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周亚夫日夜兼程赶往荥阳，到达洛阳时，见到了名声很大的游侠剧孟，周亚夫顿时信心倍增：“七国反后我飞速赶来，想不到洛阳还能保全。我以为诸侯已经请到了剧孟，他竟还在这里。我只要能守住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周亚夫听从父亲周勃的旧部邓都尉的建议，东北进至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坚壁固守，不与吴楚军交锋。让梁国吸引吴楚主力，自己只派轻兵控制淮泗口（淮水与泗水相交处，在今洪泽湖中），切断了吴国的粮食供应线。梁国受到吴楚军的正面攻击，不断向周亚夫求援。他坚守不动，不派援兵。梁王上书景帝，让景帝多次下诏令周亚夫救梁，周亚夫以他的部署事先得到景帝特许为由，拒不奉诏。梁王只得全力防守，并派韩安国等出战，吴军始终无法西进。吴军转攻昌邑，几次挑战，周亚夫也坚守不出。吴军远离后方，得不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饥疲不堪，叛逃不断，开始退却。此时，养精蓄锐的汉军全线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只带着数千壮士逃往丹徒（今江苏丹徒县），准备退保东越（今浙江南部）。汉军乘胜追上，吴军全部被俘，吴王濞却不知去向。汉军悬赏千金，一个多月后，东越人送来了刘濞的头。楚王戊也兵败自杀，其余各王或自杀，或被杀，无一幸免。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景帝之弟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少子，一向极受宠爱，封地有四十余县，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加上太后、皇帝不断大量赏赐，梁国的珠玉宝器比皇宫还多。梁王建造了规模空前的宫殿和东苑，广招四方豪杰，名流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曾是梁王座上客。景帝初，尚未立太子，曾表示死后将传位于他，梁王好不得意。吴楚之乱中梁王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因而更加骄纵，在国内都用天子仪仗，到长安与景帝同车出入。景帝废了太子后，窦太后要景帝立梁王为继承人，被袁盎等劝阻。梁王得知后，竟派出十几批刺客，将袁盎和其他十几位官员暗杀。景帝查明真相后，虽因窦太后的庇护，无法处置，但从此疏远了梁王。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梁孝王死，景帝立其五子为王，梁国一分为五。加上景帝先后封自己十三子为王，王国数量达到25个，创西汉一代最高纪录。但此时的王国已非昔日可比，除了江都国外，都只有一郡之地，所以王国的总面积反而缩小了。
梁孝王的情况说明，只要诸侯王存在，一旦势力膨胀，或凭借某些特殊因素，就可能形成对朝廷的威胁。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武帝时继续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并采纳主父偃提出的“推恩”办法，找到了使王国不断自行缩小的途径。
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扩散）到自己的子孙，提名封他们为列侯，但所需封邑（侯国）得从自己王国的疆士划出。由于置为侯国后，这块地方就不再属王国所有，而要划归相邻的汉郡管辖，所以侯国置得越多，王国留下的面积就越小。诸侯王一般都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原来只有太子、太孙才能即位，现在其他子孙都能封侯，自然拒绝不了，子孙越多，恩推得越广，王国缩小得越快。到西汉末年，不少王国只剩下三四个县，分封出去的侯国一般也不过数百户，甚至不满百户。推恩法的实行犹如釜底抽薪，使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从发展趋势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日益巩固，诸侯国地位的下降已成定局，但推恩法的实施无疑使这一过程大大加速，并且不再出现反复，朝廷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也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可见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武帝期间，还将从西汉初就存在的侯国大幅度削减，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
西汉初，刘邦封萧何、曹参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他们的封邑称为侯国，小的数百户，大的有万余户。侯也是以自己侯国中各户上交的租税作为俸禄的，侯国的行政则由朝廷派侯相治理。侯的地位相当于县，也属郡管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经济上减少了朝廷的收入。由于西汉前期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到武帝初，多数侯国的户数有大幅度增加，大的侯国多达三四万户。武帝用各种借口废除侯国，如无后、犯罪或有过失、改封等。他嫌这样的做法速度太慢，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就利用“酎金律”对列侯大规模开刀。原来汉文帝时规定，诸侯王和列侯每年都要按本国人口数量献黄金助祭宗庙，具体标准为每千口4两，余数超过500的再加4两。如重量或成色不足，王要削县，侯要免国。武帝就以列侯所献酎金重量或成色不足为由，一下子免除了106名列侯。到武帝后期，汉初的功臣侯国基本除尽，以后新封或恢复的侯国，一般只有千余户，小的才二三百户。武帝能够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已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开国功臣早已死亡，继承的列侯大多不担任官职，不会有任何阻力。当初功臣受封时也都得到过汉高祖颁发的“丹书铁券”，从道义上说，武帝的做法有违刘邦立下的誓言。但将一大批靠祖宗余荫不劳而获的列侯撤销，无疑增加了朝廷的财源。
西汉最终能消灭异姓、同姓诸侯的分裂割据威胁，还大大得益于从刘邦就开始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强干弱支（或称为强本弱末）。在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迁都关中后不久，又接受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将关东原六国君主和贵族的后裔、豪强大族和“乱众之民”（有反抗倾向的人或潜在的反对势力）十多万人迁到关中。刘邦死后，他的陵墓——长陵所在地设立了长陵县，关东移民成为该县的基本居民。从此形成了一项制度：新皇帝的陵墓附近设立一个以该陵命名的县，称为陵县；居民主要从关东迁入，称为徙陵县或迁陵县。迁移的对象也扩大到汉初功臣的后裔、一定级别的官员（如二千石以上）、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户（如古代山水画五百万以上）等。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决定不再设置陵县为止，累计迁入人口超过60万，到西汉末年，移民后裔已达120余万，占首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关东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更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关东出相”，朝廷文职高官几乎都是关东人；关中资产最多，在商业上占有垄断地位的又非关东移民莫属。在关中（代表着朝廷、中央）与关东（代表着诸侯、地方）这架天平上，这批移民无疑是一个分量极大的砝码，所幸从刘邦开始就将它牢牢地置于关中一边了。
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和最终确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郡县制从它的雏形出现，到由秦始皇推向全国，经历了数百年时间，但与它对立的分封制却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并在西汉初年一度占有半壁江山。不过分封制毕竟已经不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较量，最终被淘汰出局。从汉武帝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王国及王位绵绵不绝，直到清朝末年还保留着王，但除了某些短时期真正具有分封意义，其他阶段的王都只是“衣食租税”，或者只是一种荣誉和级别。从这一意义上说，到汉武帝时分封制已经寿终正寝。
在很多朝代，宗室王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反而是重点防范的对象，被软禁在“王国”中如同高级囚犯。但是在这些朝代，宗室亲王绝不会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专制社会，这种看似不人道的措施，倒是杜绝皇族宗室觊觎皇位的唯一有效办法。宗室的俸禄曾经是明朝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数万皇族人口每年吞噬着国家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特权，甚至没有择业的自由，然而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亲王武装叛乱——宁王宸濠之叛不到两个月就平息了，影响不出一省。饱食终日的皇室成员中还出现了一流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和学者。而西晋初年大封宗室诸王，还给他们配备军队，让他们回封地任掌握军政大权的都督，终于酿成八王之乱。
由于中央集权制固有的弊病，在废除分封制的同时，不可能保留在分封情况下存在的合理因素和王国原来合理的政策。如原来王国的百姓可以就近服役，直属中央后就得由中央政府征调，一般都要从关东、江南远赴关中、西北边疆，负担大大加重。又如，原来王国可以自行决定赋税额度和征收赋税，在本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免赋税，也能量入为出，合理安排财政收支，百姓的负担较轻。王国取消后，作为郡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自主权。地方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或者成为皇帝的私产，造成极大的浪费。当然，这些并不是分封制的优越性，只是由于分封制的存在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实施。在专制时代，要做到既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自主，顾及百姓的实际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这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