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贤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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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管仲(4)

桓管霸业完成了,管仲也老了。后来,管仲病重至卧床不起。桓公为此非常忧虑和焦躁。一天,桓公亲自前往探病,小心翼翼地问道:“仲父的病很重了,这是勿需讳言的。假设不幸此病不愈,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呢?”管仲没有回答。桓公说:“鲍叔的为人怎样?”管仲回答说:“鲍叔是个君子。即使千辆兵车的大国,不以正道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他不可托以大政。因为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问:“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行。隰朋为人,有远大眼光又虚心下问。我认为,给人恩德叫做仁,给人财物叫做良。用做坏事来压服人,人们也不会心服;用做好事来熏陶人,人们没有不心服的。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而且,隰朋为人,在家不忘公事,在公也不忘私事;事君没有二心,也不忘其自身。他曾用齐国的钱,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而受惠者不知是他。称得上大仁的,还不是隰朋吗?”桓公又问说:“我若不幸而失去仲父,各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么?”管仲回答说:“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鲍叔牙的为人,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曹孙宿的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人,谁能得到一个?他们都是上等人才,现在我全部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那是什么缘故呢?”管仲回答说:“鲍叔的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善;宁戚的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曹孙宿的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据我所知,按照消长盈亏的形势,与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还不是隰朋才行么?隰朋为人,行动一定估计力量,举事一定考虑能力。”管仲说完后,长叹一口气道:“上天生下隰朋,本是为我作‘舌’的,我身子都死了,舌还能活着吗?”以管子·戒阿关于管仲病榻论相还有第二种说法。管仲病重,桓公忧凄地问道:“仲父如果不幸弃寡人去,群臣之中谁可为相?”管仲答道:“知臣莫如君。”桓公问:“让易牙为相如何?他能把自己的儿子蒸了让我吃,看来他是没有什么不可放心的了。”管仲说:“爱子是人之常情。他对亲生儿子都如此残忍,对您又将如何呢?”桓公又说:“竖刁为了做我的贴身随从而自施宫刑,看来他是可以完全信任了。”管仲又反对说:“人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他对自己的身体都如此残忍,对您又会如何呢?”桓公又问:“卫公子开方侍奉寡人十五年,连他父亲去世都未回卫国,对他恐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吧!”管仲说:“爱父也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父亲都如此残忍,对您又将如何呢?”管仲不仅坚决反对这三人为相,而且要求桓公驱逐他们。(《说苑·权术》)桓公当即答应了管仲的请求把易牙等三人逐出宫去。

公元前645年,年迈重病的管仲与世长辞了。其后不久,隰朋也死了。齐国犹如失去支柱的大厦,局势急转直下。这时的桓公因为少了易牙等三人,食不甘味,宫内不治,上朝慵懒,心情不畅,自以为仲父所言也有不尽正确的时候,谁能说仲父的话都对呢?于是在管仲去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易牙等三人召回复职了,并且较之以前宠幸有加,用为近臣,三人于是乎专权。

桓公在位的第43个年头,即公元前643年,桓公病重。他的5个儿子各自村党,为争夺君位磨刀霍霍。易牙、竖刁。开方也乘机作乱。他们堵塞宫门,建筑高墙,把重病之中的齐桓公禁闭在寿宫之中,不使任何人出入。他们在外假传桓公之命,以号令群臣。桓公在病中又饥又渴,却不见一个人影。这天,一个宫女越墙来到寿宫,桓公说想吃点东西,宫女却一点食物也找不到;桓公说渴,一点水也没有。宫女把易牙等人作乱的事告诉了桓公。桓公听后,老泪纵横、慨然长叹道:“嗟呼!管仲真是圣人。他看得多么远呀!若死后真有灵魂,我将有何脸面去见仲父呢!”(《管子·小称》)说完后,以衣蒙面,死于寿宫。桓管惨淡经营了43年的霸业随之宣告结束了。

八遗教未泯

管仲虽殁,然而遗教未泯。他的治国之道,富国之方,强国之策,他的思想和主张,智慧和谋略,都集结在《管子》一书中,留传于后世。

《管子》一书因管仲之名而为书名。以人名书者,在我国古代子书中并不罕见,如老聃之与《老子》,孟轲之与《孟子》,庄周之与《庄子》,苟卿之与《苟子》等等皆是。至于管仲与《管子》书的关系却众说纷坛。韩非、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团等都认为《管子》是管仲的遗著。隋、唐、宋等诸代官修史书亦主此说。晋代傅玄则对遗著说提出怀疑,认为“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唐代孔颖达认为“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录。”其后,宋代叶适,朱熹,直至当代学者,认为《管子》非管仲自著之说者代有其人。各种说法,难以尽述,撮其要者,主要有:遗著说、部分遗著说、遗说说、管仲学派说、伪托说、杂烩说等等。不管说法多么纷纭,见解如何歧异,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其一,《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早在战国中期或以前就已广泛流传,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韩非子·五蠢》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由此可见:《管子》书在当时就相当流行,以至于达到“家有之”的程度。其二,《管子》是一部反映,或基本反映管仲思想,记述或转述管仲言行的书。《管子》既是管仲及其追随者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管仲的重要资料。

《管子》一书在先秦时期可能有多种抄本行世,现存版本则为汉代刘向所编定。刘向校书时,共收集到各种《管子》共564篇,校除重复484篇,定著86篇,分为“经言”气“外言”、“内言”兄“短语”气“区言”兄“杂篇”兄“管子解”、“轻重”等八类。现存《管子》已亡佚10篇,共有76篇。该书内容极其丰富,举凡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民俗思想、科技等无所不包,不愧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下面,就《管子》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政治思想

管仲是我国先秦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既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又有精深的政治理论,因而政治思想之丰富深刻,是《管子》一书的一大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法治。《管子》认为,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布令的法宝。《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第二,尚礼义。《管子》认为,礼义乃治国之经纬。《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日廉,四日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第三,顺民心。《管子》认为,民为国本,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它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民情可得而御之”的理论,因而主张政要顺民心,合民意。《管子·牧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第四,行教化。《管子》主张教民知礼懂法,反对诛而不教的极端做法。《管子·权修》中说:“凡牧民者,使土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

第五,官贤能。《管子》认为,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选贤任能。《管子·立政》中说:“君之能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日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

(二)经济思想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管子》一书的经济思想最为丰富。《管子》不仅论述了自然经济,也论述了商品经济。其涉及面之广泛,见解之精辟,均为先秦其他子书所不及。仅就《管子》的经济思想举其大端于下:

第一,农本思想。《管子》认为,只有以农为本,才能富国、安民、强兵。《治国》中说:“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又说:“民事农则因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

第二,禁末思想。《管子》的禁末思想与历史上传统的“轻末”、“抑末’是有区别的。《管子》所指的“末”,是专指文巧、玩好、奇珍等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不是指一般的工商业。《立度》中说:“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由此可知,《管子》把禁止重在“刻镂”、“文章”的末业视为国家达到富裕的必由之路。

第三,轻重规。《管子》轻重概念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广义上说,举凡古代的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措施,甚至具体到“作算术”、“树五谷”、“烧山林”、“逐禽兽”、“服牛马”、“合阴阳”等,均要权衡其轻重,即都是轻重研究的对象。实际上等同于古代帝王的统治之术。狭义的轻重,是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的理论和措施。又包括轻重之学和轻重对两部分。这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精华之所在。

另外,《管子》的军事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民俗思想等都非常丰富而精彩,限于篇幅,不再叙述。

总之,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立功、立德、立言,赢得了生前的功名和后世的赞誉。就其功而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评价道:管子修太公之善政,设轻重九府,“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就其德而论,孔子评价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枉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就其言而论,明代赵用贤在《管子书序》中评价道:“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上述评价绝非夸大其词,而是一平心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