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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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悟梨园·结缘于剧坛(1)

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人说:距离产生美,大概意思是怕朝夕相处久了,两看两相厌。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所谓的"距离",当你的恋人和你的灵魂伴侣、朋友是一个人的时候,无论在一起多久,都两看两情深,只叹白驹过隙,百年一瞬。

一九四一年夏,钱钟书回到上海过暑假。之前对于离开清华大学转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事,他一直心中有愧,这段时间他获悉清华大学想要聘他再回去,他很高兴,所以这次回来他就辞去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工作,做好了回清华大学的准备。

之前钱钟书答应父亲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之时,有过一年之约。他只去那边待半年,每天侍奉父亲,端茶倒水,说话聊天。在国外的时候他学会了熬鸡汤,所以也会经常给父亲炖些鸡汤补身子,不过钱父似乎不太"领情",他说:"口体之养,不是养志。"很明显,两个人对"养志"的界定是不一样的。

钱钟书曾经给清华大学的秘书长沈履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就是:"不知一年后可还我自由否?"一年后,钱钟书怕父亲反悔之前的约定。钱钟书是了解父亲的,果然父亲不想回上海,钱钟书便借着放假的时候,辞职回来。

杨绛说,他像"痴汉等婆娘"一样等待清华大学的聘书,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不知是石沉大海,还是本就空穴来风。他在焦灼中继续等待,他还是希望只是因为战事耽误了而已,一直等到年底依然没消息。此时战局发生了大变化,因为日方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上海在战争中沦陷,"孤岛"也被汪洋大海吞噬了。钱钟书只好留在上海和杨绛守在一起,面对越发动荡的现实,力求平静安全地生活。

因为钱钟书一直没有工作,杨荫杭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钟点授课让给了他,让他可以赚钱维持生活,自己也可以休息下。

钱钟书刚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归来的时候,因为旅途的颠沛辗转,样子十分狼狈,头发长了,也不整齐,一身长衫在旅途中也"蹂躏"得不成样子。阿圆见到了他,已经认不出是爸爸了,也不怪阿圆眼生,她已经近两年没有见过父亲了,她便站在那里警惕地盯着这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还把他的行李箱放到了妈妈的房间,她就更不放心了,小小的她还想保护妈妈呢。

这种疑虑在晚饭时分爆发了,她大声对爸爸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一句话逗笑了在场所有的人,只有她表情依然严肃,皱着个小眉头,她要赶这个"陌生人"走。

钱钟书看着女儿可爱的小模样,笑着问她:"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句话让杨绛记忆犹新,她不知道小小的人儿是怎么想到这些话的,钱钟书被女儿的话逗笑得前仰后合,他拉过阿圆,趴在她耳朵上说了句什么话,阿圆一下就改变了态度,跟爸爸亲昵起来,连妈妈都比不了。

当时钱钟书说的什么话,成了他跟女儿之间永远的秘密,女儿是爸爸前世的小情人,是这辈子的小棉袄,阿圆还是爸爸的"好哥们儿",到最后都是。阿圆最喜欢爸爸了,也最喜欢爸爸跟自己玩,用奶奶的话说,钱钟书和阿圆就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儿",两个人一起疯一起闹,也一起讨打,之前的阿圆文静乖巧,爸爸回来之后就变成了"人来疯",闹得很。

这也难怪,阿圆小时候乖巧是因为一群长辈教导她读书、写字、讲故事,却没有一个跟她玩的伙伴儿,爸爸回来了,变成了她的"小伙伴",让她体会到了没有过的快乐,属于童年的欢笑。钱钟书疼女儿,从生出来就疼,为了给阿圆唯一的全部的爱,他跟杨绛决定只要阿圆一个,把阿圆放在心尖儿上,一起玩耍成了父女俩的相处方式。

钱钟书来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顶替岳父的岗位,做钟点教学,一段时间后被学校正式聘为教授,而且一直工作到抗战结束。工作期间,钱钟书与同事陈麟瑞成为很好的朋友,两家住得很近,两家的太太也成了好朋友,经常来往,杨绛后期的剧本创作也是受了麟瑞的影响,当时他很鼓励杨绛进行戏剧创作,这也成为她走上这条道路的一个原因。

陈麟瑞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留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回国后在多所知名的大学任教,包括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长期从事翻译和戏剧创作,笔名石华父,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曾出版过他的剧本选集,包括《职业妇女》、《晚宴》、《雁来红》等。他为人忠厚,待人谦和,杨绛对他印象很好,他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尤其是对剧本的要求更是严格。他对可笑事物的研究很深,还收藏了很多关于笑的心理学的书籍,杨绛常借来读。他还针对剧本的创作指导过杨绛,杨绛对此十分感激。

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钱钟书的另外一个朋友──李健吾也给予了杨绛很多帮助,他是钱钟书清华大学的校友,曾经留学巴黎,回国后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长期从事外国戏剧改编,并自己创作剧本、短篇小说和散文,还会自己做戏剧的导演。他对福楼拜及莫里哀都有很透彻的研究,曾经大量翻译福楼拜的小说。

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那段时间出版,陈麟瑞、李健吾对此提供了很多意见和建议,钱钟书为了表示对朋友帮助的感谢,几个人聚在一起吃顿饭,杨绛也参加了。席间聊起戏剧创作,大家一致鼓励杨绛尝试戏剧的创作,并聊到了很多中国当时戏剧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杨绛心中有了戏剧创作的萌芽。

那段时间,战争依然在继续,之前辅导的富家小姐高中毕业后,她便不再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傅东华带女儿去了内地,他女儿本在一个小学教书,这么一走,职位就空了下来,杨绛就接了这份工作。

杨绛做什么都是很用心的,虽然她没有受过正规的师范院校培训,但是她有一套自己总结出来的方法。其他老师都不喜欢教一年级的孩子,因为刚从家中出来上学的孩子根本没有规矩,课堂上闹哄哄的。杨绛只用了三节课,便记住了所有孩子的名字,一旦哪个调皮捣蛋了,便直接叫他的名字,喝止住他,她从不笼统模糊地称呼学生"小同学"、"小朋友",孩子们看到老师"洞悉一切"便也怕了,听话了。

当时小学被日本人管制,属于半日制的学校。虽然杨绛不愿意跟日本人有任何交集,但是生活所迫,她只能继续在这里工作。

当时上海处于水深火热中,日本人四处设卡,盘查来往行人,稍不留神就会有"杀身之祸",每个生活在上海的人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杨绛当时从位于辣斐德路的钱家到学校上班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她需要乘车到法租界,然后再步行一段不短的路程,穿过不是法租界的区域,然后再乘车才能到学校。

那天,杨绛也经历了一次"胆战心惊",后一段车是有轨电车,需要通过黄浦江大桥,但是桥上有日本兵把守,只允许空车过,乘客必须下车走过去,过了桥再上电车。路过日本兵哨位的时候,要向那里的日本兵鞠躬,日本兵上车检查的时候,所有的人也需要站起来鞠躬。杨绛很讨厌这个举动,那次她比大家站起来稍微晚了一点,被日本兵发现了,大怒,面目狰狞地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下巴处用力一抬。杨绛也大怒,盯着那个日本兵的眼睛,狠狠地说:"岂有此理?!"

寂静的车上,被四个铿锵有力的字响彻,大家都屏住呼吸,想这个弱小女子何来的胆量跟日本人叫板,大家都替同胞捏了把汗。

日本人显然没料到这个女人是如此的反应,愣了一下,看着她的眼睛,就这样对峙了许久,杨绛丝毫没有退让或者示弱的意思,最后是那个日本人先"败下阵来",转身下车离开了。

车重新启动之后,车厢一下沸腾起来,大家都在议论这个女人是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敢这般抵抗!

此时的杨绛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长出了一口气,回想了这个过程自己都后怕,差一点就闹出大事,恐怕性命都难保了,她便放弃了电车,开始走路上班,后来也辞去了在小学教书的工作。

这份工作的待遇是不错的,除了工资之外,每个月还会有三斗的白米,战争年代食物是最珍贵的,虽然只是小颗的碎米,却远比市面上的好,当时日本人发给普通市民的白米里一半都是沙子,而且还是限量供应的。

杨绛没了工作,钱钟书独自承担起养家的重担,那时的钱钟书受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领导的重视,还收了一个拜在门下的学生──家境不错的周节之,学生总让钱钟书代为买书,书买回来他自己都不怎么读,基本上都被钱钟书读了。那段时间,虽然其他条件艰苦,但是书却是十分富足的,他还给每本书上都写了"戒痴斋藏书",专门弄了个"戒痴斋"的印章。

杨绛很知足,钱钟书对于这种生活状态也坦然面对,因为在他心中家人平安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他曾对杨绛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剧里剧外的"称心如意"

战事继续如火如荼,沦陷的上海一切物资都吃紧,钱钟书一介教书先生靠本事吃饭,没有大收入,却也稳当。一次,有人送了一担西瓜到钱家,并没有指名说是给钱钟书的,杨绛以为肯定不是送给钱钟书的,谁会送个教书先生东西呢!

不一会儿,送西瓜的学生来电话了,询问西瓜到没到,杨绛这才确定是送给钱钟书的,之前以为是送给堂弟的已经搬到那边房间里,得知这个后又搬了回来,这让阿圆开了眼,那么多大西瓜,都是送给爸爸的,爸爸竟然如此"有本事",她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这点西瓜让阿圆骄傲了好些天,她和西瓜都是爸爸的,爸爸自豪地哈哈大笑。苦中作乐的他们,注定会乐观地生活下去。

西瓜这类的东西,阿圆可以吃,但是爸爸却爱逗阿圆,看她生气着急的小模样。每次有吃的东西,他就说:"Baby,noeat。"她就懂了,这是不能吃的,但是逗的次数多了,她就懂得看爸妈的脸色来确定是不是真的不能吃。一次爸爸说"Baby,noeat",她看了旁边妈妈的表情,说:"Baby,yeseat!"情急之下,六岁的她居然会造成语了,爸爸妈妈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战争给人们带来无止境的灾难,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戏剧变成了当时人们最喜欢的文艺方式之一,很多人通过话剧的形式把对生活的压力和对局势的看法都融入其中,很多话剧团应运而生,专业和非专业的都有。据统计,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剧团有二十多个,演员两百余人,前后上演的剧目多达五十多个。

杨绛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黄佐临夫妇、柯灵夫妇的视野。当时黄佐临、柯灵、李健吾和陈麟瑞几个人也组建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剧团,当时上海职业剧团苦于无好剧本正在四处寻找。

一九四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陈麟瑞做东请钱钟书夫妇和李健吾吃烤羊肉,因为他改编的剧作《晚宴》上演了,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十分开心。这家饭馆的烤羊肉很特别,众人中间围着一盆柴火,羊肉就在柴上烤,空手拿筷子是拿不出来的,火苗直蹿,只得拿两尺多长的大筷子去夹,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陈麟瑞说,这种吃法来自蒙古人的正宗吃法,很有民族特色。这话让杨绛想起来曾经看过的书里的内容,便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了。陈麟瑞听杨绛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像亲眼看到一样,就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杨绛觉得自己缺乏经验,连看的次数都是有限的。不过朋友们的一再鼓励让她决定要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