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吊》中，鲁迅以简洁的笔法讴歌了这一复仇形象，并使“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吊神”，可见他对女吊的热爱，或者说是对女吊那种复仇精神的推崇。其实，女吊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精神，也正是鲁迅一生所追求、所表现的精神。就当时的社会情形来说，他描绘这样一个厉鬼的形象，正是要寄寓自己的某种主张，表达自己的某种理想，呼唤并期待某种精神的复苏，凡此种种就是反抗与复仇精神。这种精神古已有之，只是后来渐渐失掉的，因为“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就是女吊有时也不能幸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
鲁迅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探讨国民性问题，痛感“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中庸思想乃国民精神之缺陷，指出“中庸”“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敌，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而那些“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压迫人的人，那些统治者们才会因为被报复而害怕，所以他们提倡中庸，提倡反报复，实则是提倡“顺民”意识。至于那些浅薄无聊文人们所提的反报复论调，《女吊》之作，正是感此而发。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女吊舞台表演那一段的描写，着墨不多，却使鬼物形神具备，展示了作者非凡的文字功力，细细读来，画面如在眼前。从女吊一出场“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并且是要走“心”字，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极可爱的女吊形象，不禁使人想起《苏三起解》中苏三的出场，也是同样可爱。待女吊“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时，她的可爱更是楚楚动人了。在这描写中，人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女吊的欣赏，更多的也许是精神上的一致吧。
死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一九一○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富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问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竞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赏析】
《死》，写于1936年9月5日，发表于1936年9月20日《中流》第1卷第2期。鲁迅逝世于1936年10月15日，距鲁迅之死，《死》的写作与发表，时间都很短暂，前者四十天，后者二十五天。在《死》之后，鲁迅又写了《女吊》、《立此存照》（数则短文），及未完稿《由太炎先生想起二三事》。
简之，《死》是鲁迅辞世之前，为数不多的一篇重要散文。
文章从印制德国的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画集，请美国的女记者史沫德黎（现译史沫特莱）作序说起，引述珂勒惠支对死亡的态度。这是第一部分。由此过渡到第二部分，议论中国人对死的态度。一类是穷人，相信死后可以轮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死是麻木的。一类是有权势的富人，“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一类是小有金钱的人，五十上下，便开始寻葬地、合寿材、烧纸锭，“只豫备安心做鬼”，以延续人间的小康生活。在漫谈式的议论中，不乏讽刺，如说富人在生前“超出人理”；也不乏幽默，由小有金钱者联想到“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问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北新书局是当时上海的一家书店，老板是李小峰，为拖欠版税事，鲁迅曾延请律师与该店交涉，鲁迅在日记中颇有记载。在散文中时时触及自己，是鲁迅的一大特色，在这里，鲁迅拿自己幽默了一下，顺便对小有金钱的人也刺了一下。由是，鲁迅在这里对上述的三类人对死亡的态度做了小结，而过渡到第四类人：“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自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近十年中，有时候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第三部分，从去年的病说起，“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直到今年的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于是，笔锋顺势一转，鲁迅开始叙述自己的病况与治病的经过。郁达夫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而散文则最易也是最集中地体现作家的个性与人格。鲁迅的散文之所以耐读，之所以有鲜明的个性，便在于鲁迅不惮于描写自己，进而解剖自己。这是第三部分的前半，后半是关于遗嘱的叙述，共有七条，最后一条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十分引人注目，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遗嘱之后的这样议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以后是尾声，即第五部分。
鲁迅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的散文写作，不同于他人的是，往往糅杂着强烈的时代背景与对死的深刻体验与思考。综其一生，写的最好的散文，于鲁迅，往往都涉及到死。诸如他笔下的长妈妈（《阿长与山海经》），父亲（《父亲的病》），徐锡麟、范爱农（《范爱农》），刘和珍（《记念刘和珍君》），白莽与柔石（《为了忘却的记念》），对于死者鲁迅是伤感的、恳挚的、沉痛的。而在涉及自己的死时，鲁迅的态度却有些变化。即如在《死》这篇文章里，鲁迅利用遗嘱的形式表露出来的态度以及对于怨敌“一个也都不宽恕”的精神，是十分决绝的，没有丝毫的伤感与沉痛，从而揭示出鲁迅内心的另一方面。由此“鲁迅的散文也就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地位与价值：比之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它更多地，也更直接地‘说出’鲁迅真正所想，显示出只属于鲁迅的‘黑暗’的思想，‘冷酷’的人生体验，露出‘灵魂’的‘深’和‘真’。”（《鲁迅散文全编·前言》）而作为临终前，鲁迅最重要的一篇散文《死》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因为它集中地表现了鲁迅作为人与作为作家的“个人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
抄靶子
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清朝雍正皇帝（胤稹，康熙第四子）未即位前，和他的兄弟争谋皇位；即位以后，于雍正四年（1726）命削去他的弟弟胤稹（康熙第八子）和胤稹（康熙第九子）二人宗籍，并改胤稹名为“阿其那”，改胤稹名为“塞思黑”。在满语中，前者是狗的意思，后者是猪的意思。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时候是二十世纪，地方是上海，虽然骨子里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当然会有些不同的。对于中国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赐谥，我不得而知，我仅知道洋大人的下属们所给与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竞谓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才知道这名目的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