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份，每天很晚我才推开这座老宅的百叶窗。阳光像利刃一般插进仍然如故的长满葡萄树的山坡。我童年时的牛已被耕马所替代了，但是邻居的牛还是卡乌贝和拉乌雷。这两个名字在充满苍蝇嗡嗡声的寂静中拖长了声音；它们从往昔中浮上来，在这空荡荡的一天的表层爆开。由于割草机无法除去果树下的野草，于是我又听见昔日的声音：有人在磨长柄镰刀。
然而对我来说，从喷洒过硫酸盐的沉睡的葡萄园中再也涌现不出任何象征了。我只是在回想硫酸盐的价格。如果说我戴着遮阳帽穿行在燃烧的葡萄园中，那不再是像希伯来青年那样穿过烈火去寻求自我陶醉的灵感，而是在掰开蓝色的葡萄叶，寻找病害的迹象。往日我父母也是这样可怜巴巴地照料它们，当时我们对这种忐忑不安颇不以为然，对这种忧心忡忡的盘算无动于衷。我们在采摘我们自己的葡萄：形象、激情和梦想。
那时的土地，在我和朋友们看来，多么充满生命力！在那个神奇时期，有些年轻人仍然百诵不厌地相互背诵诗句，我们偶尔也在雨果的《奥林皮欧的悲哀》或维尼的《牧人小屋》中得到乐趣，但是，关于这些诋毁自然的浪漫派诗句（“若无其事的大自然，你多么健忘！”），我们记住的只是它们的雄辩力。我们不可能将这些诋毁当真，因为我们紧紧贴着活生生的土地睡觉，我们俯身瞧着它沉睡，四周是无边的颤动：蟋蟀、蚱蜢、蝉。我们聆听土地在喃喃低语。
土地没有欺骗我们。每年假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多么快活地与它重聚！有时，一个男孩在离开巴黎时可能心中难过，因为在这一年中，心与心之间结成了许多纽带。在七月份病弱的栗树上，在夜间的十字路口，在郊区可爱的小旅店里，他必须对不忠实的人告别；他盼着对方表现一丝离愁，但是枉然；对方没掉一滴眼泪，于是他万念俱灰。然而，我们深信亲爱的故乡拥有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请求故乡为你的将来祝福……”这是安德烈·拉丰在信中对我说的。他的心从未将我和我的土地分开。是的，他是在土地上结交这个带着土块的朋友的。每当和我谈论我时，他毫无例外地总提到“带绿篱的花园、大阳台、视野、还有房子的另一侧，干草可能成垛的草地、远处的山坡、沉睡的大路，每晚，月光一定在关照它”。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生命中最隐秘的部分与世界隐秘的生命联在一起了。是谦逊的安德烈·拉丰使我理解了法国诗人莫里斯·德·盖兰。他们两人都热爱大自然，爱到痴幻的程度，而且将它视作天主的对手。不过，盖兰从不在造物主与被创造物中作选择（他将自己的思想比作“在天边，在两个世界之间燃烧的天火”），而安德烈·拉丰却立即选择了天主，使大自然退居第二位。但大自然却自始至终是他最可靠的朋友。1914年，在死亡前夕，这位弱不禁风的士兵还对令人精疲力竭的夜行军作了这番描述：“我又见到了全部星星，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在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