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乾兴元年（1022），宋帝赵恒卒，庙号真宗，其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时朝柄大权操纵于真宗刘皇后手中，她先后任用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宰相，朝政率循旧章。依旧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致使内外矛盾不断发展，官僚冗滥，办事效率低下；军队将兵元员，作战能力低弱；朝廷费用入不敷出。为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宋廷靠增加赋税以充实府库，导致百姓生活贫困，怨声载道，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而辽又与西夏相呼应，严重威胁着宋朝北部赵祯像与西北部的边疆。北宋再度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卒，赵祯才实际控制朝政。此时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士兵暴动与农民起义相互交织，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京东、郑州（今属河南）、许州（治今河南许昌）、滑州（洽今河南县东）、解州（治今山西运城西南）、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清平军（今山东章丘）、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及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峡州（治今湖北宜昌）等地，先后爆发了各种形式的起义斗争，规模大小不等。其中有影响的反抗斗争包括庆历三年（1043）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虎翼军卒壬伦率众哗变，杀巡检使朱进，“转斗千余里”，“如履无人之境”①。同年，京西、陕西两路有张海、郭貌山领导的农民起义，于黄河至汉水流域间杀戮贪官污吏，“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②。又有荆湖南路瑶、汉百姓的起义，“平人惊惧，尽起为盗”③。此后，还有河北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王则领导的起义，等等。这一系列的反抗斗争极大地震动了北宋朝廷，不禁惊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④宋廷官僚多已看到社会潜伏的诸多危机，不断提出革新的倡议。
此前，地方官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着手进行局部的改革。大理寺丞郭谘与秘书丞孙琳于沼州肥乡县（今属河北）试行“千步方田法”，基本改变了当地“田赋不均，岁久莫能治”⑤的局面。而更多的官吏则指盼宋帝赵祯能革除积弊，消除危机，扭转局面。庆历三年，赵祯令枢密使吕夷简罢议军国大事，旋即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三人同以宰相执政，又以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为“兴致太平”，赵祯期望他们能尽快提出更张朝政的革新方案。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始入仕途。他对宋廷的种种弊端耳濡目染，身感不安。天圣三年（1025），他以文林郎充大理寺丞，即向赵祯上书，提出恩荫冗滥之弊。五年，再奏《上执政书》，抨击朝廷粉饰太平，兵久不用，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充，贤才乏匮等诸多弊政。希望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⑥。八年，他改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再度上疏请求裁并州县，减轻差役，以宽民力；但范仲淹的多次上疏，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依然因循守旧。不过他的主张与见解，越来越多地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称赞，“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⑦。欧阳修、富弼、余靖等一批有志青年官僚，纷纷支持范仲淹的革新倡议，不满吕夷简等人的墨守陈规。景韦占二年（1035），他升任权知开封府，又一次向宋帝极言更张之措，因反对吕夷简的擅权，而遭谪贬，出知饶州（治今汀西波阳）、润州（治今江西镇江）、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次年，他与尹洙、欧阳修等人又被吕夷简等权臣斥为“朋党”，宋廷上下官僚因此而咋舌，不敢言事。直至庆历初年，因内外交困，宰相吕夷简难以应付，在日益高涨的更张呼声中，宋帝赵祯乃重用范仲淹为宰相。
是年九月，赵祯诏辅臣于天章阁应对，范仲淹与富弼联名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又称《上十事疏》），提出一套革新的基本方案：一日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绩决定升迁罢黜。二日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依据恩荫充官。三日精贡举，变更学校传习之业及科举取士之法，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日择长官，重视对地方官吏的择选，而使政令下达，杜绝扰民。五日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职田的收入。六日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生产，修复水利，以利财政收入。七日修武备，建议招募强壮之丁，以充京畿卫士，令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省兵费，又益京师防卫。八日减徭役，提出合并州县，以利减轻户少之州县百姓的赋役负担。九日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政府官员恪守职责，严格执行宋帝及朝廷所颁大赦等恩惠，以取信于民。十日重命令，即慎重订立条法，一经颁行，各级官吏必须照章遵守执行。此10项革新主张，大多在庆历三年五月至四年五月间，由赵祯下诏书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其间，富弼还上疏陈当世之务10余条和安边13策，韩琦亦前后上疏陈述15事，是为对“新政”的完善与补充。
范仲淹、富弼等人更张的核心是通过整顿吏治，以达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从三年十月起，宋廷即着手进行吏治的整顿，先是赵恒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长官共同择选各路转运使。范仲淹在选定转运使人选时，十分慎重，凡属庸碌无能之辈，一律免去，最后确定张昆之赴河北，王素赴淮南，沈邈赴京东，施昌言赴河东，李绚赴京西，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治绩。对此富弼尚存疑虑，担心免除庸才之职，会生悲泣之感。范仲淹则坚持认为，如若任其贪赃枉法，则本路百姓将受其盘剥。未几，赵恒又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共同选定各路转运使与提刑按察使。重新恢复设置各路转运使司判官。不久，再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商议并颁行“新定磨勘式”，以作为考核官员及官吏升迁的条法依据。十一月，宋廷更定“荫补法”，且下令限制职田数额。
庆历年间，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首的“新政”派，主要从整顿吏治人手，却因此触及了官僚地主的特权及利益，多数官僚恐仅此已更张过甚，不便于推行。部分守旧派官僚更是横加指责，百般刁难，暗地里甚至公开表示强烈的反对。集贤殿大学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得象对“新政”极为不满，他支持部分御史台谏官，攻击和诽谤范仲淹等革新派及其新政，诬陷他们结为“朋党”，“欺罔擅权”，“怀奸不忠”。枢密使夏竦则令其女仆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草诏，诬蔑富弼要废赵祯，另立他帝。守旧势力的破坏与诋毁，令范仲淹等人难以安身，新政更难以推行。四年六月，范仲淹借“秋防”之名，离开朝廷，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亦宣抚河北。范、富二人出朝后，守旧派更是肆无忌惮，又编织各种罪名，将支持新政的官僚刘巽、王益柔、苏舜钦等10余人贬出朝廷。宋帝赵祯迫于压力，也向守旧派妥协，十一月，他下诏“戒朋党相讦，及按察恣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⑧。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被罢相。二月，诏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荫补限年法”。三月，韩琦亦遭罢相。五月，欧阳修等人相继被贬朝，又罢各路转运使司判官。至于各路转运按察使，多以“苛刻”之罪名，或罢或贬，曾惩治贪官污吏卓有成效的江南东路转运使杨绂及其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等人，竟被诬为“江东三虎”⑨，遭到贬斥。
在守旧势力的陷害和打击下，新政官僚人人自危，“皆惧谗畏祸，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⑩。守旧派官僚控制朝政后，基本废止了新政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旧推行“守内虚外”的国策。为解决朝廷庞大的开支，满足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拼命盘剥搜刮，全然不顾百姓死活。结果朝廷府库仍旧亏空，社会矛盾继续激化。皇枯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此后不久，原参与新政的官僚又多被重新启用，至和二年（1055），富弼受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占元年（1056），韩琦任枢密使。三年，富弼改授昭文馆大学士，韩琦改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三年，富弼改授昭文殿大学士。五年，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尽管他们再度复官，却失去昔日新政时革新的锐气；并陷入守旧与保守之中，不再有“妄非”之举。不过“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可主张“更张”的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二。
②《长编》卷一四三。
③《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九。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四。
⑤《长编》卷一四四。
⑥《范文正公集》卷八。
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
⑧《宋史》卷十一《仁宗纪三》。
⑨《宋史》卷三五《杨纯传》。
⑩包拯《包孝肃奏议》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