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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跪下,谢过红薯!

蔡学利

红薯,我母乳的源头。红薯地,我生命的胞衣地。有谁见过成山成坡,满窖满屋,比成堆的包谷更为壮观的红薯吗?我是在母腹里,最初的胎动中,开始感受到那种浩大的堆积的。妈妈说,我出生前一百天,家中的米坛见了底,正是地里那有点甜的大疙瘩,提供了我生命最初的营养。

所以,从尚是负值的岁数起,我便以一种曲膝的方式,感恩于红薯。

自然而然,当我赤身滚落于稻草,红薯的气息、红薯的味道、红薯的典故,便晃荡开始于生命的摇篮。奶水不足,母亲在很早的时候,便尝试掐一点雪白的绵软的甜,抹向我啼哭的嘴唇。据说,襁褓中的我有时可以吃一大半个。红薯的孩子白胖过了红薯。

大约到了七八岁光景,我开始读懂了薯地,读懂了粮食的基本含义。

薯地的形成极简单。只要碰上雨过地皮湿的天气,薯藤便在乡亲的剪刀中无数次腰斩自己,然后跟着一件蓑衣出门。不需要分行打窝施肥,随意一站,它们便于一日之间占据了一个又一个山头。生命的断章,夜宿山坡,薯苗的成活比白杨还要简约。只需一片叶,两寸茎,便能落地生根。

不消月余,薯藤便与泥土有了千丝万缕的感情。它们随意舒展着,织起了绿色的丰沛。那是穷山恶水间唯一生动的颜色。那时,为便于收割,我们一年要对薯藤进行两次整理,将之摆向同一个方向。在浩瀚的叶海里,我们用跪爬的方式,梳理着村庄辫子。

我们对红薯的料理,一直要持续到冬的深处,直到大山的深意在檐下、屋角、薯窖里堆积如山。那段岁月,也定格了我童年的几个剪影。

放牛的间隙,常有一个单膝跪地,用指头从地之一角刨出红薯,然后在石头上轻轻砸破薯皮,剥皮而啖的少年。那就是我,一个地里蹦出的红薯。

喜欢在某个寒冷的日子里,揭开薯窖的木板。父亲粗大的手将我放进窖封着温饱的巢穴。我便双膝跪在红薯上,捡满一篮,挂好钩子,帮大人提上去;

碰上较好的太阳,便会帮着母亲,在大石板上晒、收地瓜干。不知不觉间,我常匍匐于生活的甜条之间,顶礼膜拜。

只是,那时我还不知这些跪的姿势背后,有一层深意。后来,从一些典故里,我慢慢懂了:原来红薯是苦难岁月里唯一的饥饿的反义词,是足以和娘亲相比的存在。

家乡的地名叫“山斗”,就是“山角斗落”之意,是湖南在张家界之外的又一“盲肠”。外乡人形容吾乡,就是七个字:弯弯红薯弯弯路。可在三年困难时期,正是因为弯弯红薯,使之成了逃荒者的向往之地。当时,有不少从弯弯路走进来的女子,就是以吃一顿饱红薯为条件,嫁在了山里。这种例子,我们村就有好几个。不但红薯能充饥,在挖蕨根、寻野菜的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薯藤也是饱肚子的最好食物。当年,二伯家的一楼经年的薯藤,救活了多少频死者的性命啊!据说,红薯地还曾成为过贫穷日子最后一道屏障。成堆的红薯与薯藤吃完后,人们还可以拿起耙头,从地里挖掘遗忘的收成,经冬的残余红薯根,隐伏成生的希望、生的信念。

红薯,以一种沉甸甸的姿态,果了那个时代的腹。

由于幸运,我仅仅尝到了苦难的尾声。上学的日子里,从被窝里爬起,带上一个烤红薯或抓一把薯片,便可以出发。当我终于走出大山时,行囊里有了风干的口粮,负笈的理想便底气十足。有一些豪气,还充盈到了我年少时的对联故事里。高中时有一个语文老师曾出联考同学们:“墨黑一砣白炭”。记得我对的是“雪白两个红薯”。老师在赞赏之余,顺便出了一“红薯联”给我对:“无米常啃生红薯”。我应了“有酒时作太白歌”,老师很是高兴。

最好吃的一种红薯,叫黄心红薯。哪怕是后来上了大学,正是它,在异乡给了我着色的睡眠,甜而粉的梦。我喜欢于校园的夜半跪立于床头,伸手往包裹里搜索,喜欢看着薯片上薄薄淡淡的一层白,想起岁月的风霜。

而今,我这个母亲藤上结下的一点真实,彻底流落到了都市。每每看到街头的烤红薯摊,思念便会长成长长的藤,依然有着连接土地的韧性。吮它成长,我一生的精神不再饥饿;吃它长大,我逆境的日子丝丝微甜。

有谁如我,对红薯、对母亲怀着心灵的跪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