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大量记载政治活动，系统地对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以及民族、地域、风俗习惯、文物、艺术、宗教等内容作了记述，全面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本来面貌和当时的全部文化成果。以司马迁与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相提并论；殊不知希氏所着之九卷历史，仅叙希波战争，兼及埃及和西亚等地的地理、风俗，虽说描写生动、文采可观，但其书的组织体系、记事方法和范围，若与《史记》130篇煌煌巨制之纪传体通史相比，不免逊色很多中国古代史籍之丰富曾使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叹为观止，他认为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与之匹敌的。史圣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使我国史籍得以丰富而名列世界之冠。司马迁与《史记》，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司马迁《史记》一书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写成。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文化环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2年战胜项羽，做了皇帝，国号汉。他初都洛阳，不久即定都长安，史称西汉。西汉初年，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连年战乱，人民大量地死伤流亡。名都大城的人口锐减，比着战前只有十分之二三。老百姓家里毫无积蓄。皇帝想要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拉车，都办不到。丞相和将军当时只好乘坐牛车。面对社会经济凋敝的严酷现实，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种种有力措施，使社会经济日趋繁荣。
武帝公元前101年即位。武帝初年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显着的变化。在农业发展的带动下，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的情况，“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也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刘邦在楚汉之争时，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以最大限度地孤立项羽，采取了分封异姓王的办法，承认割据势力的存在。在战胜项羽之后，刘邦便断然消灭了异姓诸侯王，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批分封同姓诸侯王，想借此藩屏汉室，以保证刘氏政权的长治久安。文帝时，梁王太傅贾谊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认为当时形势有“可为痛苦者一”的，便是诸侯王强大难制。对此他感到痛心疾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按照贾谊的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以削弱大诸侯王国急剧膨胀的势力。景帝时，野心勃勃的吴王刘濞以铸钱、煮盐谋利，“国用富饶”，他“修兵革，聚谷食”，不断扩充势力，景帝迫不得已，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削藩”的建议，而遭到各诸侯王的坚决抵制，他们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叛乱，这就是西汉历史上所谓的“吴楚七国之乱”。经过3个月的决战，七国叛乱被平定下去，西汉集权得以巩固。继景帝“削藩”之后，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又接受了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国土分给子弟为列侯，使封国由大变小，削弱诸侯的势力。以种种严厉的办法，削夺侯国封君的爵位。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武帝采取了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做到“不诛而害除”。还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大权独揽，成为一个真正统治的皇帝。汉武帝凭借汉初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对内多所建树，对外连年用兵。改变了汉初对匈奴和亲的政策，诉诸武力征伐。经过多次战争，汉军屡战屡胜，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南下，出现了“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基本上解决了北方匈奴边患的问题。武帝又向四面八方开疆拓土，征闽越，通西南夷，讨朝鲜，并探险西域，大大扩展了西汉的势力。这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大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国内各民族地位平等，树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概念，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司马迁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察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遗闻轶事，对《史记》成书的帮助之大。
汉武帝为了巩固政权，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官用人制度，即“察举”和“征召”之制，不拘一格地选拔和重用人才。因此“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史书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轼，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人才之盛。西汉在武帝时期走上了它的盛世。二、司马迁不仅生活在一个人才济济，群星灿烂的伟大时代，还处在一个文化气息和学术精神十分浓郁的社会。
汉文化是自周、秦的古典文化，经学者们的研究，几乎一致认为，楚文化和齐学远比周、秦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大。汉文化在语言、风俗习惯、歌舞、漆画艺术诸方面承继楚文化处都是十分显着的。楚文化是浪漫的。正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文化，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齐学对汉文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西汉的经学多半是齐学。解《春秋》的《公羊传》属齐学。传《易》的田何、杨何都是齐人。传《尚书》的济南伏生生活在齐地。《诗》之中，大师有辕固生，也是齐人，而且“诸齐人以《诗》显贵”。其次，西汉最盛的学术是黄、老，而黄、老也是齐学。史载：“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于齐，称贤师。”又载：“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以上均见《史记·乐毅列传》）可见齐是黄、老之学的大本营。不但汉高祖时代的张良、陈平、曹参这些谋臣是“黄老派”人物，连景帝母亲窦太后，以及武帝时敢谏直言的汲黯，好推举人才的郑当时，还有四叔、直不疑、邓章，王生等，都是崇尚黄、老之学的。复次，西汉的宗教更是齐学。西汉多方士，而方士又大多是齐人。例如汉武帝时着名的方士就有少翁、栾大、公孙卿、丁公等，都为齐人。终始五德之运的学说也是始于齐人驺衍的。再说在汉代所崇敬的一些地方神中有大部分是齐神，如《史记·封禅书》所谓八神之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畦；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索隐》：顾氏案《地理志》，东莱曲成有参山，即此三山。）五曰阳主，祠芝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集解》韦昭曰：‘成山在东莱。’），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玡。琅玡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这就是齐人的宗教体系。这一宗教恰恰统一着汉人的信仰。这也可以说是齐学的又一表现形式。
由于汉武帝时期中外之间友好往来日趋频繁，人们的视野扩大了，许多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风俗便介绍进来了。仅以《史记·大宛列传》所记的异国情调为例，“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这种雕刻人像的钱币，横行的文字，在那时的人看来，肯定是十分新鲜的。又有：“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眩”就是魔术，所谓吞刀吐火一类的戏法，这又令汉人惊讶不已。还有，“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宿，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这些奇异的风俗，令当时的汉人目不暇接，尤其是尊重女权的风俗，与中国人的男尊女卑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西汉初期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为司马迁继承传统文化大开方便之门，为他《史记》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律”，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了武帝时代，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到了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又纠集门下学者编集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首先开始了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学术研究；接着董仲舒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道、法诸家以治《公羊春秋》；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以道家为基础，全面研究先秦诸子，写出了气势磅礴的《论六家要旨》。这一切都标志着一个对先秦文化进行全面总结和系统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司马迁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学术空气的熏染下，要写一部巨大的历史着作，如实记录从古至今社会发展的全貌，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作为当时社会的镜鉴，以起到补敝起废的作用，这是十分符合思维逻辑的。这一举措与西汉统治者的需要正好不谋而合。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司马迁适应时代的需要，担负起这“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写出《史记》这部历史名着。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这部被班固誉之为“善序事理，辨而不毕，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实录”（《汉书·司马迁传》），除上述种种文化因素外，还有两个因素的影响似亦不应忽略，这就是汉初思想家对司马迁的启迪和汉时文学作品对《史记》的影响。汉初思想家与司马迁生活在同一个朝代，他们的论着及主张更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性，对司马迁的影响更不可低估。比如西汉前期各家政论文的一个显着特色，就是重视总结秦亡的教训，为巩固新兴的汉王朝的统治服务，这也是《史记》一书所要表述的一项重要内容。司马迁受陆贾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清楚的，陆贾是刘邦的谋士，在和刘邦讨论历代兴亡的原因时，他不同意刘邦一味崇尚武力的“马上治之”的观点，提出了“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思想，受到刘邦的重视，命他“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着《新语》12篇。他在《新语·辅政》中说：“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在《新语·道基》中说：“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他是反对暴政而主张德政的。司马迁在陆贾传的“太史公曰”中说：“余读陆生的《新语书》十二篇”，证明他是读过《新语》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政论文章。贾谊在该文中，对秦王朝的得失成败做出了极为精辟的分析。司马迁十分欣赏贾谊的政治观点与史学思想，他才把《过秦论》直接附在《陈涉世家》后面作论赞。司马迁曾师从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受其思想影响。司马迁至于晁错、贾山等人的言论和着述，无论是总结历史教训还是加强中央集权方面都是赞同，并且加以继承。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经常以秦喻汉，告诫统治者不要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史记》实际上就是为维护汉王朝长治久安而作的一部《治安策》。司马迁在书中，充分肯定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把这次秦末大起义和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等量齐观，和孔子写《春秋》成“素王之业”，“为一代之法”相提并论，这除了他本身的远见卓识外，明显的是受了汉初思想家们的影响。
《史记》一书，从文章风格上说，汉初的散文上继战国散文放言无惮的特点，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史记》中的文章显然有这种特点。司马迁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也是毫无顾忌，笔锋所向，淋漓尽致，如借汲黯的话讽刺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正如宋人李麋在《师友读书记》中指出的：“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指司马迁为了匡时救弊，敢于直揭龙鳞，刺中时王的痛处，这需要何等的气魄与胆量！《史记》之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着称。
《史记》从表现手法上来看，一些篇章具有汉代辞赋的特色。从汉初开始，辞赋的创作便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司马迁就长于写赋。所以《史记·目者列传》从形式到语言，明显带有赋的色彩。西汉初期的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史记》这部举世闻名的文化巨着的问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三、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繁荣，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是农民经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以后重新走上流亡道路。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有识之士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所说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武帝时期虽称盛世，豪党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于乡曲”的现象，却比以前更为严重。官僚地主无不“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余财，出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局面。贫困破产的农民卖委鬻子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铤而走险，举行起义，“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当时的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
随着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势力的急剧加强，汉初的黄、老“无为”思想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汉武帝，寻找新的思想以取而代之“温情脉脉”的黄老之学。于是一种为维护统治者专制独裁，为禁锢人民思想的严厉措施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汉武帝大力推行的由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对策是针对汉初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而采取的。董仲舒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