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贤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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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管仲(1)

一漂泊青年

管仲,名夷吾,字仲,溢敬,若连溢而称,则日管敬仲,齐桓公称呼他为仲父,世人尊称为管子。齐国颖上(今属安徽)人。其生年已不可确考,据推测,大约生于公元前730年,卒于公元前645年,活了85岁左右。

《国语·齐语》韦昭注日:“管夷吾,齐卿,姬姓之后。”《通志·氏族略第二》进而认为:管仲“出自周穆王”。可见,管仲原是姬周贵族出身,他的先祖曾经谱写过一段辉煌而显赫的历史。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血缘关系的疏离,其家族渐渐失去了高贵的地位。不知从哪一代起,家道开始急剧衰落,终至于降为平民阶层了。

管仲的父亲名叫管严仲,生平事迹不详。大概在管仲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便告别了人世,因此管仲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为母亲,为自己,为生存,为显达……管仲很小就步履维艰地踏上了辛酸的生活征程。据史载:早年的管仲,在谋生的道路上,养过马、经过商、当过兵、为过吏,从事过多种多样低贱的职业。而且命运对他并不公正——经商赔本、打仗败北、为吏被逐。对此,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写道:“由此观之,则管子实起于微贱,非齐贵族。而其少年之历史,实以失败挫辱充塞之。”岂止少年时期呢,管仲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一直过着贫穷困顿、颠沛流离的生活。

英雄和懦夫的区别在于对待人生和命运的不同态度:是抗争还是屈服?是退缩还是奋进?社会的纷繁复杂,人生的艰难曲折,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时代使命感的强烈呼唤,使管仲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自然引发了管仲的向上意志,坚定了管仲追求政治地位的信念。那么,怎样才能走出困顿,步人通达呢?管仲通过冷静的观察,深刻的思考,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齐僖公的诸位公子身上。

二幽囚于鲁

姜齐的第十三代国君齐僖公生有三个儿子:长子诸儿、次子纠、幼子小白。按照周礼的规定,待僖公百年之后,诸儿是法定的君位继承人。然而诸儿是一个心胸狭隘,反复无常且又少仁寡义的人,僖公担心一旦诸儿即位后,次子和幼子会遭遇不测,所以委派管仲和召忽辅佐公子纠,委派鲍叔辅佐公子小白,因为他们三人都是当时名闻齐国的俊杰之士,又是很要好的朋友,被时人誉为鼎之三足。从此,管仲就被推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公元前697年,齐僖公死了,公子诸儿被立为国君,是为齐襄公。谁知襄公无道,治国无方,结果在即位后的第十二个年头,祸起萧墙,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公孙无知杀死了。公孙无知弑君夺位,自己登上了齐国的最高权力宝座。

公孙无知也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他曾结怨于渠丘大夫雍林,而偏偏于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85年,又到渠丘游猎,结果被雍林所杀。

雍林杀死公孙无知后,便打出为国诛逆,替民讨贼的旗号,马上通知齐国的其他卿大夫们说:“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史记·齐太公世家》)

至此,由于一连串的政变和残杀,造成了齐国一时无君的局面。国不可一日无主,因而择立新君便成了当时齐国政治生活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那时可望登上君位的人选一为避难于鲁的公子纠,一为避难于莒的公子小白。纠的母亲是鲁国人,鲁国自然成为纠的强大外援,加上有管仲、召忽的辅佐,真可谓如虎添翼,因而纠居于争夺君位的优势地位。而小白自小与齐国大贵族、周天子的命卿高傒友善,得到高氏。国氏两大家族的拥戴,加上宫国、卫国作为外援和鲍叔的辅佐,因而也具备了与纠相抗衡的力量。因此,究竟鹿死谁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谋的较量,以及偶然因素所起的戏剧性作用。

公孙无知被雍林所杀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传开了,于是一场发生在公子纠与小白之间的,旨在夺取齐国君位的斗争迅即拉开了帷幕。

公元前685年夏,公子小白在鲍叔等人的簇拥下,急急忙忙地踏上了由宫返齐的大道。大约在同一时刻,鲁庄公也派兵护送公子纠踏上了回齐争位的征程。管仲毕竟智高一筹,为防止小白捷足先登,便亲率一支人马前往堵截。管仲与小白巧遇于首道,于是管仲张弓搭箭,只见小白中箭倒于车中。管仲见小白已死,火速还报鲁国。公子纠见对手已除,放下心来,军队遂放慢了行军的速度,结果6天才到达齐都临淄的城郊。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谁知管仲一箭,正中小白的带钩。这小小的金属带钩,挡住了飞来之箭,竟救了小白一命。当时,小白急中生智,假装中箭而死。这一出色的表演巧妙地瞒过了管仲,管仲真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了。等管仲离去,小白藏于温车之中,快马加鞭,直奔临淄。这时,高傒等人早已恭候临淄城下,遂把小白迎人城中,立为国君,是为齐桓公。这时,公子纠尚优哉游哉地行走在齐鲁大道上,对临淄发生的一切竟全然不知!

当公子纠的人马来到临淄城郊时,桓公早已做好了拒鲁的准备,严阵以待。公子纠不得不退回鲁国。这样,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在争位斗争中遭到了第一次失败。

同年秋,鲁国又出动大军,第二次护送公子纠回齐夺位。齐鲁两国战于乾时,结果鲁国失败。

败国无外交。乾时之战刚刚结束,齐国使者便来到了鲁国,带来了齐桓公强硬的口信:“子纠是我的兄弟,我不忍心杀他,请鲁国代我把他杀掉吧!召忽和管仲是我的仇人,我要抓到他们剁成肉酱才感快意。不然,就要围攻鲁都。”鲁庄公迫于无奈,遂杀纠于生窦之地,缚管仲、召忽于囚车,交给齐使,押往齐国了。

刚人齐境石忽便自刎而死,应该说他死得很悲壮,也很感人。然而管仲没有为公子纠殉死。因为他认为:“夷吾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夷吾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夷吾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夷吾就要活下来。活着对齐国有利,死了对齐国不利。”(见《管子·大匡》)由此可见:管仲已经摆脱了身系一人的愚忠桎梏,把眼光放得更远,胸怀展得更宽,立足点提得更高,从而呈现了一种伟大的爱国精神。

对于管仲隐忍请国一事,《管子·大匡》评价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梁启超亦认为:“管子非好为不忠于纠也。彼其审之极熟,知以纠与齐国较,纠极小而国极大;纠极轻而国极重也。管子者,齐国之公人,非公子纠之私人也。”此论甚当。

就这样,管仲满怀一腔炽热的爱国情怀,在祖国的强烈呼唤下,不羞小耻,毅然向齐都临淄走去。

三拜相于齐

齐桓公当上国君后,欲任命鲍叔为相。鲍叔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就算恩赐了。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鲍叔果真像自述的那样功不该立,德不当位,才不胜任吗?绝非如此!他的赫赫定位之功是无人能比的,当时鲁国的智者施伯曾赞叹道:“鲍叔辅佐小白,先人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人,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说到德和才,施伯称鲍叔为仁,管仲称鲍叔为君子,召忽则把自己、管仲与鲍叔之为齐国,喻为鼎之三足,鲍叔也承认自己堪当治齐之重任。尤其是在辅佐桓公争位的斗争中,鲍叔的文韬武略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然而鲍叔拥功不恃、居位不贪。他认为自己虽然有才,但才不如管仲;他认为自己虽能治齐,却不能称霸天下;他认为自己虽然有德然而德无止境;他认为自己虽然有功,然功须时时增益。他为不能佐君而苦恼,为世有佐君之人而欣慰。这人就是他的好友,旷世奇才管夷吾。他决定推荐管仲为相。有一次,鲍叔真诚地对齐桓公说:“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溪与叙牙是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为了说服桓公任用管仲,鲍叔又从五个方面加以比较,说明自己的才能不如管仲。他说:“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以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的父母。”这并不是鲍叔的自贬之词,实乃肺腑之言。管仲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但桓公还有解不开的情感疙瘩,即一箭之仇。他说:“管夷吾亲手射我,并射中了带钩,几乎要了我的命,现在竟要启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您只要赦罪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

桓公的顾虑消除了。他派人到鲁国要回管仲,名欲杀之,实则用之。所以当管仲到了堂阜之地时,就被除去了桎桔。随行人又为管仲沐浴了三次,用香料涂抹了三遍身体,最后还为他举行了消灾仪式。

桓公迎管仲于郊,礼之于庙。斋戒10日,拜管仲为相。正是君臣知遇,风云际会,从此拉开了桓管霸业的帷幕。

四革新政治

当初,襄公无道,朝纲失常,滥杀无辜,淫于妇人,数欺大臣,闹得国难民怨,政局混乱。用桓公的话来说:“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鄙视圣贤,侮慢士子,只知宠爱女色,九妃众嫔,陈妾数千之多。他们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妾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的艺人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而且几至于“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见《管子·小匡》)。管仲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使齐国走出荆山棘海,管仲为相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付诸实践的第一个计划就是革新政治。

管仲是一个大政治家。他高瞻远瞩,以巨大的气魄和超人的胆识,在革新政治伊始,便勾画了一幅远大宏阔的政治蓝图,就是称霸天下!据《管子·大匡》载,桓公召见管仲,管仲到后,桓公问道:“国家能够安定吗?”管仲回答说:“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求国家安定就可以了。”管仲再请,桓公还说不能。于是管仲告辞说:“君免我一死,是我的幸运。但我之所以不死节于公子纠,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真正安定,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是不敢接受的。”于是走出大门。这时,桓公慌忙重新召回管仲,汗流满面地说:“您一定要坚持,那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在管仲看来,处乱世必以强力。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时代,要想有效地保存自己,必须做到有效地控制对手。他坚持的是一条以攻为守的原则,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阳刚的为政态度。

管仲又是一个极其务实的人。他追求的目标极为高远,而其措施又极为具体、切合实际。针对当时齐国的弊端、危局,他的政治改革先从提高君权开始。

(一)提高君主的权威

齐国自太公始确立了有限君主制政体。这一周初分封制下的产物,其维系纽带是礼乐制度。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亦有之。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下降,诸侯国君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公孙无知弑襄公而自立,旋即又被雍林所杀的事件,正是有限君主制政体保障机制被破坏的证明。具体到桓公个人而言,他是在高、国两氏的支持下,于乱中夺权的。高、国两家是齐国的世袭贵族、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又有拥立之功,可以想像他们在当时的齐国是位高权重的,这是对君权的极大威胁。因而如何巩固桓公的地位,如何提高君主的权威,是摆在管仲面前的迫在眉睫的一大课题。既然礼制已经崩溃,势必由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一制度便是法治。司马迁说,管仲“贵轻重,慎权衡”(《史记·管晏列传》)。周谷城先生认为:“当是法律方面的新政。”他又说:“管仲的法治,有两点须注意的:1.立法,权操君主一人之手;2.守法,为上下共有之事。”(《以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l07页)第一点确立了君主独有的不可动摇的地位,第二点又把君主的行动限制在法律之内。这是一种法治下新的有限君主制政体,而较之于礼制下的有限君主制政体,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二)成立宰相制度

伴随着君主制的问世,如影随形般地产生了辅弼大臣,然而作为一种制度,即宰相制度的创立,却始于管仲。正如左言东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所言:“齐桓公任用了出身低贱且于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总理国政,权力在高子、国子之上。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开始。”

当时去古未远,原始民主遗风颇深,君主专制尚浅,故宰相在齐国的权力很大。管仲享有三权便是很好的说明。据史载,管仲拜见桓公,说:“臣有宠矣,然而臣卑。”桓公听后不假思索地说:“使子立高、国之上。”管仲又说:“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说:“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再说:“巨富矣,然而臣疏。”桓公遂立其为仲父。这就是管仲任相,索要三权的故事。然而后人不仅不以之为贪,反而大加赞赏。孔子说:“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史记·管晏列传》正义)可见,管仲创立的是开明君主制下的宰相责任制政体。

(三)健立五官制

管仲政治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健全中央机构,在宰相下面设置五官,以司各项专门事务。

所谓五官,指的是司法官、军务官、农工官、外交官和谏官。司法部的最高长官是大司理,又称“里”,主司法,属官有司寇、士等。军务部的最高长官是大司马,又称“将”,主军事,属官有司徒等。农工部的最高长官是大司田,又称“田”,主经济,属官有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等。外交部的最高长官是大行,又称“行”,主外交。谏部的最高长官是大谏,又称“谏臣”,主拾遗补缺。

当时的五官分别由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和东郭牙担任。据《管子·小匡》载,管仲为相3个月后,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隰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人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妥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怕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

五官在宰相的直接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从而建立了一个有效的中央行政体制。

(四)“叁其国而伍其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