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曾经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整个人类努力的进程："我们希望他来。我们希望他留。我们希望他再来。"我想，我们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我们对于先生的敬意──我们希望你来，我们希望你留，我们希望你再来。虽然钱钟书先生去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文化遗产就如同他本人一样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过。他的智慧与才情，他的博学与幽默，仍字字珠玑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多年不曾退却。
狂乎？狷乎？
光阴荏苒，昔日隐蔽在江南小镇中人不识的默存，已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钱钟书。那么多人喜爱他的傲视才情，那么多人艳羡他的贤妻才女，亦有那么多人折服于他的嬉笑怒骂；那么多人视他自命清高，怪他出言不逊，亦有那么多人不理解他的狂狷。
光阴它不言语。它只是悄无声息地为这世间的所有事情做出证明。那些当年盛极一时的东西，无论是流言蜚语也好，揣度臆测也好，声名负累也好，全都成了历史微尘，不足道了。
他的闭门谢客，不广交游被人认为是狂傲与自命清高，他自己却认为与其说"狂"，毋宁说"狷"──他不愿意被采访，不愿意被访问，不愿意被过多溢美之词包围，不愿意回复友人书信，都只是源于他的那一点狷介，那一点"闭门造车"的精神，那一点"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劲头。正如杨绛所说：他只是想踏踏实实做学问，低调做事。
而在我看来，钱钟书先生这种甘于寂寞的"狷"，正体现了他的学问与人格之"狂"。正因为对自己的学问充满了自信，对自己的人生哲学充满了信仰，才能毫不怀疑毫不动摇地去做自己的学问，去实现自己既定的愿景，才能丝毫没有与所谓的"名流雅士"结交优游的私念，成日待在自己的"窠臼"里怡然自得，却仍然能招来许多慕名拜访之人。
他是宁可门可罗雀，也不愿门庭若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狷介--他是如此言辞犀利，出口成章，雄辩之才犹如江水滔滔不绝，绝不是"狷介"二字所能一言蔽之。更何况闭门不出的他，并没有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腐儒，却成为了世间少有的学贯东西古今之人，成为了横扫文坛学术之人。
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人给予他如此高的赞誉，有如此多的高等学府邀请他前往任教，他都一概置之不理，坚决请辞。这不仅仅是爱国心，更是他的高尚人格之表现。他不争名利，争学问；他淡泊舛运，珍亲人。
他的文字既没有掉书袋的学究之气，也没有媚西洋的崇外之风，他只是他，做他自己的人，做他自己的学问。至于世间评论，任他人说道去吧。
也只有他，会在晚年回顾自己以前的作品时，将自己批得体无完肤；也只有他，能让自己当年恩师叶公超的一句"你应该去牛津大学"一语成谶；也只有他，会对慕名想要来拜访的人说出那句"何必想要见识下蛋的母鸡"；也只有他，对诺贝尔奖不屑一顾，认同萧伯纳的那句话--"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也只有他，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华访问时想见他，会回答说跟她不是一路人，见了面没话说；也只有他，敢于说出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不论是恩师也好，名流也罢，学问也好，人格也罢，凡是他不看在眼里的，亦能公然批驳，其批驳言辞之犀利，狂狷可见分晓。
说起他的狂狷，令人不禁想起张爱玲。两人的文笔风格虽截然不同，却颇多共通之处。两人同是夏志清先生在美国竭力推崇的作家，同是名门望族后裔，文笔同样的细致，比喻同样的出彩新奇，令人叫绝，为人亦同样率真痴狂，叫人既爱又恨。
钱钟书曾说，一个人，到了二十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三十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
而张爱玲则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钱钟书曾公开表明对冯友兰的轻视。
而张爱玲也曾公然在发表的文章里说把她跟冰心相提并论，实在是不能引以为荣的。
这是何等的相似！无论是对于自己才气的自知自信乃至自恃，还是对于狂傲的理解，无论是为人处世的毫不遮掩，还是对于自己不屑之人的露骨言论，都十分相似。
而至于两人的文笔，无论是对于比喻炉火纯青、信手拈来的运用，还是对于世俗男女刻薄的赤裸裸的不留情面的"揭露"，文学史上皆常将二者相提并论，并行研究。
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最推崇的两个作家就是张爱玲和钱钟书。更有趣的是，沉冰主编的《琐忆钱钟书先生--许景渊（劳陇）先生访谈录》中，许景渊先生一方面为钱钟书被夏志清"力捧"而骄傲，另一方面又为夏志清将钱钟书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而气愤："美国的夏志清力捧两个文学家：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张爱玲。其实，那是对钱先生的侮辱，二人绝不可以相提并论！张爱玲的品德很坏。"并认为张爱玲嫁给汉奸胡兰成就等于是自己也做了汉奸。而钱先生则在沦陷区表现出了高风亮节，《围城》就写于上海的"孤岛"时期。
先不说第一点，光是第二点，张爱玲亦是写出了《倾城之恋》，其内容旨趣虽与《围城》不尽相同，但是颇多共通之处。何故写《围城》便是高风亮节，张爱玲便是品德很坏，连夏志清先生将其二者相提并论都是侮辱了钱钟书？
张爱玲的不幸在于，她不似钱钟书，家学渊源颇深，前途光明顺畅。她空有一身才情，却无从施展，常遭埋没。也不似钱钟书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是半生颠沛流离，尝尽世间艰辛苦楚。其实，张爱玲正是"诗可以怨"之人。
操着道德论到处评判他人是非之人，往往是最不道德的人。借用"自由"的名句来说，那便是："道德啊，道德，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张爱玲本人对于这种言论颇为隐忍，对发这种言论的人也向来是不屑一顾的。
至于钱钟书本人，其狂与狷之道，可留给时间做评判。也许正如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的唁电所言--"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被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与万里长城齐名的狂狷，未来世代之灵感的狂狷，我们且待驻足，且听风吟。
谨遵医嘱，谢事谢客
最怕是病，病来如山倒，万事成蹉跎。
钱钟书八十八岁时去世，虽说是因病去世，也称得上是高寿了。年少时颇为轻狂的他，却是越长成越俯首下心，越长成越谦和自持，越长成越持中守和了。晚年的他已是声名累累，无论是《围城》的盛况空前，红遍大江南北，还是他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天才的博学，惊人的语言天赋，以及他十年磨一剑的国学著作，贯通中西古今，都为他博得了深厚的名望。乃至于声名在外，外国人将之等同于中国的标志，更有大学教授倡议以专门研究钱钟书自成一派，号为"钱学"，热热闹闹，大有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之势。然而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恣肆，钱钟书仍只是活在自己与书籍的世界里，"钱学"热闹非凡，"钱学"的中心人物钱钟书却是静默寡然，不为所动的。他不写自传，不愿被采访，拒绝拍纪录片，避免交游广阔，鸿雁传书。凡此种种，被人视为清高者有之，被人视为孤绝者有之，被人视为专心于学问者亦有之。而他只是笑对一切，并不言语，兀自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也正因为是这份处变不惊的学者态度，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坐观天上云卷云舒的处世哲学，才能造就那一份高寿。人若总是容易急火攻心，情绪大起大落，甚至总是容易呜呼哀哉，对健康是有害无益的。
杨绛先生的高寿亦是一个更好的证明──与世无争者，世将给予自然的馈赠；宁静致远者，时空将为之倾倒。
然而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钱钟书亦不例外。钱钟书逝世是在一九九八年，然而病痛却伴随了他几度春秋，最末几年几乎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连想回一回家，看一眼曾经的居所都成了偌大的奢望，最终成了他的憾事。
多病已是人之大畏。老来多病，一病不起，绵延数年更是人们心中的当头大患。正如奥地利影片《爱》中所展现的，老年人的疾病将这一对感情深沉、优雅从容的老人一点一点消磨掉自尊跟骄傲。他们怕遇见任何人，也怕被任何人遇见。当耐心与自尊被消磨殆尽之后，他终于还是选择了让她死亡，彼此用最决绝的手段为对方保存一点最后的尊严。这也许是他们的子女，也许是很多旁人并不能轻易理解并宽容的事情，但是这却是唯一能保全自我与深爱之人的方式。这也是近年来支持安乐死的呼声高涨的诸多原因之一──在疾病面前，病人是否应该保有选择的权利？
一九九四年七月，钱钟书又病了，起初是发烧，送到医院急诊室，初步诊断结果说是肺炎，必须住院。后来进一步做检查，发现膀胱颈上有一个三厘米的肿瘤，是恶性的，且蔓延速度甚快，经过医生会诊后，决定等钱钟书热度一退却马上实施手术，将肿瘤割除。手术很是成功，但没有想到钱钟书手术后有后遗症，影响到肾，结果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又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开始发高烧，经专家多次会诊钱钟书仍高烧不退，最终于该月十九日逝世。
所幸在此期间，钱钟书并未被疾病打倒，而是乐天知命。这种达观的生活态度使得病榻上的生活没有常人眼中的那般悲观绝望。当然，这也得益于贤内助杨绛的里外应和──这老来的病痛，倒成了闭门谢客的好缘由。杨绛打趣说，钱钟书病倒之后，她为了他的身体，谨遵医嘱，谢事谢客，甘愿当他的"拦路狗"。在疾病面前仍不失幽默风趣，其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也是，连"文革"都经历过来了的人，怎么会轻易被疾病打倒呢？连精神上的苦痛都承受过来了，这一点生理上的病痛又怎么会在乎呢？
那些原本明知钱钟书不喜见人交游却仍时不时去拜访打扰、频繁去信乃至突袭上门采访的人，因了他的病，也就不好再去频繁打扰了，即使仍有"不识时务"的，也被杨绛不辨亲疏地硬是拦下了。此番，钱钟书可谓病里偷闲，乐得闭门谢客了。
对于病痛，钱钟书不能选择，那么便坦然面对，笑对病老了。尚且在《论快乐》一文中提及要"以病为乐"。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把苦难当成财富，对待疾病困苦，欣然接受，在病痛中感知人生的苦乐，在得疾病时，人变得敏感，病痛让我们更细腻地体会万物。另一方面，突出精神的作用，就像文中作者又谈到快乐于人生的作用，"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那么，快乐的源泉在哪？作者以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在精神层次上快乐给人的心理感受相同。因为快乐由精神决定，在有些情况下，精神甚至可以把物质的痛苦转化为快乐体验。正因为如此，以病为乐，才十分有深意。
钱钟书也曾作诗："病余意气尚骞腾，想见花间着语能。"化用陈师道《寄晁无斁》诗之"花间着语老犹能"，隐去一"老"字，指叔子兴复不浅，老尚能诗耳。颇有些不服生老、不服病痛的"老顽童"精神。其实，在钱钟书看来，真正的病痛乃在于灵魂──"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和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如若说灵魂的思家病尚未及解决，又何暇顾及身体上的病痛？如果说灵魂的疾病已然解决，那么又何必顾及身体上的病痛？
于此，无恃无惧，只管谨遵医嘱，谢事谢客耳。病榻上的浮生半日闲得之不易，更当好好利用，方不辜负此特殊时光。
告诉他很残酷，不告诉他更残酷
这世间，人依而存活的，除了穿衣吃饭，便是感情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只是躯壳，灵魂的饱满来自知识与情感共同谱就的幸福感。亲情、爱情、友情，三者皆俱者有之，合三为一者有之，莫不皆其乐融融，天伦之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