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各种礼仪活动很多。在举行对神的祭祀活动和大型宴会时，人们往往以《诗》来配合礼节的进行，增加悲伤或欢乐的程度和气氛。讽谏的诗大多是陈述人民的困苦与不满，统治者派人搜集起来以观民风，作为借鉴。赋诗则是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尤其是在诸侯会盟或聘问时，往往以诗明志，借以表达各自的心思和意图。《左传》上记载各国君臣赋诗引诗共达251次之多。当时的士大夫如果不能赋诗，就要被人瞧不起。例如有一次，宋国的大夫华定被派出使鲁国聘问，为新立的宋元公通好。鲁国设享礼招待他，为他赋《蓼萧》（《诗叫。雅》中的一章），他不知道，又不赋诗回答。昭子（鲁大夫叔孙姥）说：“他必然会逃亡。诗中所说宴会的笑语不怀念，宠信和光耀不宣扬，美好的德行不知道，共同的福禄不接受，他将怎么能终于其位？”（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华定因为不能赋《诗》回答，受到鲁人的嘲笑，丢尽了面子。由此可见学《诗》的重要性。孔子强调学《诗》，目的也是为了从政：“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这是说，学了《诗》，就要能灵活地应用，如果只会死记硬背，而不能利用它来处理政事，办外交时又不能据以应对，那么，《诗》背诵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这是说学《诗》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孔门弟子中善于外交活动的子贡，能言善辩，就是得益于《诗》的学习，并因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孔子特别看重诗教。他对弟子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这可以说是对《诗》教重要意义的最精辟的论述。可以兴，是说诗运用形象帮助人们认识事理、陶冶感情、振奋精神；可以观，是说从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考察政教得失；可以群，是说诗能交流思想感情，促进人们团结；可以怨，是说人们借助于诗可以批评时政，讽谏国君。诗的这些功能可以达到“事父”、“事君”即齐家治国的目的。此外，在学《诗》过程中，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从中了解更多的自然知识。孔子的这种诗学观，充分肯定了《诗》反映并影响生活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书》是孔子的历史课和政治课的教材。当时的《书》还没有统一的本子，仅以时代分编而散存于世，如《夏书》、《商书》、《周书》等。其内容主要是春秋以前的历代政治文献和社会传说。春秋时期，一些贵族人士在评论时事或讲述自己的意见时，多称引《夏书》、《商书》、《周书》的词句，作为言论的理论根据。这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已开始注意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吸取政治经验和思想营养。据《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晋国有桩关于争田的官司多年没有结案，后来叔向引用了《夏书》中关于“皋陶之刑”的法律依据，才了结了这桩官司。孔子以《书》设教，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要求。他的《书》教原则是“疏通致远”，即通过对历史的深刻了解，以探知古往今来。他和他的弟子们经常祖述尧、舜，称道文、武，就是要从历史中寻找借鉴。《论语》一书中记录了孔子三次引《书》，都是以古喻今，讲解如何从政、做人的道理。
《礼》孔子用以为教材的《礼》，主要是指周礼。周人的礼则、礼仪特别丰富，据说具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的规模。孔子认为礼的作用十分重大，他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这就是说，礼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礼，就无法敬礼天地之神；没有礼，就不能把人分为君臣上下的不同阶级；没有礼，就不能分别家族、亲戚的亲疏远近。孔子所讲的礼，是以仁为其思想基础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广（《八佾》）意思是说，不仁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礼和乐的。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就是说，没有仁的思想内容，光有玉帛、钟鼓等礼的形式，是不能叫作礼的。孔子讲礼，并不计较于细节，着重要求弟子们掌握礼的本质精神。他常对门人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又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记·檀弓上》）这些话讲的都是强调人的伦理情感的实在性，只要感情真挚，“礼不足”也无关紧要了。例如，有一次，子路感叹自己家境贫寒，父母在世时没有好好供养；他们死了，又没有好好安葬。孔子对他说：尽管是吃豆粥、喝清水，只要能使老人家心里快乐，这就是孝；父母死后，仅用衣被把他们的形体掩盖起来，入殓后就下葬，没有棺停，只要这样做是根据自己的实际财力，就算是礼。（见《礼记·檀弓下》）总之，在孔子看来，礼的本质是主敬，这是最重要的，至于礼仪方面的某些具体规定可视环境不同和财力状况而斟酌取舍。孔子进行的礼教，重在实践。礼是立身处世的行动准则，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并要求弟子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乐》孔子把《乐》作为知识教育中的一项重要教材，因为他的诗教、礼教和乐教是融为一体的，不可分割。孔子十分重视音乐陶冶情性的审美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诗教、礼教的影响。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又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原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在孔子看来，立志而后学诗，学诗而后知礼，知礼以后才能从音乐的启迪中去自觉地陶冶性情。孔子把乐教作为完成诗、礼教育的必要手段。只有在音乐的陶冶下，诗和礼的内容才能转化为人的自觉要求，进入完美的自由境界。孔子的乐教不同于以往歌舞教程中的一般知识性传授，而是一种更深入与诗、礼密切结合的审美教育。孔子把《乐》作为教材，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以乐治国”。这是因为乐可以“和民力”，能“移风易俗”，而且“审乐可以知政”（《礼记·乐记》）。乐教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从政服务的。
《易》即《周易》，是一部讲阴阳八卦的占卜之书，内容十分庞杂，在鲁国保存得比较完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把串编竹简的牛皮绳都磨断了三次，可见他曾下苦功深入研究过《易》。孔子在研究《易》的过程中，吸取并发挥了其中的哲学思想，并用来教育弟子。例如，《论语·子路》载孔子引《易·恒卦》的交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能持之以恒做事的人，终有一天会招致羞耻。孔子接着解释说：“不占而已矣。”意即“这话的意思是叫无恒心的人不必去占卦罢了”。孔子用《易》的哲学思想教育弟子做事要有恒心。
《春秋》孔子作为教材的《春秋》，原是各国的编年史。当时有“百国春秋”，即各诸侯国的“史记”，内容无非是国家政绩、兴废的记载。由于“百国春秋”卷帙浩繁，材料繁杂，孔子便以鲁国的“史记”——《鲁春秋》为蓝本，将各国“史记”中的主要大事统于一体，先作为教材用，后来才整理成传本。《春秋》中包含了孔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定名分，寓褒贬，微言大义，是孔子对弟子们进行历史和政治教育的自编教材。
春秋时期“射”和“御”这两项活动却始终贯穿于孔子的教学体育锻炼活动中。孔子对射箭和驾驭马车是非常内行的，弟子们大都继承了他善射的传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司马迁曾亲临考察，观孔子乡射之风。清代学者颜元对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曾作出过客观的评价，说：“孔门司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孔子还经常带领弟子们进行爬山、郊游、游泳等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性情。孔子喜欢爬山，“登泰山而小天下”，至今泰山顶上还留有孔子登临处的遗迹。曲阜城南垣东门外三里处有一座舞雩台，濒临沂水，是孔子及其弟子常去郊游的地方。此处本为鲁国祭天祈雨的祭坛。雩，是祈雨的祭名。祈雨时，命女巫舞蹈，故名舞雩，其遗址至今尚存。《论语·颜渊》记载樊迟曾从孔子“游于舞雩之下”。《论语·先进》记载孔子的另一位弟子曾皙说：“春末时节，身穿春服。我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和六七个十几岁的孩子，到沂水里洗澡，登上舞雩台吹风，然后大家一路唱歌，一路回家。”孔子听后，十分赞赏曾皙的做法。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身高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吕氏春秋·慎大》说：“孔子之劲，举国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春秋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比现在短，孔子活到73岁，算是高寿了。这与他注意身体的锻炼有关。
美育陶冶
孔子重视美育教育陶冶，表现在他要求弟子们向往、追求美好的事物，如说君子要“成人之美”（《颜渊》），要“尊五美”（《尧曰》）。“五美”指“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以“五美”之一的“威而不猛”为例，孔子的解释是：“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就是说，衣冠整洁，举止庄重，使人产生敬重之心而又不以势压人。孔子所注重的美育，包括“文”与“质”两个方面，就是他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这是因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卫国大夫棘成子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问道：“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便够了，要那些文采（指仪节、形式）干什么？”子贡回答他说：“本质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假若把虎豹和犬羊两类兽皮拔去有文采的毛，那这两类皮革就很少区别了。”（《颜渊》）可见，所谓的“文”与“质”，具体指的是礼乐修养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孔子关于美的标准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他称赞《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是因为这种音乐表现了虞舜谦让平和的美德，可以熏陶人的性情。例如他的诗教是结合语言美的，他倡导的“尊五美”是指行为美的，他提出的“智、仁、勇”是结合心灵美的，他主张的“席不正不坐”是结合环境美的。孔子把美育教育贯穿于全部的教学过程之中，使他的教学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培养出有道德、有文化、体格健壮全面发展的人才。
孔子根据“‘有教无类”办学方针招收学生，是出身各异、年龄不等、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求学目的也不尽相同。孔子的培养目标即通过加强道德修养，丰富文化知识，注重体育锻炼，陶冶美好情操等全面发展的教学内容，把弟子们个个都培养成为治世的能人——君子。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除少数地方外，多指居家处国和社会交往中表现出高尚德行的人。《论语》一书言及“君子”者多达107次可见孔子对君子人格的重视。孔子认为具备以下道德品质的人才能成为君子：
一，修己以安百姓。有一次子路问老师怎样才算得上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使自己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子路道：“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一些人生活安乐。”子路道：“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安乐。修养自己来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安乐，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见《论语·宪问》）孔子所说的君子，要具备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对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对外，要为百姓做贡献、谋利益。为了突出君子这一高尚品格，孔子在谈话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相比，借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君子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小人则是缺乏道德修养的人。如说：“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田土；君子关心法度，小人关心恩惠。”（《里仁》）“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同上）“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利。”（《宪问》）“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卫灵公》）君子关心的是道德、法度，小人关心的是田土、物质利益。君子懂得道义，小人只懂利害。君子向上通往仁义，小人向下通往财利。君子严格要求自己，小人苛刻要求别人。除此以外，君子小人还有一系列差别，如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两》）就是说，君子无忧无惧，胸怀开朗，充满必胜的信心和勇气，而小人则经常局促忧愁，萎靡不振。说明君子与小人在道德上截然不同。孔子谆谆告诫弟子：“女（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雍也》）
本来，君子指统治者，小人指被统治者。孔子把这两个概念加以改造，以君子代表有道德修养的人，以小人代表没有道德修养的人。
孔子把“修己以安百姓”这种加强主观修养和实现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的做法比作射箭，说：“射有似君子，失清正鹄（靶心），反求诸其身。”（《学而》）射箭没有射中目标，应该回头检查主观方面的原因。言外之意是，找出主观原因后，便要纠正失误，为的是射中目标。孔子对内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就完全体现为对外的经世致用、治国安民了。他赋予君子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行，说：“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以爱人为怀的君子，就是要学习正道，以天下为己任，匡世救民。
二，慎言敏行。孔子认为君子要说到做到，言行统一。他说：
君子言语要谨慎迟钝，工作要勤劳敏捷。（《里仁》）
（君子）对工作要勤劳敏捷，说话却要谨慎。（《学而》）
（君子）说的话，一定要行得通。（《子路》）
（君子）对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为政》）
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宪问》）
都表现了孔子要求君子要具有重行、务实、谦谨的作风。
三，通权达变。孔子认为君子在道德上既应具有原则性，又应具有灵活性，这是君子与一般人的重要区别。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学、适道、立、权代表道德修养的四种不同境界。其他人因为缺乏仁的观念，只能属于有所立但不能权的境界，而君子具备智仁勇三达德，便属于既有所立且能权的境界。“权”指的是灵活性。权的本义是秤锤。秤锤必须随时移动，然后才能与所称量的物品重量相平衡。光懂得原则性，不懂得灵活性，是处理不好事情的。实际上，懂得权就是懂得辩证法，不僵死硬化。孔子所赞扬的卫国大夫蘧伯玉就是一个懂得权的君子。在孔子看来，“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就是说，为了行义，君子本应出来做官。但究竟是否出来做官，要依据政治形势，灵活掌握。《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好一个刚直不屈的史鱼！政治清明像箭一样直，政治黑暗也像箭一样直。好一个君子遽伯王！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可以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史鱼，是卫国的大夫，他为人耿直，曾多次劝告卫灵公进用蘧伯玉，斥退佞臣弥子暇。卫灵公却置若罔闻。史鱼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不要“治丧正室”，以此劝告卫灵公应举贤任能而贬退不肖之徒，古人称这种做法为“尸谏”（见《韩诗外传》卷七）。尽管如此，但在孔子看来，史鱼只能算是一个“刚直”的人，而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君子，因为他不懂得通权达变，而只有像遽伯王那样，“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才称得上是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