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为长嫂扼养
宋代清官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在一些戏曲和民间不断流传。这不是历史事实，因为包拯是独子，然而包拯的次子确实由长嫂抚养长大，故事还相当感人。那么，包公的家庭情况到底有何秘密？其故事又是如何进行父子间演绎转换的呢？
包拯字希仁，是宋代杰出的政治家，祖籍庐州合肥（今属安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二十九岁时考中进士甲科，出知建昌、天水县，历任监察御史、工部员外郎、知谏院、河北转运使，在知开封府任上最为出名，迁御史中丞，拜三司使，官至枢密副使。一生秉性刚毅，处事严明，坚持惩恶扶善，深得百姓好评。
吉剧《包公陪情》和京剧《赤桑镇》等戏剧的内容，都描写说包公自小双亲早逝，由长嫂抚养长大，所以对嫂子的感情十分深厚，待嫂若母，或称嫂娘。又描述他的侄子包勉，进士及第，却为官奸猾，且贪赃凌弱，罪恶累累。包公秉公执法，大义灭亲，铡了嫂娘的亲骨肉。事后，包公回家向嫂娘赔罪，嫂娘痛失亲子，责怪包拯不顾亲情，忘了当年的养育之恩，激愤中举剑欲砍包拯。包拯晓以大义，讲述了被害百姓的苦难，其一片忠心终于打动了嫂娘。嫂弟间捐弃私愤，和睦如初。
几百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包公由长嫂抚养长大而待嫂如母的故事。然而，查遍有关史籍和论著，却找不到相关的记载。相反，有关传记资料表明，包拯其实是独子。其父包令仪，字肃之，曾进士及第，授朝散大夫，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外放过地方官。后退居乡里，不再出仕，这位忠厚长者一生只有包拯一个儿子。包拯没有兄长，更何谈嫂子。《宋史·包拯传》载，包拯“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就因为是独子，所以解官归养双老。“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可见其与父母感情笃厚，而没有什么嫂娘。那么包公由长嫂养大的故事难道完全是空穴来风？
经过有关史料的考察，包公的长媳崔氏实有前述故事中那位长嫂的风范。《宋史·包拯传》载：“初，有子名德，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名曰绶。”再查有关资料显示，包拯四十六岁时，长子包德二十余岁就病故，长媳崔氏守寡。包拯六十岁时，把一位已经怀孕的媵妾孙氏遣送回家，崔氏对她暗中妥善照顾，不久生一男孩，崔氏把他接回家中，即包拯的次子包绶。合肥包拯墓碑铭刻有：“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绶，五岁儿也。”可见，包拯在嘉祐七年（1062）病逝时六十四岁，而次子包绶才五岁。
包拯墓附葬区内其长子包繶与长媳崔氏的合葬墓碑铭，有这样一段记载：“（包拯）晚得幼子绶，其母出，节妇慈养之为己子”，“当姑夫人捐馆舍时，绶犹孩童，节妇迎师教导之，以至成人，为择取良妇。绶事节妇如母，复立族子永年，为祝史嗣”。在次子包绶与次媳文氏的合葬墓碑铭中也记载说：“公有寡嫂崔氏，素以节义闻，公以母礼事之。”这些记载都告诉我们，包拯的长媳崔氏把包公媵妾所生之子即年幼的包绶领回家中，精心抚育，请师教导，为择良妇，犹如自己儿子。包绶与寡嫂的感情也很深厚，就像母子一样。
再查《庐州府志》等资料，“节妇”崔氏的事迹的确颇为感人。崔氏嫁到包府第二年，其丈夫就得暴病去世了。才二十一岁的崔氏生下一遗腹子，名文辅。包拯见媳妇如此年轻，意思让她改嫁，并使左右去劝劝媳妇。崔氏哭着对包拯说：“公公为天下名臣，媳妇能在家干些粗活，服侍公婆，已很满足了。我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誓不改嫁。”不幸，其子文辅养到五岁时夭亡，从此崔氏就一心侍奉公婆。后来探得公公媵妾有子，便暗中妥善照顾，后抱回精心抚养。包拯病逝时，次子包绶才五岁，婆婆也已年老多病，寡居多年的崔氏就完全担负起对弟弟包绶的养育之责任。
崔氏的母亲吕氏闻听包拯去世，就从家乡湖北赶来包家，欲劝女儿改嫁。崔氏说：“倘若要改嫁，也不会等到今天了。”吕氏说：“丧夫守子，子死你守谁呢？如今公公也去世了，应该改嫁了。”崔氏答道：“过去没有改嫁，并不单单是为了儿子。如今公公去世了，婆婆年老体弱，又有小叔年幼如儿，其门户待我而立，难道忍心离去吗！”吕氏听了很不高兴，甚至以死相威胁。崔氏哭着说：“母亲远地而来，义不当使母独自回归，儿可陪同回荆州。倘再以不义相迫，必自绝而以尸还包氏。”母女俩回家乡后，吕氏见女儿决心已定，只能将女儿再送还包家，崔氏以守节终。此事后来还惊动了朝廷，追封崔氏为永嘉郡君，由苏轼亲撰旌表，褒奖其门闾。
这一感人的故事中，埋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谜：就是包拯六十岁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其怀孕的媵妾孙氏遣送回家？当时包拯的长子已过世十余年，年将老而膝下无子，是非常寂寞和苦恼的事，所以此时应是包家盼子心切之际，而其媵妾这时能怀孕应非常值得庆幸，包家应该非常高兴才对。而这时包拯却将其遣送回家，实际上是不承认这个儿子。同时，孙氏生子后，据说包拯仍十分歧视，且在与皇帝的交谈中还声称：“臣年六十，且无子”（《宋史·包拯传》原为“臣年七十”），也是不认这个儿子的铁证。此外，崔氏是偷偷打听到孙氏生子，且暗中加以照顾，估计是包拯去世后，才力排众议把这个弟弟接到家中抚育。这样，人们或有权利怀疑包绶是否是包拯的亲子？否则就很难理解以公正严明著称的包拯的这一行为。
剩下的另一个谜是：包拯长媳崔氏与小叔包绶的故事，怎么会演变成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就是说这一子冠父戴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包氏家族墓碑的记载有关。包拯的墓碑其称呼是：“宋枢密副使包孝肃公拯之墓”；长子包德与崔氏合葬墓碑的称呼是：“宋奉义郎潭州通判包公繶德节妇永嘉郡君崔氏之墓”；次子包绶与文氏合葬墓碑的称呼是：“宋朝奉义郎潭州通判包公繶蓬莱县君文氏之墓”。“公”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包公”则是人们对宋代清官包拯的专称，然而上述包氏父子墓碑上都称“包公”，人们一般只知道清官包拯，所以后人有可能将这几位“包公”的事纠缠在一起，都加在清官包拯的头上，以讹传讹，由此产生出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这样的解释，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包公的墓地
包公墓葬，史籍记载有两处：安徽合肥和河南巩县。二说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和地方上的实际墓冢。如今合肥的包拯墓葬经过考古发掘，已得到专家的确认，那么巩县宋陵中的那个墓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南宋淮南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林至撰写的《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包公墓在安徽合肥市，“合肥，公之乡里也，中更兵火，子孙流离，故宅废为民居，独庙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谓东原村者，公之墓也”。包公葬后的百余年间，经历了战火和荒顿的岁月，到庆元年间，地方官曾加以重修。另外，《大明一统志》、《合肥县志》和《包氏家谱》等文献，也都清楚记载，包公墓在安徽合肥。
然而据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修的《巩县志》明确记载，包拯墓位于县西宋陵之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朝的《河南府志》皆承旧说。到实地考察，包公墓坐落在河南巩县宋真宗永定陵和宋仁宗永昭陵之间，离真宗刘、杨二后陵只半公里，是一座高约五米的墓冢，封土扁圆，直径有十余米，墓前尚有望柱一坐，石虎两个，石羊一个，均为北宋风格。规模上看，确是座北宋高级官员的墓葬。如今墓前还立有清代石碑一通，高二米，正中楷书“宋丞相包孝肃墓”。冢大碑高，气象威严。
1973年，因合肥钢厂扩建的需要，对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包拯及其家族墓地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历时四个月，发掘出包拯的一号墓，实为迁葬墓，墓中有一具基本完整的男性骨架，据鉴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与包公情况大致相符。出土的墓志石铭有三千多字，由当时的枢密副使吴奎撰写，确凿记述了包拯的生平，说他策论国事能高瞻远瞩，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加强市场管理，增益国库收入。以大义为重，不惧贪官豪强，敢于查办权贵。重视调查研究，执法如山，自身廉洁清白，不谋私利，颇得民众的尊敬和赞扬。称他“其声烈表暴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可知包拯生前已被人们尊称“包公”。
包公墓还有包拯长子包德与崔氏的夫妇合葬二号墓；长孙包永年的三号墓，他是崔氏的继子；包拯次子包绶夫妇合葬的四号墓。及南宋以来一直被人当作包公墓膜拜的五号墓，实为包拯妻室董氏之墓。南宋庆元五年（1199）重修时，把包拯之妻董氏的五号墓当作包公墓，供人长期祭奠，因此民间流传着“包拯墓是假的”之说法。最后，根据当地老人追忆的祖辈传言，在墓地的最北端，意外地发掘出包公原葬的六号墓，还存有石板和东西残墓壁，其中的陪葬木俑“十二时神”，是确定包拯墓的重要物证。墓地已在南宋初年被金兵所破坏，棺骨迁至一号墓重葬，原墓废为耕地。
此外还有一个疑冢，就是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较大的封土堆，高约四米，底径十米，布局均称，整个外形要大于包拯夫妇的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往下深挖，都是一色的生土，没有坑位，可知是个典型的“疑冢”。令人感兴趣的是：包公墓为什么要设此“疑冢”？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总之，在一块墓地上，出现包拯的原葬墓、迁葬墓、以假乱真的五号墓及张冠李戴之疑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在相关墓址的考古发掘上也是罕见的，为什么包公墓要建得如此神秘呢？也不免有一些混乱。当然，包氏族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为史学界补充和修正有关史实，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如今合肥墓地从各方面考察，都已能够确认是包拯之墓。其大型石室墓的规格，似乎超出了《宋史·礼志》的有关规定，也足见墓主生前受到朝廷的特别恩宠。其出土的洋洋千言的墓志，也同样毫无疑问地诉说着此地包公墓的由来。尤其是包拯遗骨三十五块，专家鉴定已予以确认，并移葬于合肥新建的包公陵墓。至此，似乎千年的包公墓址之谜已经解开，包公墓应在安徽合肥市的东郊。
但是，巩县的包公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墓？它与合肥的包公墓是否有什么关系？尤其是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还是难以回答。据说此墓已经被盗过，盗墓贼说墓中没有砖石、棺骨，也没有盗到什么东西，这可信吗？从最早明嘉靖三十四年修的《巩县志》记载来看，至少明代中叶巩县宋陵就已存在这个包公墓，到如今也至少经历了四五百年，但元、明两代的有关史籍对此均无说明。由于合肥包公墓园考古发掘中仍出现一些较为混乱的情况，所以至今还有学者坚持包公真正的墓地是陪葬宋皇陵的巩县包公墓。
如果说此墓确为宋代陪葬大臣所建，也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巩县的包公墓离宋仁宗的永昭陵远，而离宋真宗的永定陵近，有的史书说是“陪葬真宗陵”。但是，包公的全部政治活动却都在宋仁宗时代，为什么要他陪葬宋真宗呢？这基本违反了中国帝陵中大臣陪葬的一般规则。于是有学者推测，包公墓中埋葬的，可能是另一位陪葬真宗的大臣，由于年月长久，原大臣的名字被遗忘了，就附会于包拯。也有学者指出，包拯死于开封，到最后定葬，中间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时间，猜想可能当时要求陪葬帝陵而安放于巩县一段日子，最终仍迁葬合肥，但在巩县留下一个衣冠冢。人们出于对包拯的敬意，不忍心废弃，并进一步修缮，使之符合包公的身份，从而使包公出现两个墓，并让人真假难辨。
巩县包公墓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等待考古的实地发掘，才能给我们一个确实的答案。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连列宁也盛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然而其变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是对人民有利的进步事业，还是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倒退？其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非但没有定论，且有关学者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或全面肯定，或基本否定。问题是这些迥然不同的观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足够的证据，洋洋洒洒地写成论著，让人看后无所适从，真可谓中国古代社会重大事件中一直无法猜透的谜。
宋神宗刚即位，就有大臣向他奏报：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其实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不断扩大的军队，还有就是每年必须向辽、夏支付的岁币。庆历之后，每年的财政赤字在三百万贯左右，到治平年间，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万贯。王安石当年在度支判官任上，就向仁宗上过要进行变法的万言书，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王安石在做地方官的日子里，其名声得到不断提升，天下舆论大有“安石不起，奈百姓何”的企盼。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相），希望他能重新调整国家有关的统治政策，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辅佐自己完成富国强兵的伟业。很快，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领导，筹划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和政策，揭开了这场变法的大幕。然而随着变法的扩大和深入，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日趋激烈，新旧党派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有关新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以下就一些重要新法的内容和人们的不同评估，略作介绍。
一是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颁行。目的在调整各地物资的供求关系，避免不必要的发运以节省国家开支，减少“支移”、“折变”诸税种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物货价格和打击不法商贩。具体办法是：朝廷拨出一定数量的钱粮作为发运司周转经费，发运司则根据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机动购办相关物资。
肯定派认为，此法改变了各地物资供求关系紊乱的局面，节省了发运司的大量运费，减少了运输中物资的损耗，并相对减轻了农民“折变”税种的负担，平稳物价的同时也限制了大商人的投机操作。此后，楚、泗等州仓库经常储积的粮米不下数千万石，每年运到京城的粮食亦有六百多万石，使京城物资供应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