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外国记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万里长城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亦是中国人们无与伦比的骄傲，绝大多数海外人士提到中国就附带想起万里长城，而这位记者将它和钱钟书相提并论，虽然有夸大嫌疑，不过无法否认的是，钱钟书的成就，绝对是非同寻常的。
姓一辈子的钱，不信一刻的钱
孔方兄这个东西，世人大抵都觉得，自然是越多越好。没人会嫌弃金钱太多，只有时常感叹不知把钱花到哪里去的人。金钱，从来都是不经用的，稍不留神，就从这个口袋，流向那个口袋，又从那个口袋，汇聚去远方了。现下，不知有多少人做了金钱的奴隶，口号是"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行的"。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人生就是如此短暂的一瞥，快活地生活和苦大仇深地存在，都是一种方式。有目标的人生，总不至于太贫乏。谁又去看这个目标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呢？追求金钱和醉心学问，众人大多以为后者比前者高端太多，毕竟国人的传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实际上，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追求金钱走火入魔便容易被欲望带入堕落之路，而醉心学问，毕竟是提高人格、淬炼灵魂的康庄大道。
钱钟书是在学问的海洋中遨游了一生的，这一生，对于金钱，他没有真正地阔绰过，也没有如许多读书人一样真正清贫到捉襟见肘的地步过。他自出生，就是不缺钱的书香门第的少爷，未曾富甲一方，却是小富即安的家庭。在英国留洋时，有政府支持的学费，生活过得还颇有小资情调，他在英国就学会了煮红茶做早点。唯一算得上困窘的，大约是被围困在上海时，经济来源一时断绝，物价又涨得飞快，为了吃上饭，不得不寻找各种来钱的途径，最后身兼数职，还每日写作来挣稿酬。
那大约当真是他一生中唯一为钱发过愁的时期。家里不再请得起保姆，只好辞退了用人，夫人杨绛亲自上阵，系上围裙洗手做羹汤，家里的大小事务一应俱由自己来操持。可那时他的学术文稿几乎无人问津，堆在书架上卖不出去，稿费这一来钱的途径，若是如此只能不做他想。倒是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个剧本在剧院拍戏上演，拿到了一笔不小的稿酬，缓解了燃眉之急。面对此情此景，钱钟书便着手写《围城》。
《围城》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快，虽然养家糊口的压力顶在头上，钱钟书依旧有条不紊，每天只写五百字。这对他来说已经不算是精雕细琢了，但之于许多一日好几万字的"作家"来说，当真十分细致，堪称是"抠字眼"的程度。《围城》出版之后，大为畅销，稿酬想必也是不小一笔。说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围城》拍成电视剧的导演黄蜀芹，正是当时杨绛剧本《称心如意》的导演黄佐临的女儿，《围城》开拍电视剧，拍摄权谁都想拿到手，偏偏钱钟书金口难开。最终还是黄蜀芹亲自上阵，带着一封父亲亲笔书信前去拜访，才得到了授权。
或许只是阴错阳差，或许是钱钟书望着那封信，回忆起了当年旧情，要知道上海孤城时期，稿酬并不容易要到，想想鲁迅的《伤势》里涓生的稿酬只是两张书券，黄佐临导演支付稿酬却相当及时，几乎是份大恩情了。四十年前的恩情，四十年后钱钟书来偿还，还在他女儿身上，可以说是有来有去，有恩必报。
到了晚年，钱钟书就更不缺钱了。他家本来就人口简单，一家三口却都是能挣钱的。有一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赴美讲学，为期只要半年，说是半年，实际上两周只需上一节课，一节课不过四十分钟，算起来总共只有八个钟头。为了这八个钟头，普林斯顿大学方面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薪水是十六万美金，这还不包括各种交通、住宿和餐饮的费用，而且也可以携夫人杨绛随行，所需费用，由校方一力承担。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除了钱钟书，想来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拒绝得如此干脆。
他拒绝这个邀请，有两个理由。其一是他在家生活惯了，其二是他自己说的，他已看过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们的论文，那种水平，他去给他们上课，估计他们也听不懂。这句话里，倒是很有几分年轻时的傲岸风骨，诚然，他说的也是大实话。可正因为是实话，说出来更显张狂。
还有一次，英国一家出版社得知钱钟书家中有一部英文词典，上面写满了他的批语，于是这家出版社专程派人漂洋过海，开出天价，想把这部词典买下来。结果钱钟书回绝得更是干脆，两个字"不卖"，就把对方打发回了英国。
后来，《围城》电影版权卖到了美国好莱坞，制作商屡次邀请夫妻俩去美国做客，一路上费用全都由他们来包办，顺道还可以来瞧瞧电影进展情况。就算是如此，钱钟书还是婉拒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现在是一把中国式的木头椅子，摆在那里的时候看着还是挺结实的，可要是搬动起来，那就得散架了。
对于金钱，钱钟书向来是漫不经心的。有一次，他收到了《管锥编》的八千块稿费，当时的八千块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还是十块一张的面额，一堆堆在桌子上，看上去颇为可观。结果他把钱揣进兜里，就请杨绛去逛商场，一路上左顾右盼，丝毫没把钱放在心上。倒是杨绛跟在后头，不断提醒，要小心有小偷。还有一次，有人同他来借钱，要借一千块，他脱口而出，不要说借了，给你五百，就不用还了。后来还是这个人来借钱，他还是将数目的一半给了他。当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后来他的司机开车出了事故，来问他借钱，借三千块，他照样给了司机一千五百块，说不用还了。
这不由得要令人作想，能跟这样的老头儿当朋友，当邻居，都是极好的。他有钱，却没有市侩之气，不斤斤算计，有时大方得令人瞠目结舌。借钱的事情就是佐证之一。他不差钱，家里的摆设却朴素得近乎清寒，沙发是用了许多年的物品，书架亦是简陋，是四块木板加上红砖头堆起来的。他更像是古时的清官，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却身无余财。诚然，钱钟书的品性，有时同古人是如出一辙的，一样的恪守人生信条，一样的赤诚如同孩童，一样的剔透、纯净和美好。
他亦是十分风趣，一次指着孔方兄打趣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他不只是不迷信钱这个东西，他同样不迷信那些旁人孜孜以求的东西，功名利禄，声名财物，对他来说都是满不在乎的东西。这一生，他没有党派，同政治始终敬而远之，如同古时信奉山水的书生，清贫而又淡然地行走在世间，看遍红尘烟火，走过千山万水，心中依旧保留着一片纯净而宁和的天地。
《猫》
李氏夫妇的父亲都是前清遗老，李太太的父亲有名，李先生的父亲有钱。李太太的父亲在辛亥革命前个把月放了什么省的藩台，满心想弄几个钱来弥补历年的亏空。武昌起义好像专跟他捣乱似的，他把民国恨得咬牙切齿。幸而他有个门生，失节作了民国的大官，每月送笔孝敬给他。他住在上海租界里，抱过去的思想，享受现代的生活，预用着未来的钱--赊了账等月费汇来了再还。他渐渐悟出寓公自有生财之道。今天暴发户替儿子办喜事要证婚，明天洋行买办死了母亲要点主，都用得着前清的遗老，谢仪往往可抵月费的数目。妙在买办的母亲死不尽，暴发户的儿子全养得大。他文理平常，写字也不出色，但是他发现只要盖几个自己的官衔图章，"某年进士"，"某省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价钱来求。（钱钟书《猫》节选）
有人考证后说，钱钟书的这篇《猫》，是讽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作品。至于他影射的究竟是谁，大多数人都说是林徽因。节选的这一段，仿佛坐实了该影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诚然很有名，早年间毕业于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曾做过参议员秘书长。林徽因后来嫁给了梁思成，公公是鼎鼎有名的梁启超先生，一家都是名流。而林徽因成名的原因并不只这些，更多的是因为她生得美貌，才情又高，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最出众的才女之一。才女本来就容易令人竞相追捧，若是才女加名媛，更是要引发热潮，而林徽因，就是这样众星捧月的女子。
这样传奇一般的女子，似乎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断然不会同旁人有所纠纷。然而冰心也曾写过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亦是讽刺林徽因的。林徽因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两人的声望和才华，他们身边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著名的才子，譬如才气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颇有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精英时常在周六下午，相约来到梁家，谈笑聊天，时间一久，梁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钱钟书和林徽因的"梁子"结在两家人在清华大学为邻时期，或许不满是在更早之前──他是看不惯一群有学识有才华的人一同跑到"太太的客厅"去"讨论交流"的，笑声虽然十分愉悦，可那种愉悦不是因为心灵的撞击而生的，恰恰是因为心灵的空虚和寂寞，才希冀有一朵解语花，娇俏可人，能够安慰清冷。
在钱钟书眼中，林徽因家的客厅，正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生性清高的他自然是鄙薄此种行为的，觉得这一行人的行为实在是太无聊了。于是，钱钟书便为这群"无聊的人"也写了一篇"无聊"的作品。这就是《猫》。
据说，钱钟书在《猫》里讽刺影射了许多人：齐颐谷仿佛指的是萧乾；李建侯、爱默二人仿佛指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爱慕女主人的诗人貌似影射的是徐志摩；政论家马用中仿佛指的是罗隆基；袁友春可能影射的是林语堂；亲日作家陆伯麟可能影射的是周作人；科学家郑须溪似指周培源；学术机关主任赵玉山大约是赵元任或胡适之；作家曹世昌似指沈从文；文艺批评家傅聚卿貌似是朱光潜；画家陈侠君仿佛是指常书鸿；郑须溪可能影射的是金岳霖或梁宗岱。
一篇作品里，几乎把当时名人都一网打尽了。难怪许多人要说钱钟书人缘不好，大约是因为他太过耿直，心直口快，讽刺的才华又实在超凡脱俗。
在《猫》的开头，他一开始便写道：""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颐谷这样譬释着，想把心上一团蓬勃的愤怒象梳理乱发似的平顺下去。"
杨绛在《写〈围城〉的钱钟书》中也曾用过类似的话："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大学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支，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看似轻松的调侃里，却显然可见两家人的矛盾是早就滋生的。两家人都养猫，钱钟书是十分钟情这种动物的，他说猫是理智、情感、勇敢三德具备的动物，因此当两家的猫打架时，他总要去帮自己家的猫。杨绛来劝解，他也不退让，后来干脆写了《猫》，来专门讽刺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