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建昌陵招致民怨沸腾，而且建昌陵是淳于长的敌对势力实施的，淳于长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停建昌陵，已迁往新邑的民户各还故乡。这一主张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也得到了成帝的赞成。这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淳于长反对建昌陵也不是出于什么光明正大的目的，所以当时也就很快过去了。如今要给淳于长晋爵，成帝认为可以在这件事上做做文章。于是，成帝旧事重提，下诏大大称赞了淳于长一番。说他“首建至策，民以康宁”，以此为由头，封淳于长为关内侯。关内侯是当时二十等爵的第十九级，仅次于彻侯，封有食邑若干户，有按规定产数征收租税的特权，地位显赫，非一般官吏可比。仅隔几年，成帝又封淳于长为定陵侯，享有封国。淳于长无功受此显爵，真是恩典非常。从此，淳于长得皇帝的重用，成为皇帝身边少数几个宠臣之一。
三
成帝时的诸王、列侯、外戚、公卿们，凭借权势，动用各种手段，拼命聚敛财富，竞相奢侈享受。
贵族公卿的权势像催化剂一样，使淳于长内心深处的贪欲急剧地膨胀起来。
如果说此前他还贪迹不显的话，那是因为他少权乏势，贪赃对他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而现在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既是侯爵，又是宠臣，他可以为所欲为了。
淳于长利用自己是皇帝宠臣的身份，广泛结交诸侯和各地牧、守，这一“礼贤下士”的举动当然是大获成功。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的一时喜怒，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升迁降黜，甚至生死存亡。多少人就是未摸准这一点往往动辄获咎，言出祸随，甚至落得身首异处、全族被诛的悲惨下场。一些诸候及地方官为了升官；也必须投皇帝之所好，因此，及时地了解皇帝的好恶和意图，就非常重要了。其次，朝中的政治风云极为复杂，瞬息万变，远离朝廷的地方官甚至一些诸侯为了不致于糊里糊涂卷进政治旋涡，也极需随时掌握朝中的形势和风向。更重要的是，地方官要升迁，就需要有人经常在皇帝面前美言和引荐……所有这一切，都非皇帝的宠臣所不能。而淳于长正具备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淳于长也把自己的权势视为待价而沽的“奇货”。你给多少贿赂，我就给你多少消息，办多少事情。一些诸侯和地方牧守为了各自的目的，大肆贿赂淳于长。淳于长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所以，短短一两年里，光是地方官的贿赂加上皇帝的赏赐就数累“巨万”，使淳于长顿时成了暴发户。
尽管成了暴发户，但由于淳于长纵情声色犬马，极度铺张浪费，官员们的贿赂还是远远不够，淳于长于是想到了许废后。
许皇后因赵飞燕的诬告而被废以后，居于长定宫。许废后的姐姐许氏因其丈夫龙思侯已死，一直寡居在家。好色的淳于长竞与许氏“私通”起来，并娶其为“小妻”。许废后鉴于淳于长的权势，就通过姐姐大肆贿赂淳于长，希望他在成帝面前替自己说情，求复为捷好。淳于长立刻就认识到这是诱取贿赂的极好机会。他知道许皇后被废以后，虽无地位权势，但所藏私财一定很多，正可以乘机大捞一把。他欺骗许废后，答应她在成帝面前为其说情，并许诺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认不清淳于长抛出的这个“诱饵”，许废后信以为真，不惜一切地贿赂淳于长。而淳于长不把她的财富榨干绝不罢休。每次许氏到长定官去看妹妹，淳于长都托她带信给许废后。不是说正在等时机，就是说皇帝正在考虑。可怜的许废后把这一切都当成真的，沉浸在“左皇后”的幻想之中。她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源源不断地送给淳于长。直到许废后被彻底榨干，淳于长还不罢休，还要写信调戏许废后。据史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淳于长诱骗许废后的金钱乘舆饰物前后达“千余万”，他凭着这些贿赂广蓄姬妾，纵情声色，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四
贪心不足的淳于长还想继续诱骗下去，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场大祸正悄悄地逼近他。
当时在朝中辅政的是大司马、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是皇帝的舅舅。由于身体多病，王根几次上疏请求退休。而当时最有希望接替王根的就是淳于长，因为他位居九卿，又是皇太后的外侄，更是颇得成帝信任的宠臣。他自己也认为自己代替王根辅政，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淳于长哪里知道，还有一个人早就觊觎着这个位置想取而代之了，他就是王莽。王莽当时是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与淳于长是表兄弟。虽说王莽的父亲早死，他此时还没有崭露头角，但其有利条件也不少。太后王政君是他的姑母，王根是他的伯父。王根生病时，王莽精心服侍，大得伯父欢心。而且，王莽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生活节俭，礼贤下士，颇得朝廷上下的好感。王莽也知道，淳于长是自己辅政的最大绊脚石，不除掉淳于长，自己就难以辅政。他对于淳于长的种种劣迹早已了然于胸，此时不用更待何时。有一次，他在侍奉王根时，试探着对伯父说：“淳于长见到将军久病不起，心中十分欢喜，自以为一定会取代你而辅政，以至于暗里还给人封官许愿呢！”同时，王莽还把淳于长如何同许氏私通，如何长期接受许废后的贿赂等等劣迹向王根和盘托出。王根听后大吃一惊，问道：“既如此，为何不早说呢？”王莽说：“不知将军的意图，故一直不敢说。”王根要王莽赶快将此事报告太后。太后听后十分震怒，吩咐立刻报告皇帝。成帝将信将疑，但是迫于太后的压力，只好免去淳于长的官职而不治罪，要他离开京师回到封国去。
一场风波似乎就这么过去了，平息了，在别人看来，这种处罚也许是太轻了，但在淳于长看来，却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免官就国，意味着昔日的权势随之失去了，而这权势正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如今“大树”倒了，财路断了，这对浑身浸透着贪欲的淳于长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他要作最后的努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他始料不及的是，自己最后的挣扎，恰恰弄巧成拙，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厄运的使者是王融，也就是王立的儿子，而淳于长则是王立的表弟。王立也是一位侯爵，却没有地位，在资格以及能力上，他自以为应该是当朝宰相，可是偏偏被王根夺了去。他认为这全是淳于长捣的鬼，是淳于长在皇帝面前说了坏话，因而对淳于长恨之入骨。淳于长被免官就国，王立自然幸灾乐祸。当淳于长收拾行李准备回封地时，王立趁火打劫来了。他派王融去问淳于长能不能把“车骑”送给他。车骑，顾名思义，有车有马，车上装着金钱珠宝，车下围着卫士。淳于长既然被贬回他的封邑，这些抖威风的东西自然也就用不着。他灵机一动，不仅满口答应，双手奉送，还另外奉送一批稀世的珠宝，拜托王融帮忙。王融大喜过望，回去后说服父亲王立，代淳于长向皇帝说情。
王立本来就是个老糊涂，而且他也确实想要这“车骑”，就向成帝上了一份奏章，建议免除淳于长的放逐。奏章上说：“对于淳于长，你既然回念到太后的亲情，不加处罚，如果仍然赶他回到封邑，同样使太后伤心，不如准他留在长安，戴罪立功。”成帝看到奏章，大感疑惑，王立竞为昔日冤家说情，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下令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任何内幕都禁不住调查，不久真相大白，王立做贼心虚，竞逼令自己的儿子自杀灭口。这样一来，成帝更觉其中必有大奸，下令逮捕淳于长，下狱追究。淳于长在案发之时，就知道大事不好，不但难留长安，恐怕还有更大危险，立即束装出逃，但刚走到洛阳就被逮捕，国人洛阳监狱。洛阳司法官得到的指令是“穷治”，也就是刨根问底，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淳于长终于全部承认自己“戏侮长定宫(指许皇后)，谋立左皇后”的罪行。按照汉朝法律，这是大逆之罪。成帝可以忍受官场贿赂，却怎么也不会容忍他的妻子被人戏弄。他立即下诏，处死淳于长。于是，淳于长在洛阳监狱中被绞死，家属被放逐到两千公里以外，地处南方荒蛮地区的合浦(今广东省合浦县)。一个大贪官就这样落了个身败名裂、妻离子散的下场。
综观淳于长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在政治舞台上混迹十余年，于国于民毫无建树。他的人生轨迹连接起来可以概括成一个字：贪。为贪而生，为贪而死。这种人占据汉朝要职，无疑使汉朝更加迅速地腐败、黑暗地更加迅速地衰落下去。
正是在成帝对淳于长大见信用、淳于长大受贿赂之际，“民众久困，连年流离”，枕席于道。大批饥民饿死，尸体被野狗所食，甚至人吃人的情形也比比可见。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永始三年(前14年)十一月，陈留郡尉氏县一伙百姓组织暴动，他们杀死陈留太守，劫掠官府、富户。同年十二月，山阳郡官营铁场的手工工人二百二十人又奋起反抗。攻杀长吏，抢走兵库武器。这支起义队伍横扫十九个郡国，杀死东郡太守、汝南都尉，震动了西汉王朝。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起义当然都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结果。而政治腐败的原因之一不能不与包括淳于长在内的一大批贪官污吏把持朝政有关。他们的出现对西汉政治的影响。就好比在本已开始肿胀的脓包上添上酵母一样，更加快了它的溃烂。因此，西汉王朝这座大厦的倾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被淳于长之类的“蛀虫”蛀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