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现代名家散文经典(散文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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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鲁迅(3)

在《女吊》中,鲁迅以简洁的笔法讴歌了这一复仇形象,并使“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吊神”,可见他对女吊的热爱,或者说是对女吊那种复仇精神的推崇。其实,女吊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精神,也正是鲁迅一生所追求、所表现的精神。就当时的社会情形来说,他描绘这样一个厉鬼的形象,正是要寄寓自己的某种主张,表达自己的某种理想,呼唤并期待某种精神的复苏,凡此种种就是反抗与复仇精神。这种精神古已有之,只是后来渐渐失掉的,因为“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就是女吊有时也不能幸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

鲁迅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探讨国民性问题,痛感“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中庸思想乃国民精神之缺陷,指出“中庸”“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敌,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而那些“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压迫人的人,那些统治者们才会因为被报复而害怕,所以他们提倡中庸,提倡反报复,实则是提倡“顺民”意识。至于那些浅薄无聊文人们所提的反报复论调,《女吊》之作,正是感此而发。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女吊舞台表演那一段的描写,着墨不多,却使鬼物形神具备,展示了作者非凡的文字功力,细细读来,画面如在眼前。从女吊一出场“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并且是要走“心”字,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极可爱的女吊形象,不禁使人想起《苏三起解》中苏三的出场,也是同样可爱。待女吊“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时,她的可爱更是楚楚动人了。在这描写中,人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女吊的欣赏,更多的也许是精神上的一致吧。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一九一○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富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问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竞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赏析】

《死》,写于1936年9月5日,发表于1936年9月20日《中流》第1卷第2期。鲁迅逝世于1936年10月15日,距鲁迅之死,《死》的写作与发表,时间都很短暂,前者四十天,后者二十五天。在《死》之后,鲁迅又写了《女吊》、《立此存照》(数则短文),及未完稿《由太炎先生想起二三事》。

简之,《死》是鲁迅辞世之前,为数不多的一篇重要散文。

文章从印制德国的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画集,请美国的女记者史沫德黎(现译史沫特莱)作序说起,引述珂勒惠支对死亡的态度。这是第一部分。由此过渡到第二部分,议论中国人对死的态度。一类是穷人,相信死后可以轮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死是麻木的。一类是有权势的富人,“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一类是小有金钱的人,五十上下,便开始寻葬地、合寿材、烧纸锭,“只豫备安心做鬼”,以延续人间的小康生活。在漫谈式的议论中,不乏讽刺,如说富人在生前“超出人理”;也不乏幽默,由小有金钱者联想到“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问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北新书局是当时上海的一家书店,老板是李小峰,为拖欠版税事,鲁迅曾延请律师与该店交涉,鲁迅在日记中颇有记载。在散文中时时触及自己,是鲁迅的一大特色,在这里,鲁迅拿自己幽默了一下,顺便对小有金钱的人也刺了一下。由是,鲁迅在这里对上述的三类人对死亡的态度做了小结,而过渡到第四类人:“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自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近十年中,有时候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第三部分,从去年的病说起,“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直到今年的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于是,笔锋顺势一转,鲁迅开始叙述自己的病况与治病的经过。郁达夫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而散文则最易也是最集中地体现作家的个性与人格。鲁迅的散文之所以耐读,之所以有鲜明的个性,便在于鲁迅不惮于描写自己,进而解剖自己。这是第三部分的前半,后半是关于遗嘱的叙述,共有七条,最后一条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十分引人注目,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遗嘱之后的这样议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以后是尾声,即第五部分。

鲁迅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的散文写作,不同于他人的是,往往糅杂着强烈的时代背景与对死的深刻体验与思考。综其一生,写的最好的散文,于鲁迅,往往都涉及到死。诸如他笔下的长妈妈(《阿长与山海经》),父亲(《父亲的病》),徐锡麟、范爱农(《范爱农》),刘和珍(《记念刘和珍君》),白莽与柔石(《为了忘却的记念》),对于死者鲁迅是伤感的、恳挚的、沉痛的。而在涉及自己的死时,鲁迅的态度却有些变化。即如在《死》这篇文章里,鲁迅利用遗嘱的形式表露出来的态度以及对于怨敌“一个也都不宽恕”的精神,是十分决绝的,没有丝毫的伤感与沉痛,从而揭示出鲁迅内心的另一方面。由此“鲁迅的散文也就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地位与价值:比之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它更多地,也更直接地‘说出’鲁迅真正所想,显示出只属于鲁迅的‘黑暗’的思想,‘冷酷’的人生体验,露出‘灵魂’的‘深’和‘真’。”(《鲁迅散文全编·前言》)而作为临终前,鲁迅最重要的一篇散文《死》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因为它集中地表现了鲁迅作为人与作为作家的“个人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

抄靶子

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清朝雍正皇帝(胤稹,康熙第四子)未即位前,和他的兄弟争谋皇位;即位以后,于雍正四年(1726)命削去他的弟弟胤稹(康熙第八子)和胤稹(康熙第九子)二人宗籍,并改胤稹名为“阿其那”,改胤稹名为“塞思黑”。在满语中,前者是狗的意思,后者是猪的意思。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时候是二十世纪,地方是上海,虽然骨子里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当然会有些不同的。对于中国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赐谥,我不得而知,我仅知道洋大人的下属们所给与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竞谓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才知道这名目的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