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童贯出使归来后，更有了政治资本，声威越来越大。不但独揽了兵权，而且对朝廷的各种决策，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他又请求宋徽宗对西夏用兵。同年二月，徽宗欣然同意，任命他为陕西经略使，统领陕西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军兵，主持对西夏用兵的全权。童贯本人并无军事指挥才能，在幕僚们的策划下，他仍沿用宋神宗以来对夏作战“出塞进筑”的方略，以大兵团的力量为掩护，步步为营，节节进逼，每推进数里或数十里，便就地修城筑寨，作为下一步推进的基地，以此缓慢地向前蚕食。童贯于次年正月派熙河经略使刘法率步兵骑兵共十五万人，从湟州出兵；又派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统兵五万，从会州出发；他自己率中军驻兰州，作为两路的声援，以大举攻夏。刘仲武军西进至清水河，修筑城寨，留兵戍守。刘法军北进到古骨龙城(今青海门源朱固寺东南)，与西夏右厢军发生激战，歼灭夏军三千余人，宋军获胜。
童贯在同年九月，又命令王厚、刘仲武率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军队进攻西夏臧底河城，遭到惨败，士兵战死了一半。童贯唯恐朝廷给他处分，竟对战况隐匿而不上报。宋军失利后，西夏调大军乘胜攻掠萧关一带，大肆抢劫蹂躏一番，扬长而去。为报此仇，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正月，童贯改命刘法、刘仲武统率熙河、秦凤路精兵十万人，围攻西夏的仁多泉城。北宋以优势兵力昼夜猛攻，西夏守城士兵寡不敌众，又无援兵，最后力竭投降。童贯为了泄愤，竟令士兵入城屠杀西夏降卒和城中丁壮。渭州宋将种师道同时率军攻克了臧底河城。童贯将宋军获胜的消息送到开封，宋徽宗马上任命童贯担任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童贯自掌握军政大权后，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他不惜在西北边境穷兵黩武，滥杀无辜。宋夏屡屡交锋，战场上难免有胜有负，童贯从未因战败而受到责罚，童贯的奥妙，就是最会谎报战功。失败能说成大胜，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是他的拿手好戏。
童贯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月，又一次决定大举出兵攻夏，他派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军攻朔方(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刘法根据当时前线的形势，认为不宜出兵。可童贯好大喜功，一心想打胜仗，“建功立业”，好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便全然不顾实际军情，强令刘法出兵。他威逼刘法说：“当年你在京城时，曾亲自接受皇帝命令，你说自己一定能取胜，现在怎么又不想出兵？到底是什么原因？”刘法被逼无奈，只好领兵两万勉强出征。刘法率军前进到统安城时，被西夏国王的弟弟察哥领大军包围。察哥亲率步卒骑兵列为三阵，在正面迎击宋军，另派精骑登山绕到宋军大队的背后，前后夹击。宋军由于突遭伏击，仓促应战，形势十分不利。刘法虽然临危不乱，指挥士卒与敌人浴血奋战，但是众寡不敌。前军杨惟忠部溃败，冲乱了中军阵营；后军焦安节部也败入左军。从清早一直大战到晚上，宋军士兵、战马饥渴难当，死伤惨重，遂全线崩溃。当晚，刘法率残部突围，后撤七十里，到盖朱蟾时，又被夏军追上围击。刘法在第二天天亮时不幸阵亡。西夏士兵砍下刘法脑袋，献给了察哥。察哥捧着刘法的头，伤心地对左右部将说：“刘将军以前在古骨龙、仁多泉等战役中，多次打败过我，我见了他也要退避三舍。我曾称他为天生神将，骁勇难敌，想不到今天竟然被一名小卒枭了首级！他的失误就在于乘胜轻出冒险，你们以后可要吸取这个教训啊！”察哥说后，指挥大军，展开对宋军的猛烈反击。其实，察哥却不知道，刘法原本不想冒险，只是被童贯所威压，乘胜轻出，冒险出战，才轻易地送了命。
熙河经路使刘法是西北名将，不仅骁勇善战，又深通谋略，在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这一死，大大影响了军队的斗志。一时之间，军心散乱。夏军乘胜围攻震武，宋军胆怯，熙河、秦凤两路竟不敢前去增援解围。震武城设在深山峡谷中，粮草也无法接济，眼看着城就要被攻破。这时，察哥突然对手下将士解释说：“我们不攻破此城，宋军总要派兵防守，给北宋留下了一块心病，让他们耗费资财，去坚守这不毛之地无用之城吧！”随后，察哥率西夏军放弃攻城。
童贯发动这一战役，损失惨重，随意歪曲。为了掩饰败绩，居然隐瞒真相，向朝廷报告说是打了个大胜仗。文武百官许多人都知道童贯又在撒谎，但因惧怕他的权势，谁也不敢拆穿他的谎言，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向昏庸的宋徽宗表示祝贺。童贯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使他手下的军官、士卒有几百人因这次“大捷”而受到了嘉奖。
童贯在主持西北军事时，西夏的军事实力不如从前，在宋军面前已是相形见绌。童贯用“出塞进筑”的策略，终于收复了横山地区，使西夏丧失了屏障。在刘法死后不久，西夏国王央求辽国出面斡旋，夏向北宋进誓表请和，名义上归顺北宋。宋徽宗于六月正式给童贯降诏，命令全线停战。并嘉奖童贯，宋徽宗令他领枢密院事，节制九镇，晋封为太傅、泾国公。
童贯在宋夏讲和后，已是声名赫赫，权势之大，不亚于当朝宰相。就在这时，人们开始称蔡京为“公相”，梁师成为“隐相”，童贯为“媪相”。媪者，是当时对老年妇女的称呼。童贯乃刑余之人，人们讽刺他为“媪相”，意指其为“母相”，有宰相之实权。
宋徽宗在位二十来年，最宠信的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一伙，这些人权势熏天，当时人称之为“六贼”。除了这六名超级大贼之外，北宋朝廷还造就了如杨戬、高俅等这一类的次一流大贼，至于中等奸贼和小蟊贼那更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徽宗一朝，可以说是北宋末年豺狼当道、群贼肆虐，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朝代。
“六贼”之首蔡京是通过童贯的中介，爬上了宰相的高位，立即重用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变更法度，打击政敌。在蔡京的眼里，权力就是一切，为追求更大的权力，为巩固自己已获得的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友谊、亲情都可以抛之九霄云外。在他三次任相期间，箝制朝臣和排斥异己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为了权力引发的冲突，竟会使他视亲人如寇仇。早在神宗时，蔡京与他弟弟蔡卞同在朝廷任中书舍人，满朝大臣为之羡慕不已。蔡卞还乞请皇帝，允许他上朝时站班在其兄长之下，颇有敬上礼让之心。等到徽宗拜蔡京为相后，这亲兄弟却渐渐反目成仇。原来，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一直认为他丈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绝对正确的。而这时，蔡京打着绍述的旗号，所行与王安石变法大异其趣，已使蔡京有些看不惯。加上蔡京任京官比他迟，地位却在他之上，老是压他一头，使他不能当上宰相，心里就更不满了。因此，朝中商议大事，蔡卞时时故意跟哥哥蔡京唱反调。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宋徽宗想任命童贯担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蔡京一心迎合徽宗旨意，全力支持。蔡卞身为枢密院长官，却坚决反对，认为用宦官主持一方面的军事，肯定会误事。右丞张康国就以神宗用李宪的旧例为证，说明任用童贯也不为过。蔡卞却说：“神宗重用李宪，已经不是什么美事。好歹李宪还懂一点军事，童贯却对将略一窍不通，毫无所长。将来一旦用他，必会败坏边疆军事。”蔡京就在徽宗面前，马止反驳蔡卞观点，两兄弟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蔡京言辞锋利，不时还夹杂些冷嘲热讽，蔡卞实在难以忍受，提出要辞官回乡。最后，宋徽宗仍按自己的想法任命了童贯，把蔡卞降职，度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到河南府任职。
蔡氏兄弟在朝内争权，很快传为笑话。蔡京却不知羞耻，为贪恋权位，又上演了父子倾轧的丑剧。蔡京的长子叫蔡攸，字居安。他早年对端王恭敬异常，获得了端王的好感。赵佶即位后，他迅速受到宠用。蔡京首次罢相前，宋徽宗先把蔡京的死党刘爵、刘焕等贬出京城，并暗中授意御史中丞王安中上章弹劾蔡京，为罢免作准备。蔡攸这时在宫中管奏章文籍，因而提前获知此事。马上跑到徽宗跟前，磕头如小鸡啄米一般，替他父亲蔡京苦苦哀求，缓解了徽宗的不满情绪。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蔡京的三个儿子蔡像、蔡攸和蔡倚及蔡攸的儿子蔡行都在朝廷任大学士。蔡攸更加衔开府仪同三司，他妻子宋氏时常出入后宫，如走平地；他儿子蔡行领殿中监，宠信的程度不亚于其父。随着蔡攸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与其父的权力冲突也越来越明显。由于一些奸诈浮薄小人，见有机可乘，便从中故意离间。才使父子之间权势冲突加剧，相互倾轧之事不时发生。他们各立门户，在朝廷内外拉帮结派，相互攻击，亲父子逐渐变成了仇人。宋徽宗曾给蔡攸赏赐了一座宅院，蔡攸干脆搬出去，与父亲分居另住。有一天，蔡京正在家里跟客人谈话，蔡攸突然前来拜谒父亲。蔡京就让客人暂时在侧房避一会儿。蔡攸一进屋，就拿起蔡京的手，装作诊脉的样子，然后说：“父亲大人脉势舒缓，是不是身体不适啊？”蔡京说：“没有啊！”蔡攸立即接上去，说：“没有就好！宫里现在正有公事，儿子告辞！”说完，蔡攸转身而去。
来客透过门缝，看见这一切，就问蔡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令郎那是什么意思？”蔡京回答说：“先生真的看不出来吗？这小子是盼我有病好罢我的官啊！”过了几天之后，宋徽宗果然招令蔡京致仕(退休)了。
宋朝大军在北宋联金攻辽，企图收复燕云旧地。出发时，蔡京给蔡攸写诗饯行，字里行间，故意暗暗流露出不赞成此举的意思，目的就是预作后路，万一北伐失败，他可以用此诗为证替自己开脱，不顾这首诗对他儿子的前程会有什么影响。旧史曾对蔡京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蔡京为了权力，在皇帝面前专找别人错，加以攻击，以显示自己他的亲人之间，相互见利忘义，为了争权夺利，竟弄得兄弟、父子反目成仇。
蔡京只要听说皇上要罢免他，他就急忙入宫面见皇上，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万般要求，根本不知耻辱。就是这样无耻小人，长期控制着北宋的朝廷大权，蔡京的六个儿子、四个孙子同时担任执政和从官，至于其亲朋好友、徒子徒孙也是个个声势煊赫，享尽了荣华富贵。蔡京在徽宗朝代，竟然成了官场上的不倒翁。崇宁元年七月，蔡京初次任相，胡作非为了一番后，至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罢相，免为中太一宫使，仍留住京城。蔡京到次年正月，幕后稍作活动，便二次任相，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又罢相，仍为太一宫使。陈朝老、大臣石公弼、洪彦升、毛注等太学生纷纷上书，要求徽宗予以严惩蔡京，并逐其离京，但徽宗却不加理睬。由于上书攻击蔡京的人太多，徽宗只好为了平息众愤，将蔡京贬至杭州，过了一年多一点，蔡京就又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从杭州召到京城，徽宗亲自在内苑太清楼设宴款待。宋徽宗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五月，下诏令蔡京三日一次，到都堂议事；直至六年四月，仍令蔡京三天朝见一次，正公相位，总治三省之事。后来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徽宗下诏令蔡京致仕，但朝朔望。这中间，王黼曾任相数年，到六年(公元1124年)底，徽宗又令蔡京领三省事。这时的’蔡京已四次柄政，年老昏花，不能实际理事，一切全由儿子蔡绦代为处理。整个徽宗时期，蔡京屡罢屡起，“权势震赫，举朝结舌”，成为“六贼”中的头号大贼人物。
王黼字将明，开封祥符人。他长得风姿卓美，目睛如金，又能言善辩，以善佞而着称。蔡京致仕后，他曾继任宰相。徽宗由于宠信他，便在昭德坊赐他房宅，左邻就是已故门下侍郎许将的家院。王黼曾象孝敬老子一样地服侍宦官梁师成，称梁为恩府先生，便仗着梁师成的势焰，逼夺许家的房产，大白天就派了一帮恶奴，把许家的人全都赶出了家门，满京城的人都为之愤愤。宦官梁师成更是权势熏天，他掌管御书号令，徽宗喜欢用“御笔”发布命令，梁师成便专门收买了一批擅长书法的小官吏，让他们模仿宋徽宗的字体，借以假传诏旨。由于梁师成有这样的本领，王黼便父事他，蔡京父子也要处处讨好他，京城里人人都称他是“隐相”，执朝、侍从等高官，出于他门下的多得不可胜记。朱勔因他父亲朱冲的缘故，得到蔡京的特殊照顾。童贯收复湟、鄯、廓诸州时，蔡京关照童贯，把朱氏父子姓名也写在军籍中，作为有功人员上报朝廷，从而得到美官。嗣后，朱勔打一心一意主持苏杭应奉局，竭力为宋徽宗搜罗奇花异石，特别受到徽宗的宠爱。凡对朱勖奉承的人，想做什么高官都能如愿，不讨好他的人，很快就会被罢官，因此，东南一带刺史、郡守，十有八九都出自他门下，被当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另一位宦官，人称为朝廷结怨于西北叫李彦也不甘落后，他在北方的汝州设局，大肆敲诈勒索，搜括民田，遭到百姓反对。
童贯厕身其间，又成为“六贼”中的宦官之首。“六贼”当中，仅宦官就占了一半，这帮奸臣，相互勾结，势力在朝廷内外盘根错节，一般正直的官员几乎无法扳倒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这伙人又竭力在各个方面投宋徽宗之所好，助纣为虐。宋徽宗对道教神仙方术感兴趣，蔡京就为他到处引荐方士。有一次祭天时，宋徽宗突然装神弄鬼，说他好象看到了天上有楼台殿阁。蔡攸正在旁边，就煞有介事地说他也看到离地几十丈的云端确实有楼台殿阁，还有道流童子隐约出现。徽宗好道教，便讽劝道镲院上章册奉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蔡攸就说有什么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大肆奉迎。为了讨好徽宗，他们一个个丑态百出。王黼、蔡攸等人，在陪伴徽宗赴宴时，自己却身着短衫窄祷，脸上涂脂抹彩，弄得花花绿绿的，就好象市井娼妓和唱戏耍杂的一样，口里也说的是粗俗不堪入耳的淫词浪语，引诱宋徽宗。
宋徽宗和“六贼”为了粉饰太平，以掩盖他们那种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生活，便挖空了心思，引经据典为自己的无耻行径寻找美丽的借口。蔡京把《易经》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两句话加以发挥，提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口号，宣称宋朝的礼乐制度和宫室规模，都与宋徽宗君德之隆盛及国家之富强不相配，必须广建宫室，重修礼乐。蔡京又鼓动徽宗说：“陛下当享天下之奉。”蔡攸也劝说宋徽宗：“人主应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多少，岂能让它白白流逝？陛下何必徒自劳苦呢？”宋徽宗本来就是个贪玩的昏君，对此当然乐于接受。从此，宋王朝便大兴土木，制礼作乐。首先仿照夏周制度，用22万斤铜，铸造了显示皇权浩大的九鼎，又兴建有九座大殿的九成宫，用来安放九鼎。接着下令从各地搜刮大木料，每天役使万余名工匠，兴建祭祀用的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