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中国黄河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举办的广播电视大型主题宣传活动——“西口在望”及纪录片《西口在望》的文本再现和史料集成。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西口在望》于2008年12月17日起在中国黄河电视台国内台和国际台（中国长城卫星平台北美频道）播出，引发新一轮的西口文化现象热潮。全书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完整地收录了15集纪录片的解说词和相关的历史图片，并将整个活动的启动仪式、“西口在望树”包头移植活动、纪录片研讨会等核心内容和主创人员的创作感受及介绍融入其中，读者可以系统领略整个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总结的脉络，详细了解走西口历史的文化意义和现实价值，深切感知广播电视人以创新姿态运用现代媒体运作手段，以历史为镜、为时代做传的探索足迹。
第一章挖掘黄河文化资源，铸就广播电视品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专访中国黄河电视台常务副台长张敬民
张敬民，山西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中国黄河电视台常务副台长，高级记者，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获得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新闻作品获国际、全国等50余项奖，著有多部著作。大型电视文化纪录片《西口在望》总策划，总撰稿，出品人。
走西口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区域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走西口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典型缩影，是活着的中华文化的代表。西口文化具有生态上的活化性、发展性，语言上的符号性、糅合性；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和谐性；关系上的共生性、创造性。作为西口文化的核心，西口精神主要表现在闯、宽、厚三个层面。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初，电视屏幕上兴起了“西口热”，央视播出了电视剧《走西口》，而此前黄河电视台的电视文化纪录片《西口在望》以及一系列广播电视宣传活动，可以说是这股西口文化潮的引子或发端。早在20多年前的1985年，您当时还是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时，就和另外一位记者沿着当年走西口先民的足迹，徒步80多天从山西走到包头，实实在在走过一次西口，并且在当时出版的《西口大逃荒》书中首次独创性地提出了“西口文化”的概念，应该说，您是西口文化的倡导者和研究者，请谈谈当年你们是怎样产生走西口的动意的？
张敬民：走西口曾经主要是山西、陕西等区域内一种非常独特的生活方式，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应该要清楚走西口的历史，以及它产生的影响。这是我们当年要重走西口路的最直接和朴素的想法。从山西到口外，主要的两条路线是，一条经由杀虎口到内蒙古，一条从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到陕西府谷县的古城镇，再到内蒙古。1985年我们在选择走西口路线的时候，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实际有多条道路都可以通向当年所谓的西口，但是我们选择经河、保、偏穿过古城再进入到内蒙古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一直到包头。因为这一条道是当年山西穷苦的走西口人最常走的一条。在河曲民歌当中，有一首还特别记述了整个行走的过程——“第一天住古城，路走七十里整，虽然路不远，跨了三个省；第二天去纳林，碰见个蒙古人，说了两句蒙古话，甚也没听懂；第三天翻坝梁……”这条道路是过去走西口人，用自己的心血，用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性命趟出来的神奇的、具有历史厚重意味的一条路，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条比较艰苦的线路。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那为什么用徒步的方式来完成这次采访呢？
张敬民：一个是客观上这条路本身就是过去的穷苦人用脚去趟出来的一条路，到现在它还是属于当年那样的原始状态。再一个，过去人们是在走西口，不是跑西口，也不是坐西口，你要想真正体验走西口人的那种心态，体验他们所经历的那种艰辛，从而更深刻地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认为只有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双脚去走，一步一步地把它丈量出来。所以我们选择要走，而且必定要用双脚去走，只有走，你才能把真实的感受去告给读者，告给大家。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据了解，当时你们在行走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向导、风吹日晒、饥渴交加、野狗挡道等等，当时踏上那条路以后，是什么信念吸引你们义无反顾一直走下去的？
张敬民：人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追求，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要有一种精神。其实，当你第一脚踏上这条路的时候，你已经不能再回头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走到我们所期望的终点，也就是包头。它之所以能吸引我们走下去，我想还是被当年走西口人的那样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所吸引。他们究竟用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和追求来支撑自己？使得他们义无反顾地离开自己的故乡，到他乡去谋生？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就是要去做这样的发掘，发掘人们想知而未知的东西，发掘被我们尘封已久的历史，这都是我们做记者的责任。因此，我们才可能有一种信念一直到达我们的终点。当年，我们徒步走了82天，一共走了1000多公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要一步一步把它量出来，一天一天熬过去，没有一种信念，特别是没有一种职业精神，那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最终我们通过努力完成了我们的徒步采访，而此行程也确确实实给了我们丰厚的回报，行有所值。这样一段路程，对于我们一生都是非常值得纪念、值得铭记的一段珍贵的历史，一段珍贵的经历。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徒步走西口的过程，一方面是了解走西口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你们在观照历史、感受现实，从而完善自己的过程。那么，你们当时究竟体会到了什么？
张敬民：体会到了做一件事情真是不容易，也体会到了当年走西口这种生活它确确实实不容易。它不光是一个走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到那里去谋生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所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在那个时期的一个缩影。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打破固有界限的交流和交融是必需的。走西口的年代，地域和地域之间相对闭塞，也缺乏交流沟通，人们为了自己的生计，为了寻求改变，必须要打破区域界限，走出去。也正因为采取了走出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使得民族之间进行了沟通，加强了交流，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向前发展。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时间走到今天，你再回头去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这些西口先民，他们的贡献不单单是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谋生方式，实际上他们形成了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一股力量，这就是它的价值。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从1985年走西口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您一直没有中断过对走西口历史现象的研究，特别是从文化层面对走西口的研究后来竟成了你的一种情结，也使你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西口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请您谈谈对走西口这一独特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解。
张敬民：首先必须对走西口有一个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过去一说走西口，大概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种逃荒的生活方式，但是经过当年亲身去走了之后，又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认为它并不完全是一种逃荒的生活。当然劳苦大众为生活所迫到口外去谋生，这是肯定的。其实从元代开始，山西就有这种“西走渡荒”的历史了，记述的就是到口外的蒙地去谋生。但是走西口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一段历程，它造就的绝对不仅仅是逃荒人这样一个群体，它其实是多个层面的人流组成的一支走西口的大军。在这支流动的人潮中，有逃荒的，有贩运的，有耍把式唱戏的，还有手艺人、生意人等等，可谓是各色人等应有尽有。生意人，最典型的要说是大家都知道的晋商。晋商实际上跟走西口的渊源是隔不断的，我认为晋商恰好是山西走西口人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所以要认识走西口，就要全面地来去看待它。走西口曾经是山西、陕西等区域的人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生活方式，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不是简单的一个层面一种人能形成的，而是社会现象，是多个民族多个层面的人群共同创造，最后汇集起来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所以我认为走西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的缩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化又是多民族汇聚的一种文化，它既有中原的，又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包括草原的文化等等，中华文化就是多元文化。走西口为什么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呢？因为它事实上主要是汉（族）人和蒙（族）人的一种文化的碰撞、文化的交融。整个中原的农耕文化、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它们之间的这种脉络的相接，在西口沿线是有所反映的。西口文化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的意义，从中华文化的交融概念来说，所谓西口文化就是现在仍然活着的一种文化现象，活着是它的特性。很多的文化形成以后，它的历史发展过去以后，它就已经定型了。比如说北魏，鲜卑族当时进入大同，最后又到了洛阳，它也体现出一种文化的交融，也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之后它又融入中华文化，那么它这种文化已经形成了，已经成为我们文化血脉当中源远流长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定型。西口文化距今天有几百年的历史，已经有丰厚的文化矿藏，但是它更有意义的是它仍然还在交融，还在发展，是当下依然活着的并且还在不断演进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的这种特性，不妨好好研究一下西口文化，它真正让你在现在是可触、可感、可闻、可学。你去看看，一看就清楚了。中国的多元文化就是这样交融发展起来的，所以我说它价值是非常大的。这就是我理解的西口文化。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看来，走西口不仅仅是一种以逃荒为特点的生活方式，其实它是活生生的中华文化的具体体现。那么，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活着的、发展的这样的特点外，西口文化还有哪些特征呢？
张敬民：西口文化在发展当中，它语言上的符号都非常的明显。这就是它的符号性。比如说语言，现在到了内蒙古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有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语言学上有一个词条，叫“内蒙古话”，就是在内蒙古地区生活的人讲的汉话。内蒙古话里头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说叠字非常多，说这个人长的漂亮，他会说“毛眼眼”、“白脸脸”等等，叠字的出现，它实际是汉族人和蒙族人交往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习惯。比如说，当孩子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大人教孩子肯定是“吃饭饭”、“喝奶奶”这样的说话。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可以解释汉人跟蒙人刚开始交往时语言的使用情况，长此下去人们就习惯用这种叠字表达了，这是它一个特点。
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糅合性。在内蒙古有很多的话，它是蒙语和汉语糅合在一起来用的。它为什么糅合在一起来用？因为要交流它就必须要有语言的最大的表现力，使我想说的想表达的东西能更加准确地传递给我的受众人群，受众群有汉人有蒙人，所以它就出现了很多糅合的情况。打招呼时人们会冷不丁的冒出汉蒙糅合的语言，唱歌的时候也会把它们加进去混杂使用，这样相糅相合之后就形成了汉语和蒙语真正的融合。这种现象在别的地方极少出现，它是很特殊的。在糅合的基础上，内蒙古话中还形成一些新的词汇，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比如说“被子”，我一跟你说你就会很清楚，是我们睡觉要用被子。但是和蒙人去说，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蒙族兄弟就不知道“被子”是干什么用的，那么汉人怎么跟他说呢？“这个东西是盖在身体上睡觉用的”，人们会这样来解释，慢慢地大家就清楚了。所以现在内蒙古有一个独特的词汇，叫“盖体”。现在你到了包头你一样可以说盖体，人们都懂它的意思。你看这种词汇的发展，是不是这种文化当中具体的一种体现呢？作为西口文化创新性最典型的就是民歌，特别是《二人台》和《蛮汉调》，这都是经过蒙汉交融之后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当中它们是特别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它是任何别的艺术形式都无法替代的。《蛮汉调》，现在也叫《蒙汉调》，实际上就是山西河曲的山曲到了内蒙古以后，和当地的《爬山调》及其他的调式结合之后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它带有蒙族的粗犷豪放，又带有汉人的委婉细腻。我们现在到包头去看，唱《蛮汉调》和《二人台》的剧团多极了，人们是喜闻乐见，百听不厌，为什么？因为它是这块儿地域当中土生土长的，也是经过民族交融所成长起来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西口文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和谐性。就是它构建出来一种真正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共同的理念。我觉得信仰是意识的最高形式，达到了一个和谐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信仰的认同。所以在过去的走西口人当中，事实上我认为他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高级的层面，他们不但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进行融汇、进行交融，同时他们也把自己不同的信仰也带到了这样一个区域当中。因此在包头你现在都可以看到，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等在东河区那个地方都能在很小的区域当中和谐共存，这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现象。他们整个的信仰都在这儿，那里很多的庙和山西的庙宇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你比如说山西河曲的海潮庵，它是上院，它的下院一模一样的就建在包头。这种庙宇建筑的移植实际上把我们一部分的信仰也带到了口外这种地方，这个信仰和口外的人的信仰又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他们共同的一个信仰。当信仰都达到统一的时候，那就达到了和谐的最高境界。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包括走西口人，包括我们的晋商经商到大后套去，他们不懂得蒙语，不懂得很多规矩，那么很多的庙里头就有蒙族兄弟去开设的专门教授蒙语、教授汉人所应该遵循的礼节礼仪，包括生活生存技能的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化的相融相通，最后信仰的认同使他们都成为兄弟，成为血脉相连的兄弟，这样这种民族融合就达到了一个高度了。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是兄弟之间的情谊，是血脉相连的，这个不是虚言不是妄言，是真实的，是有根脉可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