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离开家乡平山，来到了石家庄工作。无疑，离开平山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上级为什么会指名要我呢？我向平山刘行长问过这个问题。刘行长说："是因为你的业务工作和学习成绩总是比较优秀吧。"那时，解放区的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学习便成了很重要的任务。领导对学习的要求也很严格，早晨、晚上都要充分利用。为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县委还经常进行测验。我的成绩一向不错，学习联共党史考试也得了高分。这一点，县委会同志们是知道的。后来我分析，上级调我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我对出纳工作比较熟悉，业务成绩好；二是反假斗争做得好；三是能写点材料。当然这段时间写的都是短小的材料，但这在当时许多人眼里已经"不简单"了。
初到石家庄中心支行1949年12月我来到石家庄。当时交通条件很差，记得过年回老家返回石家庄时，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90华里的路程从吃完早饭后开始，整整走一天才能到达，又冷又饿。当时下乡或是外出工作，即便有交通工具，也是烧干柴的敞车，走起路来，前面突突冒着黑烟，后面是飞扬的尘土，虽然比步行快了些，一趟下来就弄得人灰头土脸。可这并不影响我对新工作、新事业的憧憬和向往。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解放的大我获得的奖品城市，石家庄虽然较早开始了党领导下的政权建设和城市管理活动，但仍然是一派百废待兴的样子。不过，对我这个从平山出来的毛头小伙子来说，毕竟是大城市啊，许多我没见过的东西，一切都那么新鲜，我很是兴奋。
在中心支行，我先是在出纳股工作，主要是负责整个石家在出纳股时与同事合影庄地区的反假斗争和整理材料工作。之后很快就调到计划督导股（后来叫科）。计划督导股是很重要的部门，起办公室的作用，综合情况、研究工作、检查督导都管，既管全市又管下边十几个县。我的主要工作是写材料，每月向省分行上报的综合报告由我来起草，也写"如何发放农业贷款"、"如何进行货币管理"等一些非常重要的专题报告。这时我明显感到天地宽了，干劲也更足了。同时，我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自己读书少，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我能胜任今后的工作吗？思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更加勤奋地学习，加倍努力地工作。我学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毛主席的文章、著作，学党的方针、政策，学金融业务知识，利用在计划督导股时与同事合影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在学中干，在干中学，边干边学。
开始发表文章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在学习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整理、收集报刊、文摘等资料。直到现在，许多东西都还完好地保存着。那时我是单身一人在石家庄，工作之外的时间比较多，但我除了读书学习干工作，再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别人或许以为我的日子过得太单调、没意思，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相反，读书学习使我过得很充实，也很快乐，因为自己也欣喜地看到了自己的进步：我这个没上过几年学的"土包子"，开始写起文章来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成绩已经不小了。没想到的是，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经验写的一些材料、文章，还经常被杂志发表。
1949年12月至1951年11月，我在中心支行工作期间，先后写了七篇文章，均被《河北人民银行通讯》杂志刊发，有的还加了编者的按语。比如《河北人民银行通讯》1950年第12期，发表了我写的《对错款的检查和改进意见》这篇文章。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总结分析了错款的严重性；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及纠正的措施和方法；总结出做好出纳工作的基本经验；提出了今后改进的设想和意见。编者在按语中说："长短款问题，在出纳工作中，已趋向普遍化，情况很严重。事关人民财产的损失和国家银行的信誉，实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石办结合整党整干对出纳的错款做了全面检查，找出一些根源，制订出今后改进意见是很好的。现作介绍，以供各行参考。同时希望各个行处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检查，把检查结果寄给我们。"这在当时，对做好出纳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后来很长时间都有借鉴价值。
参加整党审干运动1951年，根据上级指示，市委组织发动了全市范围内的整党审干运动，财贸系统"金贸合"党委成立了整党审干办公室，我被抽调到办公室工作。为推动工作的不断深入，市里多次召开动员大会，臧伯平市长做动员报告，我被安排到大会主席台做记录。这对一个青年干部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我深感幸运。
1951年11月之后，我因为工作出色，先后被调到赞皇县支行和高邑县支行任业务股长，实际是主持全面工作。因为赞皇县支行行长病休，没有人主持工作；高邑县支行股长以上干部在"三反"运动中都进了法院，派去的行长也因病休息。在这两个支行工作时间都比较短，大约各在赞皇工作时与同事合影自半年的时间，但对自己也是很好的锻炼。1953年3月，我又调回石家庄中心支行，任计划信贷科副科长。
四、在石家庄地委
当时我在石家庄中心支行是新提拔的科级干部，比较年轻。工作正干得起劲的时候，地委指名调我到专署财委工作，不久，又调到石家庄地委财贸部工作。在石家庄地委工作的近十年时间，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工作或学习，我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总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在这一阶段，无论业务学习，还是工作能力，或是社会经验，我都有了很多的积累并有了明显的提高。如果把在平山到石家庄中心支行的一段时间看做是我步入社会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在地委的这一阶段就是我的提高阶段，是我的实干阶段。
调石家庄专署财委1954年下半年，我由石家庄中心支行调到石家庄专署财经委员会（简称财委）工作。建国初期，为了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成立财经委员会，党委第一书记任主任，行政领导任第一副主任，配备一个专职副主任。石家庄专署财委由石家庄地委书记郭芳任主任，专员韩启民任第一副主任，另调地委委员、正定县委书记赵尊任专职副主任，财委的编制为15人。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时期，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先后从各条战线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工业战线，赵尊也在这个时候调走。
专署财委成立后，了解银行干部情况的同志向财委领导推荐了我。
银行领导都不同意放我，决定让另外一个科级干部调去，为此拖了很长时间。一次地委开会，副专员见到中心支行行长张治平，半开玩笑地说："治平同志，怎么地委调你们一个干部，老是不放呢？这样不好嘛！"会后，张行长回来风趣地和大家说："不能拖了，赶紧放人吧，顶不住啦。"于是，我就这样调到了财委。很巧，我们银行的张治平行长后来当了财办主任、财贸部副部长，部长由分管财贸的副专员穆涛兼任。后来正式成立财贸部时，张治平任地委委员、财贸部长。我是第一个调去的干事。
在石家庄地委财贸部建国初期，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党委的一定部门要监督、管理政府的一定部门。依照这个精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分别成立了工业交通部、财政贸易部、农村工作部、文教部等。这些部门共同的任务，一是管理本系统的干部，二是管理党的基层组织，三是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四是政策检查。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书记挂帅、分工负责，从中央到地方划分五条战线。成立财贸部时，从中央到地方，划分党群、财贸、工业、农业、文教五条战线。中央由李先念分管财贸，中央财贸部部长是马明方，副部长是姚依林。省里分管领导是省委常委、副省长马力。财贸部部长是李一夫，副部长是王金山。1955年5月1日，省委财贸部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同年11月，我调到中共石家庄地委财贸部工作。"中共石家庄地委财贸部"的公章是铜质的，由中央财贸部统一制发。
那时虽然成立了部门，但由于历史原因，工农文教等部门机构编制人员相对较少，可以说，我们财贸系统在当时是队伍最大、摊子最多的。地委财贸部，无疑对我是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到财贸部后，我积极工作，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各项任务中去。
为整理出一份好的材料，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常常是一边吃饭一边琢磨，甚至是一边睡觉一边思考。除此之外，我还不断地加油充电，把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书店，就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离单位不远，我一有空就钻进那里看书。从书中学习新思想、新知识、新政策和新的工作方法。那时工资低，老家生活又很困难，需要我往回捎钱维持生活，所以买书也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总在书店站着看真的不方便，所以碰到写得好、很实用、觉得非买不可的书，就咬咬牙买下来拿回去仔细研究。另外，自己也订一些报刊，订一年的订不起，就选主要阶段的订。比如1956年"八大"期间的《人民日报》我就订了几个月的，还专门买了一套"八大"文件汇编。从中我学习了如何筹备会议，如何制定议程，如何起草文件，如何给领导撰写讲话稿等等。这些，当时没有老师给讲，也没有现成的套路顺着走，只能靠自己钻研琢磨。我觉得《人民日报》有最权威的政策、最准确的新闻信息、最前沿的理论思想，每篇文章都是最好的范文佳作，所以，将其作为重点研读的报刊之一。
后来，我总结有三个方面是我学习的重要源泉：书本报刊为其一，即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身边的领导和同事们为其二，"三人行必有我师"；实践中学习为其三，"实践出真知"。直到现在，读书看报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铜冶搞试点在地委财贸部时，我们部工作人员共9人。我任干事，侧重党的组织工作，因为财贸系统实行党委负责制，党的组织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主要负责起草重要文件、领导讲话、总结汇报等。比如每年的地区财贸工作会议、财贸部长会议，许多大材料都由我组织或者参与起草。比如给地委书记苏应明写的《两放三统一包》，给财贸部长张治平写的《政治挂帅，搞好财贸工作》、《晋县乡党委领导财贸工作的经验》、《地委关于学习东子岩节约粮食办好食堂的决定》等。还有，就是下去搞调研，总结典型材料，介绍先进经验。这期间，我写的材料近百篇，约八十多万字，许多文章被刊登，也总结出很多经验，在铜冶搞试点，就是其中一例。
河北省财贸系统树立的14面红旗石家庄最多，所以省里也经常在我们这里搞试点。当时选了获鹿县的铜冶镇确实不容易。1959年我和省委、地委以及县委共九个同志，一起吃住在铜冶。期间，中央财贸部两个巡视员（一个曾任粮食部人事司长，一个曾在山东当过专员）也到铜冶进行调查研究。我的任务很重，每天要根据工作进度情况整理材料，写出简报上报。我们就"基层财贸企业依靠谁办好企业"这个问题深入调查，提出了依靠老职工、店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办好企业，并写出了《如何建立一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职工积极分子队伍，办好财贸企业》的调查报告，被中央财贸部选为全国财贸部长会议的参阅文件发给与会同志，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推动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饿着肚子写讲话稿许多做过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写材料是个辛苦活儿，需要走出去实地考察，需要静下来细致思考，不只是脑力的消耗，对体力的消耗也是很大的。工作几十年，我写过的稿子难以计数，可以说什么情况的都有，多辛苦的都有，多数已经忘记了，但在地委财贸部的一次给领导起草讲话稿的经历，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石家庄地委辖九县一市，工作比较繁忙。记得有一次地委召开"三夏"工作县委书记会议，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地委书记苏应明找到我们财贸部办公室，说："地委"三夏"会议明天下午要结束，决定让我做总结讲话，杰平同志负责写个讲话稿，你们几个都给他当助手找材料，需要什么找什么。我也给你们找了两份材料，一本是《河北建设》，一本是《华北建设》。"他说完就走了。我们财贸部的几个同志围坐在一起不知所措，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感到惊讶。大家知道，给苏书记写材料这个差事本应由参加会议的同志们来写，或是由地委办公室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们来写，我们财贸部并不管这方面的事情，再说我们的同志们也没参加会议，眼看会议明天就要结束了，却让我们写总结讲话稿，真有点儿出乎意料。但是大家也都理解，都是党的事业，都是领导交办的任务，不管什么分工，还是决心把材料拿下来。我也下定决心：按时完成这个任务！我看了看表，晚饭时间到了，同志们都留在这里耗着也不合适，就对大家说："该吃晚饭了，大家先回家吧，材料你们先不用管了，我一个人整吧。"之后我抓紧到食堂吃了点饭，六七点钟天没黑就到办公室开始琢磨着写起来。
我是从太阳还没落山时坐在办公桌前的，一直写到半夜。当时条件差，生活水平低，低指标（每月26斤粮食）、"瓜菜代"（不是粮食的代食品），晚饭本来就没吃饱，早就饿得饥肠辘辘，眼冒金花。后来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忽然想起到火车站买点儿东西吃。忍着饥饿，我步行走到火车站，火车来了一列又一列，呼啸而去，站台上却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失望地返回办公室继续写。那时我住单身，没有家人照顾，也没有任何食物储备。就这样，我忍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倦，一直写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听着一阵阵的自行车铃声，知道上班的人都来了，还听到苏书记他们的说话声。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起草好的讲话稿交给书记说："您看看行不行，不行我再改。"我不能守着书记看稿子，便把稿子放下到院子里转了一会儿。这时我并不觉得饥饿和疲倦，只担心稿子不行影响工作。想着自己身为共产党员、机关工作人员，领导的讲话稿也写不出来，那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过了一会儿，我进去看稿子是否可以。书记说："可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吃饭、休息，下午去开会。"这一声"可以"使我觉得真是如释重负，心"啪嗒"一下放了下来。饥饿和困顿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