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贤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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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屈原(1)

头戴高冠。身佩长剑,宽衣博带,行吟泽畔,这是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缓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创作的《屈子行吟图》画像。诗人崇高的理想与博爱的胸怀,从画像中的衣冠与饰物上具体地表现了出来。正如《离骚》中的诗句:“高余冠之炭发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揉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诗人戴着发发的高冠,佩着陆离的长剑,虽然生活在清与浊混淆的世界里,但是只有自己那颗明洁的心,却没有丝毫的玷污与亏损。诗人不为恶势力所屈服,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宏愿。在漫漫的长路上将做何求索?我们先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谈起。

一动荡的时代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一个风云变幻的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林立的各诸侯国,斗争十分激烈。经过厮杀与兼并,出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国并立的局面。然而七个强国的发展却不平衡。

楚国原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西周时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开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逐渐地强大了起来,兼并了附近的一些小国,扩大了领域。传至楚庄王的时候(前613~前591年)任用孙叔敖为宰,整顿内政,平定贵族叛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楚国一跃而为强国。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曾一度进军洛邑郊外,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小大轻重,表示有灭周的野心。公元前597年,楚国与晋国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晋军大败。公元前594年,楚国又出兵围宋,宋向晋告急,但晋畏楚不敢出兵,此后,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国取代晋国成为霸主。《韩非子·有度》载:“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楚庄王之后,楚国的辉煌时期也随之过去了。但仍不失为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都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一个大国。只是政治制度却比较落后,政权常操纵在腐朽的氏族贵族的手里。

战国初期,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变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早的是魏国,任用李促进行政治改革,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经济。继魏之后,楚悼王任用吴起实行变法。当时,楚国国势很弱,国内政治黑暗,阶级矛盾尖锐;北面连遭赵、韩、魏三国的侵犯,西北又受泰国的威胁。吴起认为楚国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是大臣封君的权势太重,上逼人君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废除贵族的特权,选贤任能,重振国威。具体的措施是:一、与王族血缘关系远的贵族,立即取消他们的特权。二、无功的封君子孙,传至三世即取消其爵禄。三、迁贵族到荒僻之乡垦荒。四、加强国防,选练士卒,奖励军功。这些办法,使得楚国日益强大。可惜的是坚持的时间不长,楚悼王死后,吴起就被反对变法的贵族所杀害,变法夭折,楚国也无法保持强盛的国势。

与楚国相仿,韩、齐、燕等国也都经过变法运动,在改善政治状况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都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包括最早变法的魏国在内,这些国家的变法都不彻底,所以其国势都难持续地强大下去。而七国中的秦国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秦国原是地处偏僻的雍州,今天的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国,不与中原诸侯会盟,中原各国也视之为夷翟。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平王至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以歧为中心,势力逐渐发展起来了。秦穆公时(前659~前621年)任用百里奚等人,整顿内政,发展生产,国家逐渐富强,疆土向东扩展,与晋国接壤。因有晋的阻挡,秦国不能向东发展,于是向西戎地区发展,遂灭许多西戎小国。《史记·秦本纪》记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春秋后期至战国初,秦国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农业中已经使用了铁器,较多的荒地被开垦为良田,经济和社会面貌都有进一步发展。可是,国家政权却被保守的领主贵族所控制,贵族们垄断政权,干预君位的继承,争权夺利,国君权力较小,国力也很弱。在与列国的竞争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公元前408年魏国占领秦的河西之地,不久,楚国也控制了黔中、汉中、巴等地。这时,中原各国大多进行过改革,社会有所发展,他们都对秦国有鄙视之意。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于是下令招贤。商鞅得知后由魏入秦,孝公任命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公元前359年至前350年,商鞅两次颁布变法命令。其主要的内容:一、奖励军功,禁止私斗。设爵20级,有军功者可以授爵。宗室贵族无军功者,没有爵位和特权。二、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买卖。三、奖励耕织,生产多者,可免徭役;从事工商活动及因怠惰而贫穷的,籍为官奴。四、编制户口,行“连坐”法。另外还有推行县制和统一度量衡等。

在变法的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秦孝公死后,惠王继位,旧贵族趁势反扑,商鞅被车裂处死。但是新法已经实行了20年,使百姓“家给人足”,得到人民的欢迎,所以新法得以实行下去。经过变法后的秦国,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加强了,其实力已超出其他六国。此后,秦国开始了兼并六国的行动。

楚国由于吴起变法的失败,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楚怀王的时代,政治依旧十分腐朽。王室与贵族总是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而打击迫害贤能的人。如《离骚》中所揭露的那样“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总喜欢隐人善处而扬人恶声。他们媚上压下,拼命搜括百姓。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必然是群臣互相妒忌,奸佞方谀奉承,良臣被排斥疏远,百姓离心,城池不修,既无能人又没强大的军事防御。面对强秦的进攻,总是被动挨打。

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化思想界也出现了蓬勃活跃的局面。天文学、医学、农学等科学技术有突出的成就;思想界也出现了“百家争鸣”,不同学派的诸子,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对当时的政治。学术思想展开了热烈的争辩。主要的思想家有孟轲、荀况。庄周、韩非。公孙龙、惠施、邹衍等人。进步的思想家,大都继承了春秋以来盛行的“民本”思想,他们或主张减轻赋税徭役;或主张“举贤任能”,推行贤明政治;或主张实行法治,打击旧贵族,建立封建秩序。反动的思想家,则主张恢复领主的统治,或者幻想回复到原始社会。在哲学领域则展开了朴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诡辩术的斗争。这些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把自己的思想主张,用优美的散文表达出来。他们往往采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或自己编写的寓言来说明道理。内容言之有物、非常丰富;行文多运用当时的口语,文章富有文采,人们喜闻乐见,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文学方面,由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诞生,给诗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技文化的发展,各个学派的争鸣,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思想的交流,有利于促进统一的、高度发达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巫官密切联系在一起,原始的神话传说与重卜祀相结合,形成巫官文化。然而北方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发展较快,文化的发展也突破巫官文化而步入了史官文化,怀疑天命,重视人事,讲求实际,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南方是徙迁江、汉流域的苗族,他们开化较迟,长期以来被中原各国称之为“蛮夷”。他们依然是信巫鬼,重祭祀,处于巫官文化时期。楚国则是南方文化的代表。由于对鬼神的信仰,就大量保存了富于想像的神话;由于巫风的盛行,又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这样就使楚文化与北方文化形成两个不同的体系。战国时期,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南北方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高涨时期。

屈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与文化高涨的时代里。在政治上,他主张改革,要求废除腐朽贵族的特权,选贤任能,富国强兵;在文化上,他一方面发展南方文化富于想像的浪漫特色,另一方面又接受北方文化重视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从而创作了像“楚辞”这样优秀的新兴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放出耀眼的异彩。

二王胄的家世

屈原,名平,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他的宗祖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后代便以屈为氏。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与楚王是同一始祖,这个始祖就是传说中的古帝颛顼高阳氏。屈氏为楚国三大家族屈、昭、景(合称“三闾”)之一,出过不少显赫的人物。

屈瑕曾作过莫敖,从他的事迹来看,既从事外交活动,又领兵打仗,地位应该是很高。他的后人屈重、屈到、屈建等人也都做过莫敖这个官职。《左传里还记载了屈氏家族的一个有名人物屈完。他在齐桓公统率诸侯伐楚的时候,曾代表楚国前往召陵(今河南郾师东南)议和,齐桓公却让他同自己一起乘兵车检阅诸侯的军队,并威胁他说:“以此军作战,谁能抵御;以此军攻城,何城不克。”可屈完却回答说:“君若以德义安抚诸侯,谁敢不服;若要用武力,那么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城濠,你的军队再多,也没有用处。”于是,屈完与诸侯订立了盟约,成功地完成外交使命。

战国时期,屈氏家族势力较弱。比较有名的人物有大将屈匄。史载在公元前312年,楚秦在丹阳(今河南浙川)一战,楚国大败,屈匄做了秦国的俘虏。到了屈原时,虽然还保持着贵族的身份,但经济状况已经败落了。所以他在《惜诵》中讲了“忽忘身之贱贫”的话。

据传,屈原出生在荆山南麓的夔邑,即今湖北秭归。屈原出生的日期,许多人根据《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诗推算,但因为使用的方法不同所以有几年的差异。有人推算他的生年当在公元前343年到前339年这几年中某一年正月庚寅日。最近有人推算,他的生日既要是夏历正月的朔日,又要是立春,日名还要是庚寅,这样的日子要经过一千多年才重复一次。那么,屈原是生于公元前336年,楚威王四年的正月初一。(见程嘉哲:《屈原生年之“谜”》《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尽管对屈原的生年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并不影响他主要是生活在楚怀王与楚顷襄王时期这一历史空间(公元前328~前263年),他的政治及诗歌创作的生涯,也是与这一时期楚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屈原的幼年时期,楚国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危机。大约在公元前333年,苏秦至楚,对楚威王说:“楚国的食物贵于玉,柴薪贵于桂,谒者如同鬼一样难得见到,王则如天帝一样难得见到,现在让你的臣民们吃玉烧桂,通过鬼来见天帝,国家能得到强大吗!”“大王的亲族,喜欢伤害贤人以培植私人的势力,大肆搜括百姓,使大王遭人民嫉恨。”(《战国策·楚策》)可见当时楚国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权贵专横,排挤贤良,各以私人势力互相倾轧;楚王在深宫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统治者向百姓大肆聚敛,引起人民的憎恨与仇视,国内已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了。显然,经济的衰落,政治的混乱与阶级矛盾的尖锐,使得楚国国势下降。

当时的社会矛盾有三种:一是强秦与六国之间的矛盾;一是楚、齐、魏、韩、赵、燕六国之间的矛盾;一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

面对着社会的矛盾,楚威王内心感到很恐惧。他曾答复苏秦说:“寡人自己料到,以楚抵挡秦国,是不能取胜的!内与群臣策谋,也是靠不住的。寡人是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中飘摇如高悬的旗,而无所终靠。”(《战国策》)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子怀王继位。在楚怀王在位的30年间,中国社会的形势又发生急剧的变化,各种性质的社会矛盾都尖锐化、明朗化。

屈原,因为他是楚王的同族,自幼就培养了他浓厚的宗国感情。在《离骚》开头的第一句他就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说明自己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表明了他为有这样一位始祖及其苗裔所建立起的楚国而感到自豪。所以,他一生都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三一生的求索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日益强大,并不断向东方扩张。公元前330年,秦与魏战,大胜,斩首八万,得魏割让的河西之地;同年,秦与赵战,杀赵将,占二邑;前324年,秦占魏的陕邑,前322年又占曲沃、平周;前319年,秦与韩战于(今河南陵),韩败。秦击败韩、赵、魏三国之后,还不断向东方腹地深入,从而形成对六国的严重威胁。

在这一个时期,六国之间虽也不断发生互相兼并的战争,但都感到强秦的扩展对自己的危害,于是六国诸侯就联合起来向秦反攻。在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楚、齐、魏。赵。韩、燕、宋、卫、中山等各组成联军,由楚怀王为领袖,其主力进至函谷关以攻秦。秦出兵反击,六国败退。第二年秦军又打败了韩赵联军,这次反秦的联合行动就这样失败了。此后,六国之间也时战时和。

就在以楚怀王为首联合攻秦之后,20岁左右的屈原大概就在此时开始在朝廷任职,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

青年时代的屈原,便有很大的抱负,他珍惜时间,刻苦读书,有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见识。《史记·屈原传》中讲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说他记忆力强,见多识广,懂得古今治乱的道理,而且善于辞令,很有口才。楚怀王很信任他,任命他为左徒之职,“入则与王国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看来这是一个兼管内政与外交、参与军国大事的重要职务。有人说,左徒不过是一个文学侍从,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虽是国君身边的近臣,官职却并不高。(见程嘉哲:《屈原生年之“谜”》)这不知是否符合屈原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左徒官职究竟有多高,虽难以具体的标明,但是与上官大夫同列,这就是一个尺度。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与关键。《离骚》中说:“众女嫉余之蛾眉,谣诼谓余以善淫。”是说因为自己长得美好,召来周围侍王之人的造谣诽谤。如果一个人在朝廷中根本没有地位,在国事中也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话,哪还能召来别人的嫉恨而造谣诽谤吗?显然是不会的。所以,不管左徒是个秘书也好,与大夫同列也罢,总之,他在朝廷中是起到能够影响国君、在“图议国事”中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故而引起一些小人的妒忌,这才是问题的重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