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做"灶下婢"
杨绛的戏剧作品陆续面世之后，杨绛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和街头巷尾人们的口中，杨绛一度成为当时大学生和戏剧爱好者的偶像，有时钱钟书与杨绛一同出现在什么场合的时候，都会被介绍成："这是杨绛的先生。"
钱钟书在看过杨绛的《弄真成假》之后，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心中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他对杨绛说，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本书就是后来享誉国内外的《围城》。
杨绛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她相信钱钟书有这个想法就肯定会做成这件事，对于文学，他们两个人都对对方有着充分的信任和期待。杨绛为了让丈夫心无旁骛地完成自己的想法，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写作，便让钱钟书减少了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时间。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收入紧缩，所以生活上只能更加节俭，恰巧用人家中有事不再做，她便甘为"灶下婢"，亲自打理家中一切事物。杨绛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那时杨绛想尽办法节省开支，她自己和煤末，做煤球，瘦小的身体踮着脚站在大水缸前，总是弄一脸煤灰；她还负责上街买菜，钱钟书知道她不好意思去菜场，之前的她几乎没有机会去那里，便陪她一起去，两人边说边笑地把菜买回家。
在创作《围城》的时候，钱钟书加入了很多跟杨绛一起经历过的场景，在这本书中也处处能看到现实的影子。在书中，描写苏小姐结婚的场景，就和他跟杨绛结婚的时候如出一辙，那个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新郎像极了结婚那天的钱钟书。
在当时，杨绛的名气是远胜于钱钟书的，后来《围城》的成功证明杨绛的这般付出是值得的。《围城》前后用时两年，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两年里忧世伤生"，钱钟书在《围城》的序中慨叹这两年的时光。
钱钟书也是个浪漫的人，虽然留学西方，但是他更喜欢送东方的礼物给杨绛，比如写诗。
一九五九年他曾经给杨绛写过这样一段带着故事的诗："弄翰捻脂咏玉台，表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言下之意，自己的笨拙让杨绛受累了，家中琐事只好拜托她，自己不会家务琐事，只是个会读书的书呆子，由此耽误了杨绛许多读书写作时间来照料自己，从而让杨绛的创作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忘却身为女秀才"。
这一切可能钱钟书没有说过，但是都在他心中感恩与感动，赞杨绛为"最贤的妻和最才的女"。
八年抗战，全国人民都经历了一场生死的洗礼，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对胜利的渴望也就越发迫切，抗战前线捷报频传，一些先进的思想在全国广泛传播，每个人都希望和平民主的那一天快点到来。
上海被日本人控制着，他们像是死神一样，每个国人都怕在街上遇到他们。但这是无法躲避的，就算你躲在家中不出门，意外还是会发生，他们还是会出现。每个深夜的警笛声，都是那样让人心惊胆战，不知道哪天会轮到自己。
一天上午，钱钟书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钱家众人和杨绛都在家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杨绛放下手中的活儿忙去开门，门外站的是两个日本兵。杨绛第一直觉就是来者不善，便客气地请他们进来喝茶，让他们先坐。趁着倒茶的工夫，溜进卧室把父亲的一摞《谈艺录》的手稿藏了起来，稿子是手写的，纸张很薄。
她倒好了两杯茶，端了过来，放在日本兵面前。日本兵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杨绛应付了两句后，就退到了屋子里。这时候叔叔看到日本人手中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杨绛的名字，便告诉杨绛躲一躲，她便从后门走了，去朋友家待了会儿，还吃了饭。这时候弟弟来了，说日本兵找的就是杨绛。如果杨绛不出现，日本兵就要把钱家人都抓走，杨绛就慌了神，让弟弟转告钱钟书千万别回家，说完自己就往家走。
路上，杨绛买了一篮子鸡蛋，拎着继续往回走。她走到家门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婆婆，看到杨绛拎着篮鸡蛋站在门口，很是吃惊。杨绛忙摆摆手，示意婆婆别说话，然后自己说："我给您买鸡蛋回来了。"然后往楼上走，日本兵还在，家里被翻得杂乱不堪，东西散落一地，家中的柜子也东倒西歪。
日本兵问她是谁，她说是"杨绛"，日本人大怒："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她恍然大悟地说："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怎么不早说？我给婆婆买鸡蛋去了，她有胃病。真对不起，耽搁你们了，我这就跟你们走吧。"
最后日本兵告诉杨绛第二天十点来宪兵司令部受审，说完就走了，军靴走起路来的声音都是那么让人心慌。
全家人都惊慌失措，担心杨绛第二天去会不会出什么事，倒是杨绛不慌不忙，开始整理翻乱的东西，清点是否有东西丢失，最后发现日本人拿走了一本通讯录，还有几封信，钱钟书的手稿幸存。
杨绛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为什么得罪了日本人，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晚上准备了很多，比如，日本人提问问题，自己要怎么回答才能解围。第二天到了宪兵司令部，杨绛被问了几个问题，填了个表，就回来了，告诉她可能还会找她，并没有受什么刑罚，万幸。后来听说日本人找的是跟她同名的别人而已。
一同搞戏剧的朋友也有被叫到宪兵司令部的经历，显然没杨绛那样顺利，少则挨两个耳光，多则酷刑加身，生不如死，在日本人的黑暗笼罩下，人人岌岌可危。
父亲去世后，杨绛汇集了父亲生前的一些文章，取名为《老圃遗文辑》。杨荫杭丰富的经历、正义的文笔，加上对现实有力的抨击，有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评价。
杨绛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字里行间都是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
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进度不算快，每天五百字左右，但基本是一次成稿，很少再改。他每段文字新鲜出炉，第一个"品尝"的一定是自己的妻子杨绛，他喜欢把写好的稿子让杨绛看一下，还跟杨绛交代接下来要怎么写，然后就盯着杨绛的表情，紧张得像个孩子。
《围城》定稿之后，最开始是在《文艺复兴》上以连载形式出现的，随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读者反响很好，前后几十载，由多家出版社多次出版印刷，读者遍布国内外，都被这本小说所吸引。钱钟书的知名度迅速提高，之前那个戏剧作家杨绛也变成了"钱钟书夫人"。
当李健吾看到钱钟书的手稿时，十分吃惊，不住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钱钟书的围城写得实在生动，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以为是真发生在钱钟书身上的事情，把《围城》当成了钱钟书的自传来读。读者纷纷来信，表示同情，一些心地善良的漂亮小姐还写信表达要与他做"非一般的朋友"，就只因为读了书，实在是同情钱钟书的婚姻，也倾慕他的才华。
就算死，也要死在祖国
随着书籍的畅销，很多电视台向钱钟书发出请求，想把《围城》从书中搬到荧屏上。最开始钱钟书是拒绝的，他觉得小说妙趣横生，拍成电视未必会有同样的效果。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偶然间在延安的一个小书店里看到两本《围城》，便都买了下来。说起来，黄蜀芹与钱家还有些缘分，她的父亲就是当时钱钟书的旧相识──黄佐临。黄蜀芹在拍戏的间隙就靠在小土炕上读这本书，被故事深深地吸引。她就有了拍《围城》的想法，但是她怕去了会被赶出来，之前便听说钱钟书先生曾言"拙作上荧屏实不相宜"。要拍《围城》，必先拜访钱钟书夫妇。
黄蜀芹便联系了父亲，让父亲帮自己写封"介绍信"，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跟其他的工作人员反复阅读原著，体会其中含义，编写了电视剧本，然后带着信来亲自拜访两位老人。
到了钱家，两位老人得知是朋友的女儿，十分热情，杨绛给她讲了钱钟书创作《围城》的始末，让大家更好地感受这个故事创作的背景。还对她说："写《围城》的是淘气的钱钟书。"这句话给了黄蜀芹很大的灵感。
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正是杨绛话剧《称心如意》的导演，在黄蜀芹小的时候，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她去当时的长城电影院剧场排演这部戏剧。那时总会遇到在路上散步的杨绛、钱钟书，经常都会聊两句再各自去忙，黄蜀芹对这个镜头记忆深刻。
黄蜀芹带来的剧本，杨绛仔细地读了两遍，标记出来四十多处她认为不妥的地方，并且提出修改的意见，连道具和场景的选择上，她也给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后来都被采纳到拍摄中。
如何突出主题成了黄蜀芹的困扰，杨绛便写了几句话给她："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很同意杨绛的这句解析，对他作品最了解的人，永远都是他的夫人杨绛了。后来这两句话作为旁白，出现在了电视剧的一开头，也成为了这部剧的灵魂。
《围城》拍成电视剧总共十集，导演当时因为受伤，是在轮椅上完成这个工作的。当时导演和演员陈道明、葛优等人认真地核对剧本和原著，前后拍了一百多天，每个镜头和环节都力争体现原著风格，让那些本在书本里的人物，立体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电视剧上映之后，他们一家三口都看了，很欣赏里面人物的表演，他专门写信给黄蜀芹说："与适自英国归来之小女，费半夜与半日，一气看完。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
那段时间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朋友，就是傅雷。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他也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算起来还和钱钟书、杨绛是校友。
傅雷一家那段时间与钱钟书、杨绛也走得很近，两家住得不远，所以有时间了就会互相走动，促膝长谈。大家都对这个社会有太多要控诉的事情，都在黑暗中期待黎明。人们在畅谈中释放压力，抒发情感，那种心灵与心灵碰撞的火花，在回忆中依然闪亮。
在杨绛的记忆中，傅雷总是挂着笑容的，与外界说的"严肃死板"截然不同。他总是和钱钟书面对面聊天，手拿着烟斗，嘴角含笑，他和钱钟书很聊得来，可以聊很长时间，按照杨绛的说法就是："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钱钟书是唯一敢与他当众开玩笑的人。一次还有其他朋友在的时候，钱钟书和傅雷开了个玩笑，另一个朋友以为钱钟书是个"没轻没重"的主儿，便赶忙使眼色，告诉他"闯祸了"！傅雷不但没生气，还跟着大家一块笑。
不过，在孩子面前，傅雷几乎是不笑的，傅雷的两个孩子阿聪、阿敏喜欢留在客厅里，听大人们聊天。傅雷是不允许的，他或许出于自己的考虑，怕孩子理解错误，或出去说给别人听，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祸从口出"。
一次，朋友们在客厅里聊得风生水起，好不热闹，不知他是突然想到什么，就轻手轻脚地来到客厅门旁，一把拽开门，看到两个小顽童正侧着脑袋听声儿呢，傅雷大声吼了一下，两个孩子急急忙忙跑上楼梯。太太忙跟了上去，唱白脸，两边疏通。大家继续聊天，笑声四起，傅雷又过去拽那扇门，两个孩子还在那里，跟着大家笑，真是"知子莫若父"啊，他就知道孩子还会下来。
傅雷比之前更加愤怒，大声地呵斥着孩子，太太想劝却劝不了，其他人想劝不敢劝，孩子委屈地在那哭，只能待傅雷呵斥结束。这也许就是外界盛传的"严肃的傅雷"吧，大家面面相觑，领教了！
胜利像黎明一样终将到来，人们殷切期盼的和平像温暖的阳光，温暖着被战争冷却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方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举国欢庆。钱家人都聚在一起，商量着要纪念下这个日子，庆祝黑暗的过去。杨绛心里有些难过，便独自躲到了亭子里，默默地流泪，钱钟书过来安慰她。
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世之时只愿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可是这一天来了，父亲却不在了。钱钟书安慰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爸爸会为我们高兴，为国家高兴，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抗战结束后，钱钟书辞去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工作，来到中央图书馆做外文部总纂，主要负责编写《书林季刊》，徐鸿宝先生曾对战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说："像钱钟书这样的人才，两三百年才出一个。"
《围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捧，钱钟书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还兼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随着工作重心的改变，钱氏夫妇的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前只顾埋头创作的两人，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交生活，也结识了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爱国知识分子都收到了国民党投过来的橄榄枝，钱钟书、杨绛也不例外，但是两个人毅然地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不仅仅是因为拥护共产党，他们也不愿意离开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的热土，这片土地刚刚经历了创伤，需要人们去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