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挖历史(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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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的父亲张伯驹(1)

张传彩/口述周海滨/撰述

北京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潘素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的丁香树下,张伯驹潘素的独女,79岁的画家张传彩老人,把与父亲张伯驹在一起的日子对我娓娓道来。

时间指向2011年6月21日。

一捐献国宝买公债

张传彩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

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对于这三万元奖金,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沾上了“卖画”之嫌。郑振铎劝说,这不是卖画款,只是一种鼓励。张伯驹夫妇收下钱后,拿去买了公债。

实际上,这次捐献因公债而起。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饭后,在文化部机关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当然,在这个时候,购买的金额也反映了态度。在1955年前,中共实行供给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干部手中并没有多少现金。在这次座谈式的小会上,部长沈雁冰自报买五千元公债,副部长夏衍买四千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郑振铎环顾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张伯驹身上。在与会的几十个人中,他是被公认最有钱的人。但张伯驹已不是昔日的巨富公子了。

父亲母亲将珍藏的八件国宝级的法书捐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震动。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国内各大报都发了消息。

在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张伯驹的头上。

二因戏剧而“右派”

1956年,张伯驹发起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和“北方昆曲剧院”,组织演出。这时,文化部要求挖掘传统剧目。他对文艺突出政治早有看法,曾比喻说:“譬如炒了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问题吗?吃饱了,吃好了,工作有精神了,这就是政治了。”

1957年8月30日、31日,戏剧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张传彩说:“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头还让我们划清界限呢,我都有点不服。可是我父亲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他会原谅别人。他说,‘我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我是没有反过它说一句它不好,我心很坦然。’”

这是一出戏引起的。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就贯彻“双百”精神在开幕式上提出:“今后戏曲节目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越放越灿烂,使鲜花更多地出现。”

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张伯驹的确兴奋起来了。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将老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出一次,推出老戏《宁武关》、《祥梅寺》。他对老人们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张伯驹女婿楼宇栋撰文解释说:“《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武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没有功力的演员也无法登台演出。这个时候的张伯驹满脑子是纯艺术,他根本不去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是共产党推崇的农民革命领袖,是犯忌的。”

此外,张伯驹尤其关注《马思远》的解禁复演。

《马思远》一剧是老演员于连泉(1900-1967,花旦演员,艺名小翠花)的拿手戏。内部演出那天晚上,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受邀观看。据《文汇报》驻北京记者谢蔚明回忆:“内部公演的那天晚上,文艺界人士都请到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也入座观摩。开幕前,张伯驹以晚会组织者的身份站在大幕前致辞,讲话内容和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差不多。戏开场后,扮演马思远老婆赵玉的筱翠花,在这出戏中完全是个淫荡妇人的形象,杀夫情节又给人以恐怖感,从开戏到散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始终表情严肃,直至退席。当时我预感到《马思远》正式公演不可能。”次日,新华社发通稿,《文汇报》刊发。

很快,反右开始。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联名发表文章,倡议戏曲界不演“坏戏”,因《海慧寺》剧中有淫杀恐怖成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被指为始作俑者。张伯驹等几个人被牵连进去,成为戏曲界最早的“右派”。

《马思远》作为坏戏受到批判,积极为《马思远》鼓吹的谢蔚明,《北京日报》记者曹尔泗及新华社记者,也都成了右派。谢蔚明被判刑十年,送往北大荒劳动教养。

“右派”张伯驹的北京市民盟委员资格被取消。“其他的这个协会、那个学会的兼职虽然没听说取消,不过人家也不找他了。”在批判会上,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一天,荀慧生奉命参加批判张伯驹的大会。会前,荀慧生和张伯驹邂逅,二人行“道路以目”之礼。回去后,荀慧生对夫人张伟君说:“看来张先生禁受得住,不要紧。”

据楼宇栋分析,给张伯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完全是《马思远》,还有他的“右派言论”:

1956年10月5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956年11月18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1956年12月31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话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1957年4月,在部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扒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

1957年6月,在部机关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竑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

1957年9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她们那样讲,也是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1957年10月1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竑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楼宇栋在《张伯驹》一书中推测:据说,这个材料曾到康生手上,是康生在上面批了“极右”两个字。还有一说,张伯驹捐献十多件国宝,康生看后极为恼火,他认为张伯驹“玩”了他,这么多晋唐名迹不给他看,只给看几件明清的东西,这不是明显地对自己的蔑视吗?此说的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

在被批判的时候,张伯驹很恼火,他曾说:“我把这样多书画捐给国家,你们这样做,怕对共产党的影响不好吧”。

这招致了更严厉的批判:“你的财产本来就是官僚资本,是早就该没收为国有的。”

张伯驹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战周遇吉呢,还是统战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

由于回击很犀利,张伯驹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京剧界的老艺人开始上阵:“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

张伯驹被打成为右派的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很不高兴,他说:“乱弹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捐给国家,就是砍了我的脑壳,也不会相信他反党、反社会主义!”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和于毅夫谈起张伯驹。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否给安排一下工作?”于毅夫当即答应下来,遂与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谈及此事。而宋振庭原是陈毅的部下。

1961年,“摘帽右派”张伯驹接到来自吉林的一封信: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翘盼赐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并不知道这是陈毅的安排。来信虽然诚恳热情,但他顾虑重重地给宋振庭回了一封信: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捧读来书,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为国家工作,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几天后,宋振庭复函: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能尽速来吉。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见右派之事并没有引起吉林省委宣传部担心。于是,回信决定去吉林任职。张伯驹自此开始了在吉林的生活。

三一代高士

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民国四公子”。有人评价说,张伯驹30岁开始学书法、诗词,却能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已近而立之年开始收藏法书名画,却存有李白的真迹,收有杜牧的字,藏有范仲淹的手卷。他散尽家财,收藏号称天下第一山水画的《游春图》和天下第一法书《平复帖》,为的是避免国宝流失海外。

张伯驹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因而,他的府中常常高朋满座。常来常往者有词人夏仁虎(枝巢)、寇梦碧、黄君坦;画家叶恭绰、陈半丁、陶心如、刘海粟;书法家萧仲美;戏坛泰斗梅兰芳、余叔岩等,张大千也常临其家。他们赋诗论画,唱和填词,追忆往事,同桌共饮。

父亲是个奇人,父亲老家在河南项城,是个旧官僚家庭,兄弟姐妹唯独他不抽大烟不喝酒,他的弟弟张家驹就因为吃喝嫖赌,把家里的地都卖了。父亲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待过一段时间,20岁毕业后,在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升至旅长。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从此放弃行伍仕途,协助祖父打理银行,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

1916年,袁世凯称帝,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写道:“人生短促,世事渺茫。痴者为权势名利相争夺杀伐,一部《资治通鉴》,不过成王败寇。皇帝也,总统也,执政也,大元帅也,沐猴冠带,等而视之可矣,固不止袁氏有假皇也。”

张伯驹说:“克定本无雄才大略,洪宪时以太子自居,见人对其行跪拜礼则喜。”“(项城)诸子皆有皇子印。一日余至项城八子克轸室,见其案上皇八子印,余笑谓曰:‘使项城为王,君印文为何?’相顾一笑。”袁世凯称帝失败,张伯驹这样解读失败原因:“项城子无李世民,弟无赵光义,亦失败之一因。”

1927年,张伯驹正值而立之年。一次,他从北京西河沿的盐业银行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边散步。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弘。有评论说,清代十帝中只有康熙帝的书法可入行家的法眼,张伯驹以一千元大洋的价格将其买下。回去后,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张伯驹收藏生涯由此开端。

从此,张伯驹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可是,在其母亲看来,他是个不成器的叛逆:“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随他去吧。”所以家里的人都不喜欢他。

父亲并非铁石心肠,何尝不爱自己的母亲?他为此曾十分苦恼。既然自己过继到这一房来,理应继承父业和财产,中兴家业,光宗耀祖,可自己的性格却与此格格不入,不仅厌倦仕途,对经商同样没有兴趣。很多亲友规劝他,不要使年迈多病的祖母过分伤心。父亲无奈,最后答应任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之职。

但张伯驹只是挂了个常务董事之名,很少问津银行之事。张伯驹在盐业银行挂名任职,每年要到上海查账两次。说是查账,实则游玩,查账之事则由他的助手杨西铭办。因为常在青楼走动,撞上潘素。

潘素,原称潘妃,1915年生于苏州。其弹得一手好琵琶,时为海上青楼艺人,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口“张帜迎客”,是个当红的倌人。

潘妃谈吐大方,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毫作画。张伯驹初见潘素,提笔就是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字嵌入其中,而且把她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将善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其中。

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所以母亲嫁给父亲后,改名潘素,父亲给她一个爱称--慧素。

张伯驹的书法在青年时代已小有名气,他早年师法二王,中年学习钟繇,练就了深厚的功底。1940年,他斥4.5万大洋巨资,购得《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从此,他手摹神追,书风为之大变。蔡忠惠即蔡襄。

京剧方面,张伯驹经历成熟到鼎盛阶段。1928年,张伯驹与余叔岩相识,此后,交往频繁。余叔岩被京剧史上公认为是继程长庚、谭鑫培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以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享誉当时。除京剧之外,他们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也有共同爱好,与张伯驹十余年的交往中,他传授张伯驹整出的戏就有四五十部,后来张伯驹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张伯驹票友生涯中,最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一部《近代剧韵》,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京剧十三韵。二是召集银行界同人筹集五万元基金,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与1931年创立“北平国剧协会”。三是他四十岁生日时,为了庆寿并为河南旱灾筹集捐款,他出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

四“冬天炖肘子熬白菜……只吃白菜喝汤”

父亲喜欢女孩子,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父亲特别喜欢,从小带她们出去玩,到莫斯科餐厅去吃饭,这与和我母亲关系好是有关系的,夫妻感情好,对孩子就好,爱屋及乌。母亲则喜欢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