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多次下诏征召贤能，安置流民，减免田赋，赈济灾民，还一再派人到各地考察吏治，查处不法官员，并亲自审核疑案大案。由于他来自民间，“知民事之艰难”，了解“间里奸邪，吏治得失”，所以注重对地方官的任命和考核，对成绩突出的官员及时进行奖励和提拔。魏相、丙吉、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都是当时的名相良吏，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也都称职，“汉世良吏，以是（宣帝时）为盛”。宣帝对匈奴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没有乘人之危，而是以隆重的礼节和丰厚的资助接纳呼韩邪单于的归附，并帮助匈奴内部恢复秩序，保持匈奴基本独立的地位，使汉匈边界维持了60年的和平安宁。宣帝时期实现了西汉的中兴，成为与“文景之治”相似的又一个恢复和发展阶段。但宣帝对外戚的过度封赏，对宦官的任用，都为此后外戚和宦官势力的膨胀留下了伏笔。
即位的元帝（刘奭，前49～前33年在位）改变了宣帝“王霸道杂用”的策略，重用名儒学者，虽有宽政减刑、治国安邦的愿望，却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更没有打击地主豪强的势力，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政治日益腐败。成帝（刘骜，前33～前7年在位）时外戚王氏开始控制朝政，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成帝软弱无能，只能听任外戚专政。哀帝（刘欣，前7～前1年）即位后，傅、丁二家外戚取代王氏，外戚专政的情况依然如故。哀帝重用嬖臣董贤，赏赐无度，诛杀规劝的大臣。哀帝死后，王氏外戚重新执政，9岁的平帝即位，政权实际已由王莽执掌。公元5年平帝死，据说是喝了王莽献上的椒酒。次年，王莽立二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自己摄政（称居摄）。至公元8年，王莽即皇帝位，国号新，西汉亡。
新朝的建立没有给社会带来生机，王莽的改制接连失败，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速了新朝的覆灭。
最先对王莽政权发动反抗的，是受害深重的北方边民。不久，各地相继出现农民暴动。天凤四年（17年），荆州饥荒，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聚集数百人于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中，各地流民纷纷投奔，数月间达到七八千人，被称为绿林军。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率军镇压，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扩大到五万余人。次年绿林山瘟疫流行，绿林军分路出山，一支西入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江陵），称下江兵；一支北上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市），称新市兵。平林人陈牧等率众响应，称平林军，其中有西汉宗室刘玄。宗室刘绩、刘秀兄弟也组成舂陵军，与下江兵合作。绿林军为扩大影响，拥立刘玄为皇帝，恢复汉朝，称更始元年（23年）。王莽派数十万大军阻击，前锋十多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说服众将坚守，自己突围求援，其后以三千援兵击毙敌军主帅。与城中合兵，取得大胜。昆阳大捷后，绿林军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攻克洛阳，一路西入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南），直取长安。王莽危急，率群臣至南郊，告天大哭，有数千儒生、百姓因哭得悲哀而被封官。九月，更始军入长安，王莽逃至宫内的渐台，被暴动的民众杀死。公元24年初，更始帝由洛阳迁都长安。
另一支起义军赤眉军是由琅琊（今山东东南一带）人樊崇发动的，最初在莒县（今属山东莒）起义，在泰山、北海（今山东境内）一带活动。地皇三年（22年），王莽派廉丹等率十多万军队镇压，为在战斗中与敌军相区别，他们将眉毛涂红，因而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县境）击败王莽军，杀廉丹，势力大振。更始帝在洛阳时，樊崇等曾接受了他的封号，但因受到排斥，又脱离了更始。当时赤眉军部众想返回故乡，军心不稳，为防止瓦解，樊崇等决定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在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东）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而更始内部一片混乱，演变为兵变火拼。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等先后投降。
更始帝在洛阳时，派刘秀镇慰河北。刘秀收编地主武装，消灭农民起义军和敌对力量，在河北建立基地，脱离了更始帝。在赤眉与更始厮杀之际，刘秀乘机遣部将攻城略地。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部（今河北柏乡县北）南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恢复汉朝，史称东汉或后汉，刘秀死后被称为世祖光武帝。同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建武三年（27年），赤眉军的主力在离长安东归途中向刘秀投降。同年，割据中原的梁王刘永从被刘秀包围的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县南）出逃，被部下所杀。建武四年，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县南），至六年初攻克，李宪被俘。建武五年，刘秀的部将吴汉杀刘永之子刘纡于郯（今山东郯城县），张步杀苏茂后投降。建武六年，吴汉克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俘董宪、庞萌。至此，刘永势力全部肃清。同时，割据黎丘（今湖北枝城市北）的秦丰被俘。占有武当（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的延岑和田戎等逃亡，投公孙述。割据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的彭宠被其苍头（家奴）所杀。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东汉所有。
建武五年，据有河西的窦融归附东汉，使割据陇西的隗嚣处于孤立境地，致使其向据有巴蜀的公孙述称臣，合力抗汉。建武八年，刘秀与窦融两路夹击，消灭了隗嚣的主力。建武九年正月隗嚣死，十年十月，其子隗纯降，陇西平定。建武十一年，汉军两路大军攻蜀，十二年十一月公孙述战败受伤身亡，成都降，巴蜀平，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消灭。至此，除了一些边疆地区外，全国重新统一。
光武帝（25～57年在位）实行“务用安静”（务必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政策，“以柔道行之”（实行富有弹性而灵活的政策）。他注意减轻赋税徭役，提倡节俭，放宽刑法，释放奴婢，并省郡县，精简官吏，任用良吏，打击豪强，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到恢复。明帝（刘庄，57～75年在位）、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和帝（刘肇，88～105年在位）时，基本继承了光武帝的政策，同时对诸侯王加强控制，防范外戚专政，所以政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在此期间，南匈奴降汉南迁，东汉初的失地收复。北匈奴被击败，西域都护府重建。
但即使是在东汉的全盛时期，也没能再造西汉的辉煌。和帝以后，东汉初就预伏着的危机很快暴露出来，而且日益严重。
光武帝是依靠地主豪强的支持才登上帝位的，特别是他故乡南阳一带的宗室、豪族，是他主要的依靠力量。东汉初，官僚豪强拥有大量土地，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他们大多凭借权势隐匿不报。户口隐漏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其中一部分就隐匿在官僚豪强名下。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各州郡认真清查核实垦田数和户口登记，就是为了将被隐漏的土地和户口清查出来。但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员和豪强地主勾结起来，以“度田”为名，对农民实行苛刻的清丈，连屋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也要计算，而对豪强却百般优待庇护，百姓怨声载道。光武帝得知后，将有舞弊行为的十余名高官处死，但各地都出现了“大姓”、兵痞和“群盗”（一部分为起义农民，一部分为盗匪）的武装反抗，袭击行政机构，杀死官吏。地方政府加以追剿，军队一到就不见踪影，军队撤退后又重新集结。光武帝只能采取变通办法，“度田”不了了之。
古代青铜器连开国皇帝也无法触动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以后的皇帝就更无能为力了。正因为如此，东汉期间豪强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被他们隐匿的田地和户口也越来越多，转嫁到在籍的农民头上的负担必然越来越重，而东汉的国力却越来越弱。
章帝死后，就接连出现少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秉政的局面。而少主一旦成年，就依靠宦官夺回权力，清除外戚。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一次次重演，成为东汉无法摆脱的轮回，直到覆灭。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制造出一次次权力斗争，使大批文武官员和无辜平民成为牺牲品，而且导致吏治腐败，国势衰落。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清议”之风，即评议鉴品人物。善于清议的名士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领袖，他们的贬褒左右着舆论，影响着士大夫的进退。清议起了扬清激浊、发扬正气、揭露黑暗的作用，但往往失之偏激、矫枉过正，甚至故作姿态、哗众取宠，名士中混杂了不少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士人的太学，很自然地成为清议的中心。而当权的宦官集团是清议的主要目标。这种斗争又与朝廷的权力斗争、外戚与宦官之争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为桓帝（刘志，146～167年在位）、灵帝（刘宏，167～189年在位）时发生的“党锢”事件。
使东汉衰落的另一个因素是民族矛盾。地方官吏对羌人的残暴统治，引起他们一次次的反抗，朝廷屡次出兵镇压，并将一部分羌人迁至陇西、陇东和关中。羌人的反抗波及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迫使朝廷将西北和关中的行政机构内迁，还强迫百姓随同迁移，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对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长期镇压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加剧了民族矛盾。
灵帝时，钜鹿人张角传播太平道，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其徒众迅速增加到几十万，遍布八州。中平元年（184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起义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爆发，并迅速得到各地响应。尽管黄巾军的主力在9个月后就被镇压下去，但余部仍在各地坚持，张鲁以“五斗米道”为基础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在汉中存在了二十多年。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将领和地方官乘机掌握了军政权力，形成与朝廷抗衡和分裂割据的基础。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外戚何进联合官僚、名士，与宦官集团做了最后一场较量，结果两败俱伤。地方军阀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协（献帝），控制朝政。关东州郡联兵讨伐，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但董卓实际控制的范围有限，统一的东汉政权已不复存在。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王允计杀，但其旧部又杀了王允，仍控制着朝廷。不久，董卓旧将自相冲突。献帝逃出关中，依附曹操，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市东）。曹操先后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刘备占有巴蜀、汉中和西南，孙权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和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合，在赤壁（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击败曹操，从此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20年，曹丕迫使献帝禅位，名义上的汉朝至此也结束了。
一般史书上将西汉的起迄时间定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东汉则自公元25年至220年。严格地说，公元前206年刘邦自己只称汉王，统治区范围也有限，至公元前202年才称帝，至此汉朝才开始。这样算来，西汉有210年，东汉有195年，合起来共405年。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至清朝被推翻，在这2132年间，比较长的宋朝（北宋、南宋合计，算至1276年宋廷降元）是316年，唐朝是289年，明朝是276年，清朝是267年，没有一个能超过汉朝。
如果我们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发现：西汉所拥有的稳定疆域基本保持到了清朝前期，尽管在边疆的局部地区有所盈缩，但主体部分并没有变化。
“汉承秦制”，但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它的制度还来不及经受时间的考验，秦朝的短命更给它的制度蒙上了一层不祥的色彩。真正使秦朝的制度得到保持、发展和完善的还是汉朝，而只有经过了汉朝四百年的检验，这些制度的适用性才得到了确认，这就是当时很多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原因。
传世的文献资料使我们了解到，汉朝曾经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强大而富足的国度，拥有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灿烂丰富的文化。考古的发现，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书、地图、帛画和大量实物，长安和其它古城遗址，居延和河西其它地方的汉简、连云港尹湾出土的汉简、中山王墓中的金缕玉衣、南越王墓、徐州楚王墓等等，更证实了文献记载。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汉”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绝不是偶然的。
汉朝为什么会建立？为什么会延续四百年？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又为什么会走向覆灭？读了本书后，你必定会找到一些答案。