1894）成名的乔治·莫尔（1852~1933）也是文艺复兴中的活跃人物。但是真正把小说艺术推向前去的则是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他原是写实能手，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显示了他的精湛的现实主义艺术，而等到他来写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时，他又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新手法，把都柏林城24小时内一俗一雅的两个男人和一个爱好欢乐的女人的感情生活描绘得细致、深刻，而隐含的古今对比则强调了在粗糙、庸俗的现代生活里面，古希腊那种恢弘、高尚的情操早已荡然无存。
近代荷兰文学
17世纪下半叶到整个18世纪由于荷兰作家大多拘泥于模仿先辈作品和法国古典主义创作，文学上无甚建树。例如兰亨代克（1683~1756）的喜剧《互相的骗婚》（1714）就是受莫里哀影响写成的。
著名诗人比尔德狄克（1756~1831）的抒情诗《祈祷》（1796）和诗体悲剧《弗罗里斯五世》（1808）等，标志着荷兰文学的主流从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
1837年，波特希特（1808~1875）创办了标榜振兴国民文学的刊物《向导》，使浪漫主义运动活跃起来。伦内普（1802~1868）的历史小说《养子》、博斯博姆·图森夫人（1812~1886）的历史小说《法兰西少校》（1875）等，都是比较突出的作品。同时，也有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如贝茨（1814~1903）的《暗箱》（1839）是一部受狄更斯影响的写实幽默小说。戴克尔（1820~1887）的自传体讽刺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1860），对荷兰殖民者和爪哇统治者的暴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他的理想主义和崭新的风格对后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时期，文学评论家胡埃特（1826~1886）写了不少尖锐的评论，发表了关于荷兰的文化史《伦勃朗的国家》（1884）。
1885年，年轻的著名的“八十年代诗人”克洛斯（1859~1938）、霭覃（1860~1932）、佩克（1859~1881）和弗尔韦（1865~1937）等人创办了新的文学月刊《新向导》，开展了以追求美学革新为中心的“八十年代文学运动”，给荷兰文坛带来了生气。这个运动的杰出代表还有以笔名德塞尔著称的批评家阿·泰姆（1864~1952）等人。
这个革新运动追求基于个人感情冲动的美，激烈攻击前辈作家们的小市民庸俗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随后发展为霭覃的神秘主义，小说家库佩勒斯（1863~1923）的自然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剧作家海耶曼斯（1864~1924）的写实主义。
这时期突出的成就是戈尔特（1864~1927）的象征诗《五月》（1889），作品描写盲眼之神巴尔德因拒绝月亮中的五月女神向他求婚而导致悲剧的故事。
近代奥地利文学
18世纪，奥地利文学进入了启蒙运动时期。但在创作方面并无多大成就。
1761年，佐嫩菲尔斯（1733~1817）建立了“德意志协会”，1765年编辑出版道德周刊《没有偏见的人》。布卢毛尔（1755~1798）于1782至1784年主编维也纳启蒙运动亦即共济会的机关刊物《维也纳写实报》，并主编《维也纳文艺年鉴》。
奥地利的启蒙运动作家，大多是在德国启蒙运动作家影响下从事创作的。布卢毛尔受德国作家维兰德的影响，戴尼斯（1729~1800）则把德国作家克洛卜施托克作为效法的榜样。佐嫩菲尔斯致力于戏剧改革，他在《维也纳舞台通信》（1768）和《杜绝临时编词的必要性》（1770）两文中反对演员在演出时即兴编词，反对汉斯·乌尔斯特这种专门打诨逗趣的丑角；要求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为榜样，创作和演出必须严守一定的规则。他介绍西欧的启蒙运动思想，批评当时戏剧中的混乱状态，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忽略了18世纪初兴起的“古维也纳民间喜剧”的大众性。他的主张遭到了哈夫纳（1731~1764）的反对，哈夫纳把所谓“汉斯·乌尔斯特喜剧”发展成为维也纳“大众剧”，被誉为“大众剧之父”，对赖蒙德和内斯特罗伊有很大影响。
19世纪，奥地利文学界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格里尔帕策（1791~1872）是19世纪第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他创立了奥地利的古典剧。他的艺术倾向属于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范畴，但他作品的题材完全是奥地利的。《鄂托卡国王的幸福和结局》（1825）是他的代表作，在艺术上可与席勒的《华伦斯坦》比美。赖蒙德（1790~1836）克服了原来充斥于“大众剧”中的低级庸俗的噱头，创造了富于幻想和幽默的童话剧和魔术滑稽剧，把“大众剧”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奥地利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这时的重要作家大多是民主主义者。内斯特罗伊（1801~1862）也是“大众剧”的作者，他不仅在艺术上净化和提高了这种深受民众欢迎的戏剧形式，而且给它贯注了民主主义和社会批判的内容，因而成为1830年以后深受欢迎的剧作家。西尔茨菲尔德长期侨居美国，他的小说对美国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作了真实的描写，把美国的民主制看作欧洲的榜样，在写作技巧上也有创新。
1848年革命以前，奥地利也涌现出一批“倾向诗人”，最主要的是奥尔斯佩格（1806~1876），他的诗集《一个维也纳诗人的散步》（1831）猛烈攻击梅特涅政权，遭到查禁。莱瑙（1802~1850）也是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和创作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倾向诗人”。他作为诗人在同时代的德语文学中仅次于海涅，他的不少优秀诗篇一直被人称颂。
1848年革命失败，影响所至，使文学脱离现实的倾向增强，作家回避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寄情于山水和远离资本主义大都市的乡村。施蒂弗特（1805~1868）在1848年以前的作品还具有革命的激情，以后的作品就流露出一种悲观低沉的情调。他对人物心理和生活细节的刻画真切入微，对自然景色的描绘也亲切感人，但他的作品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人物苍白无力。萨尔（1833~1906）是很有才华的作家，他的哀歌和中篇小说在艺术上很有成就，但压抑忧伤的情感模糊了作品的民主主义倾向，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冲淡了作品社会批判的意义。
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奥地利文学中的社会批判的因素明显增加，出现了安岑格鲁贝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也以故乡为背景，写乡村的生活。但他并不着重写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而是写乡村的社会斗争。他不仅揭露天主教势力对奥地利农村的统治，而且鞭笞资本主义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同时，他把“大众剧”提高到了古典戏剧的水平。19世纪下半叶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有埃布纳·埃申巴赫（1830~1916）、戴维（1859~1906）、屈恩贝格（1821~1879）、弗兰佐斯（1848~1904）等。
近代俄国文学
18世纪的近代俄国文学具有过渡的性质，一方面是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批知名的作家，如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卡拉姆津、拉季舍夫等，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格里鲍耶陀夫、克雷洛夫，另一方面是文学还有待于形成民族的独特性，赶上西欧近代文学的水平。因而它加速探索，努力建立一种摆脱模仿、力图具有民族性的文学。其发展过程是把西欧文学流派的诸种武器统统拿来使用，一旦发展某种流派不适合俄国需要，就迅速抛弃，再找新的，直至找到最适于发展俄国文学的武器，把它掌握起来，加以运用和发展。西欧17世纪以来几百年间先后出现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诸流派，俄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先后试过了。
俄国近代文学的早期沙费罗夫（1669~1739）和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的政论反对守旧，宣传开明君主专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动向。
18世纪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中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表现了启蒙主义同中世纪思想原则之间的斗争。
康捷米尔（1708~1744）的讽刺诗着重批评20~30年代社会上的愚昧主义流毒和封建等级观念，到18世纪50年代还在广泛传诵。
罗蒙诺索夫（1711~1765）写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适合俄语特性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诗人和剧作家苏马罗科夫（1717~1777）也有过很大影响，同时代人认为他的悲剧和罗蒙诺索夫的颂诗标志着俄罗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
古典主义代表作家还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义文学中，讽刺作品成长较快。18世纪50年代，嘲讽性的寓言诗和喜剧先后出现。
18世纪60~70年代初，讽刺杂志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诺维科夫（1744~1818）主编的《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
前者主要暴露像雄蜂一样过寄生生活的地主，后者侧重抨击上流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
此外还有艾明（1735~1770）的《地狱邮报》（1769）和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1769）。
18世纪70年代末，杰尔查文（1743~1816）的颂诗开始问世。他把讽刺与歌颂、批判与肯定结合起来（《费丽察颂》，1782，《权贵》，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进诗中（《兹万卡的生活》，1807），从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模式。
冯维辛（约1744~1792）在其优秀喜剧《纨绔少年》（1782）中虽然还遵守“三一律”，却深刻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和寄生性，指出了农奴制是俄国的万恶之源，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
18世纪后期，在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下，感伤主义在俄国蓬勃兴起，此时的作品大都反映了1773~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后贵族的忧伤情绪。其倡导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引入文学，在《苦命的丽莎》（1792）中写一个农家姑娘和贵族青年相爱，最后被抛弃而自杀的故事。小说着力渲染人物的内心感受，格调新颖，语言清雅流畅，发表后风行一时。
感伤主义诗人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谣见长。而贵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则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强烈反对农奴制的力作。他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的困苦和抗议，并用书中《自由颂》一诗大胆歌颂17世纪英国革命，但其抒发感受的章节仍保持感伤主义的特点。这部作品没有对当时的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其效果到十二月党人革命时才显示出来。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1812年卫国战争所引起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专制农奴制的危机加深，终于爆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贵族革命阶段（大约从1825~1861年）从此开始。
同这次起义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纷然并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感伤主义虽已出现，古典主义派尚未完全退出，他们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杰尔查文为首，结成“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1811~1816），同拥护卡拉姆津的“阿尔扎马斯社”（1815~1818）就新旧文体问题激烈论战。
19世纪初，一些保守贵族对动荡的社会甚为不满，流露出悲观遁世的思想，消极浪漫主义遂应运而生。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从感伤主义蜕化而来，他的大部分诗歌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但他发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对人物的心理剖析。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后期诗作也有类似之处。
随着贵族革命的酝酿，又涌现了反对暴政、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宠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达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等。
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尔别凯（1797~184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党诗人认为文学是宣传和战斗的武器，注意从民间创作吸取营养，强调作品的民族独特性。
这时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进展，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广泛地表现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泼，文辞通俗。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以个性化的语言，通过对保守反动势力的斗争，刻画出一个反映十二月党人革命情操的19世纪2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恰茨基的形象。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的历史小说和柯里佐夫（1809~1842）的诗，也包含了许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伴随着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战争的胜利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而诞生。它以诗歌为主，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茹科夫斯基（1783~1852）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第一位俄国抒情诗人。他的作品受到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充满神秘色彩，但却革新了俄国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十二月党诗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沙皇官僚集团，宣传革命思想，奠定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主题。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不但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而且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也是俄国文学的重要成就。他的作品不但歌颂了人民的智慧，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痛苦命运的同情，而且讽刺了专制暴政、揭露了贵族的寄生生活。克雷洛夫的寓言富有民族风格，充满幽默和机智，并广泛的采用了民间口语，深受人民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