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唐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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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鼎盛的隋唐概述(3)

吐蕃在今西藏高原一带。6世纪时,西藏高原上有三股强大的势力。西部是羊同,以畜牧为业;中部和北部是苏毗,以射猎和畜牧为主,部分地方也经营农业;西南部为吐蕃,已有较发达的农业。7世纪初,吐蕃的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又击灭了羊同,统一西藏高原。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社会进步较快,他曾几次向唐请婚。贞观十五年(643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唐、吐蕃通婚以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征服了不少邻近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唐朝的安西四镇。但长期的战争使吐蕃人民疲于徭役,开始起义,被征服的各族也纷纷起来反抗。长安二年(702年),吐蕃赞普遣使与唐和好。景云元年(710年),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唐、吐蕃又开始和好与交流。在整个隋唐时期,吐蕃虽与中央王朝有和有争,但唐王朝坚持以和为主的政策主旨,创造了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范例。这一时期在处理与回纥等民族的关系上,也曾实行和亲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

高丽位于今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尚未统一,其北部为高丽,中部为新罗,西南部为百济。主要出于大一统的领土扩张企图,隋和唐前期,曾多次发动对高丽及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但败多胜少,对两国人民都造成灾难。

虽然隋唐王朝在处理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的关系方面,有得有失,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边际关系是相对安宁的,国内形势是稳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使隋唐王朝较前代统治者有更多的自信,敢于在更多的领域内实行开放政策,对外交往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大态势。

在经济领域,这一时期的中外商贸交易更为频繁。凭借便利的交通和繁盛的都市,中外商品贸易的范围和种类较前代更为扩大,出口商品除丝织品外,陶瓷、茶叶、纸张文具等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进口商品中,除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奇珍异宝以外,服、食等日用品也多了起来。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管理外国商人和国外贸易的具体事务;唐朝除了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外,又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此外,隋唐政府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提高自身的威望,还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对外国商人在交通食宿等方面给予优待,在“朝贡”与“回赐”的贸易形式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当然,隋炀帝时对外国商人的“夸富”,则另当别论。

在文化领域,中外交流的范围更广,相互影响更大。仰慕于当时中国文化的灿烂,新罗、日本、越南等国曾多次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潜心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及科学技术。相应地,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走出国门,学习外国的文化艺术,其中唐朝前期的玄奘到印度、义净到印度尼西亚学取佛经,影响和成效很大;鉴真几次东渡,并长期居住日本,在宣教受戒的同时,在建筑艺术、医药等方面,也为日本人民做出很大贡献。通过中外学者、人士广泛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国的许多科技文化传播到国外,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也传到中国。特别是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后,对中国当时的文字、文章、文学创作、绘画、雕刻乃至印刷和建筑等许多方面,都增添了新的成分。

最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已深入到政治生活领域,其主要标志,是外国籍和前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士,可以进入中国的政界仕途。如大食人李彦升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来留在中国服务。波斯首领穆诺沙于开元时期两次来唐,被授予军职,留宿卫。天竺人迦叶济,唐德宗时任泾州大将试太常卿。新罗人朴球当皇帝侍从。高丽、百济也有不少人担任唐朝的武将,其中最著名的有黑齿常之、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等。日本文学家阿倍仲麻吕,在长安50余年,从校书郎一直到秘书监,得到很高的待遇。唐王朝允许这些外国人进入仕途,一方面是满足他们学习中国行政管理经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从他们身上汲取各种可以资治的东西,并不惧怕对自身政治造成不良影响。这一现象说明,唐朝的对外开放的确是全方位的,充满了自信心的,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治乱兴衰的启示

隋唐时期的治乱兴衰之中,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很多。对于各种具体的历史启示,我们将在本书以后的各篇中论及。这里只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做一个概括的阐述。

统一国家的重建,以及较长时间的维护,表明秦汉建立的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国家形态,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治乱和隋唐的加工后,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的长期实现,与这一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密切相关;分裂与割据的出现,也与统治者在一些重大关系上处置失当有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事关统一与分裂的大局。针对汉末以来的实际,隋唐王朝建立伊始,都着力加强中央集权。三省六部制及宰相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央集权统治的成熟;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在县以下的基层加强户口编制与管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州县官员,由监察部门定期与不定期地对地方进行专项或综合的监督考察,都古代风景使中央政府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权;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既改变了前代地方门阀垄断仕途的状况,又为中央王朝加强对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有用的人才;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实行府兵制,并有意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更使中央王朝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驾驭四方。当这些措施在某些地方处置失当,就会给统一局面造成严重威胁。唐玄宗时出于对边塞用兵的考虑,有意将“内重外轻”的军事力量分布变为“内轻外重”,导致了“安史之乱”,几乎使唐王朝覆灭,此后又因府兵制的彻底破坏和节度使专兵,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后期的中央三省六部及宰相政事堂议事制度遭到破坏,皇帝在扩大皇权的同时,不得不倚重宦官,又给宦官专权造成可乘之机,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地方的分裂与动乱。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也与统一与分裂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矛盾造成的。而这一时期各民族的磨合,又为隋唐的统一创造了条件。隋唐王朝重建后,民族矛盾问题已远不如前代那样严峻,但与边疆各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国家统一安定的大问题。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处理的是好的,这一时期实行的许多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和成功的。如对公然入侵内地,肆行残暴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武装予以坚决的打击,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宁。对绝大多数友好的边疆少数民族,尽量实行和睦相处的政策,以“和亲”等方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与合作,为各族人民都带来了益处。当然,这一时期的某些时候,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有处置失当的情况。如隋朝和唐朝前期对高丽的武力讨伐,就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和侵略色彩,给汉族人民和高丽人民都造成深重的灾难,也引发了隋唐王朝的社会矛盾,为分裂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唐朝后期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战争中,中央王朝对某些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利用与低眉,在客观上于统一无大用,而有大害。

经济利益的分配与思想文化的导向,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关系极大。隋唐时期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与措施,比较注意照顾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的利益,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后来的两税法,就政策本身而言,是既要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又要维护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还要适当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用心是良苦的,在总体上也较好地协调了各方的利益关系。而一旦这些政策本身出现偏颇,或在实际贯彻中“走样”,就必然伤害某一方的利益,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伤害百姓的利益,从而酿成社会动乱。隋炀帝时期的横征暴敛,唐后期“两税法”的变态,都严重地加剧了农民及工商业者的负担,引发了农民大起义和统一王朝的动乱与分裂。与经济利益分配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导向。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已广泛深入到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在封建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开皇律》与《永徽律疏》就是典型的代表,而隋律与唐律的相对稳定与实施,对隋唐社会的长期统一与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制度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保障。隋唐时期的制度革新,是广泛而又深刻的,对于当时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这一时期制度革新的成败得失之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与教训。

把握机遇,顺应时势,是革新制度的首要一环。隋文帝取代北周之际,大刀阔斧地改革北周官制,采用汉魏之制,是因为他看到了北周六官之制早已不适应当时统治的需要,汉魏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三省六部制,更能顺应时势所需,故能在大动作之中取得大成效。唐初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也是抓住了当时战乱之后人口凋敝、土地荒古代舞女芜、经济萎靡,具有推行这些制度的物质前提和社会前提,顺应了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经济需要恢复发展,赋税需要均平,社会需要安定的时势要求。唐中期以后,改革赋税制度,变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也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顺势之举。相反,武则天时期,单凭个人主观愿望,以个人专制为目标,对中央官制屡屡变更,令人目不暇接,鲜有为后人称道的地方。

集思广益,上下一心,是革新制度的一个关键。制度革新,事关重大。决策一旦失误,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集思广益,在统治集团内部尽量取得共识,是非常关键的。唐太宗贞观时期,注意借鉴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在统治集团内部,充分发扬民主,鼓励人们大胆发表不同意见,在重大决策之前,展开争论,然后集中正确的意见,加以施行。故在这一时期出台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比较科学合理,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出现了被后世称道的“贞观之治”。直接关系制度革新的隋唐时期的立法活动,在多数情况下,也都注意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参古酌今,慎重损益,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积极影响的《开皇律》和《永徽律》,就可以说是集思广益、集体智慧的产物。相反,隋炀帝时的一些所谓革新,以及唐朝中后期一些皇帝的变革,尤其是“永贞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专断和神秘色彩,因而或是决策失误,或是难以推行,最终难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